趋向实用的教育价值观

1882年，盛宣怀在给津海关道、电报学堂、上海电报局咨文的落款后，加盖“实事求是”印章，此印信又出现于1896年《请设学堂片》奏稿等多份文献的署名之后。实事求是是盛宣怀长期崇尚、遵循的行事准则之一，他从事教育活动时，努力从这一原则出发，趋向实用是其教育价值观的核心。

盛宣怀早年受常州学派求实致用学风影响，留心时务，务实求用。此后又长期经办关乎国计民生的近代工矿企业，参与中外交涉、商务及赈灾事务，具有比较明显的实用主义思想。他长期处于洋务第一线，“于商务、洋务尚肯苦求研求”，（注：李鸿章：《重整上海织布局折》（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1893年12月3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77卷，第12页。）对于以西方科技为基础的近代教育之于中国社会变革的作用，认识比一般洋务派人士更为敏锐深切，由此对传统的道器观产生微妙的变化。他说：

泰西不读孔孟之书，兵刑钱谷不亚东土，其所读之书亦必有所长。韩文公说易，形上者谓道，形下者谓器，道丽于虚而器征诸实，故形上将有不敌形下之势，实亦天运之使然耳。（注：《盛宣怀与冈千仞笔谈》（光绪十年秋冬，1884年秋冬），王尔敏、吴伦霓霞合编：《清季外交因应函电资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1页。）

他突破了道本器末观念，主张大力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以后扩至政治、法律、文教制度方向。他深刻认识到西方近代教育具有讲求实用，面向社会经济的世俗价值取向，主张兴学育才的根本目的要服从、服务于富强救国的现实需要。甲午之前，他与其他洋务派一样，认为只要引进西方科技，大力发展近代工矿实业，就能够实现国富兵强的目标。在创开各种实业的同时，意识到传统学校教育根本培养不出办洋务所需的适用人才，又不能长久依赖外人，遂不遗余力创办各类技术实业学堂，直接为自己经营的实业造就技术人员，使办理技术实业学堂成为他仅次于洋务企业的重要活动。甲午后，更将发展新式教育作为救亡图存的根本，进一步仿行西方教育制度，提升育才层次，扩大办学规模。除续办实业学堂外，更培植社会变革所需的法政人才，又专设译书院，遣派留学生，其出发点都是为了挽救危亡，实现自强。一言以蔽之，他将兴学育才视作富强救国的利器。具体到如何造就社会亟需的人才，他主张学以致用，专精所学，学用结合，考求实效，不以科举为目标，而以经办时务为业；教育内容与专业设置要顺应时变，切近而易成，西艺与西政兼具，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并举，中学与西学并进。总之，开设学堂，培育人才要贴近近代工商实业与社会变革所需所用。盛宣怀趋实用的教育思想，显然突破了儒家“重义理，轻技艺”“德上艺下”的传统教育观念，并以其教育实践冲击了我国传统教育崇尚人伦道德的价值取向和人才培养模式，有利于推动新式教育在我国的成长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