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从三个方面看上海现代

第三节　从三个方面看上海现代 大学与中国新文学之关系

一、现代大学理念与中国新文学

我们注意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现代大学，办学方针各不相同、历史沿袭不尽一致、长校者风度也各不一样，使得它们所具有的文化品格自然各具特色。但所有这些相互不同的因素外，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现代大学的大学理念。现代大学理念，这是一个类似“元问题”的问题，它直接影响到了上海现代大学，乃至全国大学的办学方针以及文化态度。

就现代大学而言，其起源肇始于欧洲的中世纪。但直到17世纪它的学科体系仍以“经院课程”（Scholastic Curriculum）为核心。现代大学制度诞生的标志，是洪堡（W．von Hunboldt）在1810年受命组建柏林大学。他的大学新理念就是以大学为“研究中心”，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创造性的学问”。⁽⁹⁾洪堡提出了著名的“洪堡五原则”，特别强调大学首先应该相对独立，应该研究学术，发展科学，这种大学自主和学术自由，才更符合普鲁士作为一个文化国家的根本利益。注重研究和创造新知识，这是具有代表性的德国大学的办学理念。蔡元培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时，主要就是以德国大学为参照的。

1852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并长期担任爱尔兰都柏林新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约翰·纽曼（John H．Cardinal Newman）出版著作《大学的理念》（The Idea of University）。他认为大学之目的在“传授”学问而不在“发展”知识。大学传授的不应该是实用的技术知识，而应提供以文理科知识为主的博雅教育，大学是培养绅士的地方。简言之，纽曼的大学理想重在对古典文化传统的保持，教育的目的是培育绅士，这与中古大学所扮演的角色是契合的，也是古典大学留给今日大学教育的重要遗产。纽曼的大学理想，代表着英国的注重教学及培育绅士的大学传统。

美国大学借助后起的优势，一方面继承德国重研究的传统，一方面也继承了英国大学重教学的传统。美国大学的研究院与本科二重结构，即研究院采用德国模式，大学部多受英国影响，就是结合德、英模式设计而成的。美国大学兼容了英、德二者的大学理想。现代大学的功能既不限于纽曼的“知识传播之地”，也不限于洪堡的“研究中心”和“创新基地”，而是直接赋予了为社会服务的新功能。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中国现代大学的建立，是从西方横向“移植”而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1941年撰《大学一解》中说：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固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¹⁰⁾

精神的相通，在于教育的终极目标相同，都是育人，因此，梅贻琦以儒家“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②来解说今日之大学精神，但制度上，却是无法继承古代中国的传统了。

上文已经提到，德、英、美三国大学理念各不相同，中国的大学则对此都有借鉴。众所周知，在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时，称：

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¹¹⁾

第一条，“研究高深学问”，与德国重研究的大学理念挂上了钩。“研究高深学问”的理念并非在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的演讲中第一次出现。早在1912年10月22日教育部公布的《专门学校令》中，第一条即曰：“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¹²⁾同年10月24日颁布的《大学令》第一条曰：“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⑤考虑到蔡时任教育总长，此两条的提出，应与其也有密切关系，此是别话。应该注意的是：“教授高深学术”与“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的宗旨，已经体现出了重研究与知识创新和重社会需要相融合的趋势。深重的国难面前，社会各界都是把教育的改革当作救国的具体方案来体认的，这使得中国现代大学在建立之初，就蒙上了功利主义的阴影。到了1922年，“壬戌学制”制定以后，仿照美国的大学制度被以国家政策的形式稳定下来，相关的大学理念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认可，于是造就人才服务社会也进入了大学理念中，由此影响到了各个大学的办学方式。表述各不相同，但都约定在两点上：（1）“研究高深学问”；（2）“造就专门人才”。例如复旦大学民国九年（1920年）重新修订的《复旦大学章程》里明确说：“本校以研究学术，造就专科人才为宗旨。”⁽¹³⁾1928年清华改学校为大学，1929年6月12日通过的《清华大学规程》确立：“国立清华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求中华民族在学术上之独立发展，而完成建设新中国之使命为宗旨。”⁽¹⁴⁾1930年的《大夏大学一览》申述其办学理念为：“本大学以融汇中外文化研究深邃学术养成高尚人格造就专门人才为宗旨。”⁽¹⁵⁾1936年《光华大学章程》：“私立光华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为宗旨”。⁽¹⁶⁾1936年《交通大学一览》中说：“本大学根据中华民国教育宗旨为遵依总理遗教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交通建设专才为宗旨。”⁽¹⁷⁾至于对英国的借鉴，则体现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上。

一旦确立了“研究高深学问”和“造就专门人才”的大学理念以后，就可以理解大学理念对于大学里所应教授的知识的“选择”与“规避”了。对于中国文学系这样的人文学科来说，“高深学问”乃是古代文学，乃是“国学”，新兴的新文学带着社会时尚的味道，又宣言要文言一致，贴近大众，是算不得真正的“学问”的，也就不会出现在大学讲堂里。难怪朱自清会感叹：

大约是由于“傲慢”，或婉转些说，是由于“学者的偏见”，他们总以为只有自己所从事的国学是学问的极峰——不，应该说只有他们自己的国学可以称为正宗的学问！他们自己的国学是些什么呢？我，十足的外行，敢代他们回答：经史之学，只有经史之学！⁽¹⁸⁾

所谓中国文学系，其所要造就的“专门人才”，必须是能保存中国文明，传承中国文化的，因此，中国文学系的学生须对“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学），须有通彻的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¹⁹⁾那么显然，能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使学生了解“中国固有文明”的，还是“许（慎）郑（玄）之学”，还是传统的经、史、子、集。这也就不奇怪，直到今天，台湾大学的中文系的教学宗旨里还有这样的说法：“故本系之教学目标乃在发扬中国文化，传授经学、小学、诸子、文学、文献学等专门知识，以培养学生对于中国语言、文学、学术思想、文献资料深厚之认识与研究能力，并期勉学生以坚实之学术训练与文化素养作为日后从事学术研究、语文教学、艺文创作及各项文化工作之基础。”

中国文学系对于知识与“学问”的如此体认，对于新文学的排斥，不仅存在于新文学的反对者身上，就是新文学的热爱者和实践者，头脑中也是带有此种意念的。举个小小的例子，如朱自清在《一般》第29卷第6号（1928年）中谈到：“胡适之先生在《我的歧路》里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我想套着他的调子说，‘国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这便是现在我走着的路。”考虑到当朱自清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和胡适都是大学教授，“职业”与“娱乐”的对立就不免耐人寻味了。朱自清眼里的“职业”即是大学里要认真对待的学问，不论是哲学也好，还是国学也罢，都是需要付诸心血研究，也是要通过教学传承给学生的。但“娱乐”呢，却是散发感情心思的“文学”。在当时语境下，这里的“文学”就是指的“新文学”，由此可见，新文学在当时还没有确立其“严肃”的地位，在胡适、朱自清这样的学者眼里，它都带有一定的“娱乐”意味。好比对一个当代学生来说，教室上课是正业，下课上网是娱乐。这就难怪在1937年以前，朱自清创作的散文，多发表在《一般》这样的杂志上，带有娱乐的性质，在《清华周刊》上难觅踪影，更不用说著名的四大学报之一的《清华学报》了。

再举一个例子，郁达夫在1924年曾到北京大学做教员，但他讲的是什么呢？是统计。

“谁高兴上课，马马胡胡的。你以为我教的是文学吗？不是的，‘统计’。统什么计，真正无聊之极！”

“他们为什么不请你教文学呢？”

“谁晓得那般混帐忘八旦的。如果不是帝大同学××提议聘我，恐怕连统计也不会肯请我教呢。”⁽²⁰⁾

由此可见，北京大学邀请郁达夫授课，并不因为他是新文学作家，也不需要他讲新文学创作，因为新文学此时还难登大雅之堂，还不能作为“高深学问”去讲授，用来培育“专门人才”。同样的，1920年鲁迅在北大讲的也不是新文学，而是中国小说史，他根据教学写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已经告诉我们，那跟新文学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再从当时沐浴“五四”新文化运动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的角度看。1919年初出版的《新潮》将刊名译为“The Renaissance”，已宣示了这一代青年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而该刊在第1卷第1期上即开辟“故书新评”专栏，声称“吾人研求文籍，虽不可不偏重今世，势亦不能尽弃故作。……平情言之，故书亦未尝不可读，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求御”，从而发出了与反传统时代主调不同的声音。新潮社同仁虽然反对国故社抱残守缺式的“保存国粹”，但并不是反对研究国故本身。他们强调的是以“科学的精神”“把国故当作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和中国民族过去的历史”来研究，⁽²¹⁾并认为如此“把我中国已往的学术，政治，社会，等等，做材料研究出些有系统的事物来，不特有益于中国学问界，或者有补于‘世界’的科学”。

这段话至少可以说明两层意思，一、研究国故是为了保存中国固有传统文化，二、研究的态度是科学的，方法也是系统的，出产的成果须是有创造性、对学问的增进有帮助的。而这，正是大学作为传承一国之文化、研究“高深学问”的题中应有之义。同是“国故”，如果是用中国传统的手法去研究，是泥古不化，抱残守缺；但采取西方的科学式的方法，对之进行有如外科手术般精确的诊断和治疗，却不仅是允许，而是能欢心接受、被热烈推崇的。而这种研究方法的转移和更新，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大学理念转变后的产物。

大学理念及其所决定的大学使命，使大学具有了作为学术研究机关的权威性，也必然使大学对知识采取“遴选”的态度。这表现为一系列明确的“规定”。当这些“规定”随制度生成之后，也就形成了不太容易注意到的“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的“认知性装置”。⁽²²⁾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得知，阻止新文学进入大学中国文学系讲堂的，不仅仅有客观的因素，如新文学尚在历史发展中，还无法做系统研究等，还有一层主观的因素，就是由大学理念所主导的、大学教学中对知识的选择，而这，也正是大学所拥有的知识权力。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理念为陈独秀、胡适们创造新文学提供了空间，但大学所代表的现代学术体制的知识权力，又延宕着新文学进入大学课堂的脚步。正如杨振声后来回忆的：

自新文学运动以来，在大学中新旧文学应该如何接流，中外文学应该如何交流，这都是必然发生的问题，也必然要解决的问题。可是中国文学系一直在板着面孔，抵拒新潮。⁽²³⁾

有句话叫“态度决定一切”。了解了中国现代大学对于大学理念与使命的设定，就不难理解大方向上，它们在对待新文学所采取的措施上的一致性。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尽管各个大学有着自己的风格与办学方针，但在接纳新文学这一点上，都显得有点矜持。大致上说，直到1929年以前，新文学还是游离在大学课堂教学之外的。1929年以后，也不是每个大学都设立与新文学相关的课程，比如光华大学中文系，直到抗战前的课程设置中，都没有包含“新文学”的因素。而这，就跟各个学校不同的精神气质有关了。

以上是对影响新文学与大学关系的因素进行简单的归纳。在“研究高深学问”、“造就专门人才”这种基本观念的驱使下，各个大学的办学理念以及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却是各不相同的。上海众多的现代大学，各自有其不同的校园文化环境，不同的办学方针、历史沿袭，学校管理者也有不同的风格。诸如此类的因素，无疑影响着它们对于新文学的态度。例如复旦大学继承了前身震旦大学的学生自治传统，校方也积极倡导学生自治，并把学生自治写进了学校章程，因此校园里学生民主自治的风气浓厚，校园文学活动活跃。又由于李登辉校长治校的“美国风味”，使得学校形成了“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学术传统，这为师生从事与新文学相关的活动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也使得新文学课程的设置在复旦开了先例。中国公学因由归国留日学生所建，因此具有很强的革命性和革新性。胡适掌校后，新文学相关课程遂进入中国文学系，具有革新意义。同时，只有小学文凭的沈从文在中国公学首次登上大学讲堂，开始了从教生涯，使得中国公学在教师的聘请上，也取得了突破。光华大学由于其特殊的建校历史、对圣约翰大学的“反叛”，及张寿镛、钱基博的影响，使得中国文学系在教学体制上对新文学也持保守态度。但光华大学课外的文学活动却一点不保守，田间、周而复在光华左联的活动，穆时英、予且、王家蒶、储安平在《光华周刊》和《中国学生》上的创作等，都能说明这一点。

二、上海现代大学文学教育活动与新文学

对于大学文学教育活动的考察可以是多方面的。而文学教育的作用就是把“文学”知识化，并通过学科规训的方式普及到每个读者的头脑中，转化成一般人看待文学的眼光和趣味。因此，对于新文学来说，它的课程设置情况，围绕课程设置所展开的教学情况、教师情况和教材的编写及研究状况这几大方面，在考察大学文学教育与新文学的关系过程中，就显得很重要。在以后的论述中，将从这几方面来具体分析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所代表的上海现代大学的文学教育活动与新文学的关系。

前面曾提到，由大学理念所决定的知识的传授，可以归结为对两个问题的回答：（1）“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是19世纪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著名问题；（2）“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这是20世纪中后期，美国学者阿普尔所提出的可与斯宾塞问题相媲美的问题。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解答可以求助于技术理性和科学主义，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却是由更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但在现代大学里，不管是“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还是“谁的知识最有价值”，所有这一切，最终却都必须具体落实和体现在小小的课程设置上。

而对课程设置的文化分析，又体现在两方面，即课程结构的文化分析和课程内容的文化分析。课程内容离不开课程结构。课程结构的文化特征表现为它的控制性，而课程内容的文化特征则体现在它的价值性。也就是说，课程内容并不是中立的和客观的知识，也不是绝对的真理，而是负载着价值的，是渗透着意识形态的。

与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设计分不开的，则是教师的教学活动、教材编写活动和研究活动。

从课程设置方面看，由于上海的现代大学地处上海这样一个现代都市中，决定了上海现代大学在新文学课程设置上，也体现出与北京等地所不同的特点。

首先，由于上海现代大学在学科设置和课程设置上所体现出的实用性，使得在新文学课程设置上，也杂糅进了实用的因素。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1929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可以看作北京的大学开设新文学课程的开始。由于清华大学的声望远高于上海的现代大学，因此，在很多时候，这也被看作了全国大学开始开设新文学课程的标志。⁽²⁴⁾但实际上，上海的大学，由于受实用性的影响，必须考虑社会需求，很早就开始尝试在大学讲堂上设立新文学课程。究其原因，是因为上海的大学并不像北京的大学那样，需要负担沉重的文化的考量。上海大学在设立新文学课程方面，是具有开创性的。如复旦大学，早在1924年就以“中国语体文学史”这样的形式开始了新文学的课程。由于具体情况不可考，只能从名称上看出这门课程与新文学的关联，但无法认定课程内容究竟多大程度上与新文学有关。这可以看作新文学课程设置的先声。1929年，中国公学则设立了“现代中国文学”和“新文艺试作”这两门课程。以下是这两门课程的课程说明：

现代中国文学：这课讲授十余年来新文学运动的产品。

新文艺试作：这课是小说，戏剧，诗歌等创作的实习。⁽²⁵⁾

从这两门课的课程说明我们可以看出来，它们完全是以新文学为内容的，这使得中国公学在新文学课程设置上具有革新性。

其次，从另一方面讲，也正是由于身处上海，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风头浪尖，使得一部分人反而对“新”的事物产生逆反心理。上海的现代大学中，也有在设置文学课程时，反而对新文学采取保守态度者。这主要以光华大学为代表。

光华大学直到抗战以前，也没有设立新文学的相关课程。与之相对比的是，上海的其他大学，私立者如复旦、大夏等（中国公学在1932年毁于“一·二八”战火），国立者如暨南大学，教会大学如圣约翰等，都设立了新文学课程时，光华大学却始终不设立新文学课程，并以此来显示对本国和本民族文化的坚持。

新文学课程在现代大学的设置这事实，看似简单，实则具有重大意义。新文学课程的设置，对大学国文系的课程结构产生影响，课程结构的改变则意味着知识权力与控制的改变。

新文学课程在大学里被设置以后，上海现代大学教育活动与新文学的关系则主要体现在它的教师情况、教学情况和教材的编写及研究活动这几个方面。这几个方面实际上涉及到的都是知识内容的筛选问题。

教师是知识传授中重要的一环。在大学与新文学关系上，教师起着重要的作用。课堂教学、教材的编写和对新文学的研究这诸多方面都与教师密切相关。所有这些活动，都是以人为中心展开的。因此，对于教学活动、教材编写和研究活动的考察，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转换为对教师的考察。胡适就曾经说过：“一切教授的好坏，完全视教师对于教材准备是否充分与言语说明是否明晰为标准，学生学业的所得，也全由于教师的授予。”⁽²⁶⁾

首先，教师课堂上是否传授新文学，选取哪些内容传授、持怎样的态度，这些都会直接影响到学生对新文学的鉴赏和趣味，也影响到新文学在大学的发展。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与校方态度有关联，也与课程设置有关联。

复旦大学之所以能在1924年开了设立新文学课程的先声，除对大学教育实用性的考虑外，拥护新文学的教师的推动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如刘大白、邵力子、陈望道等人，就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刘大白，他在1924年到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国文部主任，在他的推动下，1924年复旦改国文部为中国文学科，并围绕“整理旧文学、创造新文学”的教学目标，设立了一系列课程，并设立了“中国语体文学史”这样的课程。中国公学则是由校长胡适的推动。而光华大学则因其从教会大学圣约翰中脱身而来。圣约翰大学当初对中国文化的消极态度曾令钱基博、孟宪承等教师心怀不满，因此，他们在光华的教学中处处要表现出对圣约翰的反叛，也以此来显示对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尊重与坚守。同时，校长张寿镛与文学院院长钱基博，国学功底都相当深厚，他们在教学与研究上自然偏重国学，对新文学则采取保守态度。因此，光华大学在抗战之前都不设立新文学课程。

其次，有的教师本身就是新文学作家，比如沈从文、朱自清等，从教经历难免会对其创作发生影响，创作也会影响教学，这其中的互动关系因人而异，但却是存在的。沈从文在中国公学任教以后，写出了一系列的文学批评文章。究其原因，至少有一条，是因为课堂教学需要沈从文从理论角度梳理自己的创作意识，这种系统的、学理性的梳理反过来也促进了沈从文的创作。

最后，教师的“当代”教材编写活动，决定着课程内容的取舍，这也就决定了新文学在不同大学环境中的发展境遇。

教师的教材编写，实际上也是教师的研究著述活动。30年代是文学基础理论读物出版的高峰期。这些文学论类型的读物大部分本是大学或高级中学的讲义、教材，既用于教学，也作为参考读物以及普及文学知识之用。像卢冀野著的《何谓文学》（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出版）的《序》就说明此书“曾先后在中央大学区立南京中学、钟英中学高中部，金陵大学诸校用作文学概论课程讲义……惟国内素甚少文学入门之书籍，此惟初学之助”。⁽²⁷⁾在这时期还出现了文学史写作的热潮，⁽²⁸⁾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很多大学都开始开设文学史课程，教员为了授课，就要专门编写各种文学史。如1933年，王哲甫在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的《自序》中，就说明了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是在山西省立教育学院给学生上新文学课程时用的讲义。⁽²⁹⁾

在上海，复旦大学赵景深编写的《文学概论》（开明书店）和《文学概论讲话》（北新书局），都曾在复旦上课时试用过。⁽³⁰⁾陈子展撰写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也是在大学做讲座时的讲义，后来又扩充、深化为《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详细记述了晚清以来的文学，包括文学革命运动。陆侃如和冯沅君在中国公学任教时，曾共同撰写了《中国诗史》和《中国文学史简编》，其中《中国文学史简编》中有“文学与革命”一节。光华大学的钱基博撰写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一直是他在光华大学和无锡国专上课时实用的教材，其中有《新文学》一章，论及晚清以来的“新民体”、“逻辑文”与“白话文”（关于钱基博及其《现代中国文学史》，在论述光华大学时再做较详说明）。

包含于教材编写与研究著述中的教师对于新文学的态度与价值观，通过教学活动，直接影响到学生对于新文学的看法与评价。他们在教材编写过程中的取舍，左右着后来人对于新文学的理解与评价。著述活动既在当下进行，本身也是学术范式形成的过程，影响着新文学研究传统的形成。由于新文学还是一种新生事物，还处于萌芽草创阶段，这些编写与著述活动就不可能是完全封闭、自足的，时刻处于一个大的社会批评语境中。这样，教材的编写和研究著述，也因各自立场的不同，呈众声喧哗、相互对话与论争的状态。

通过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和光华大学所代表的上海现代大学中，其教师在编写不同的教材的同时，不仅在共同构建着新文学的观念与传统，也因其不同的立场与态度，在“当下”形成了相互对话与论争，这种对话与论争导致了新文学在不同大学的不同境遇，也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动着新文学向前发展。复旦大学赵景深编写的《中国文学小史》对新文学的发生赞赏不已，因而必然不同意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新文学的否定态度。⁽³¹⁾反过来，在谈到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时，钱基博也不会忘记自己的立场，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新文学大加叱责。陈子展写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与《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和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在谈到新文学时，则都受到了“时下”流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在对其时教师的学术活动进行研究时，还有一个方面不能忽视，那就是大学学报上发表的教师的研究成果。

应该看到，大学学报在解读大学与文学关系（不仅指大学与新文学的关系）时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学报从表面上看，主要刊登在校教师和部分学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和极少部分的文学创作。作为知识输出的一部分，它虽与课堂教学的直接传输不同，但同样可以看作教育的一个环节。宽泛一点说，所有的报章都可以看作是社会教育的一部分，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下，也确实有很多报章希望肩负起社会教育的责任。但在深层次上，学术期刊的运作，体现的是学术传播、反馈与评价机制的运行。学校“官方”标举什么，不标举什么，往往从学报的态度反映出来。当学报上刊登某类文章、不刊登某类文章的时候，就足以直接地反映出这所大学当时的学术价值取向。同时，学报特有的“当下性”的特征，也使得这样的“反映”相对修订再版的学术著作、后人的回忆等等二手资料来说，更加客观真实一些。比如《光华》半月刊，作为光华大学当年类似学报性质的校刊，每期都刊登本校教师的研究成果，内容涵盖文理工，方方面面，不一而足。文学院院长钱基博、教授钱锺汉等几乎每期都在上面发一篇文章，校长张寿镛也时常“露一手”，但《光华》半月刊上登载的有关新文学的学术文章，只有两篇：一篇是许闻渊的《文体平议》，另一篇是的《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两篇文章都对新文学持保留态度。这个眼前的事实，本身已经说明代表校方态度的学刊，新文学是不受欢迎的。校刊不提倡，学生自然也不会在校刊上得到新文学的教育。（当然，这样的态度并不妨碍学生欣赏、创作新文学，好比现在的大学提倡最好不要恋爱，学生也不见得会遵守，毕竟当时的社会风尚已经发生改变。）又比如说《复旦周刊》，作为复旦大学的校刊，它对待新文学的态度却颇为开放，早在1927年，刘大白的《白屋文话》已经在《复旦周刊》的“谈话”栏目中连载，“人话”（白话文）与“鬼话”（文言文）在校刊上争斗时，无形中在教师之间传递着新的思想价值，也通过知识传播影响着青年学子。

应该说明的是，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由于文科多由私立大学设置，而私立大学又多因资金关系，教师薪水较低。因此，当时的教授们因生计关系，常常兼课不止一所大学，如郑振铎兼课复旦大学与暨南大学，冯沅君、陆侃如兼课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徐志摩兼课光华大学和大夏大学，刘大白主要在复旦任教，又兼课上海大学，教师在不同大学间流动也是普遍现象，很少有“从一而终”的。兼课对教授们来说，大多是出于经济的考虑，有点迫不得已的苦衷。但兼课带来的后果之一，就是加速了知识的流通，使得各个学校的学生都能领略到不同学校名师的风采，得到他们的指点与教诲。如洪深任教复旦期间，从1928年起到1934年，一直指导复旦剧社，大大推动了复旦剧社的发展，为话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人们不太了解的是，1929年，他还兼课光华大学，也帮助光华大学的学生组织了光华剧社，并同样对其进行指导。

三、上海现代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与新文学

所谓现代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包括师生的文学创作活动、编辑与出版活动，校园内的各种文学协会和社团等。相对于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的“曲折”来说，现代大学环境中的文学活动则是真正的“民间行为”，校里校外，汹涌磅礴，从新文学诞生之日起就没有间断过，持续地为新文学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持。这些活动本身就构成了新文学的一部分，并推动着新文学的发展。尤其是当校方对新文学持保守态度时（如光华大学），大学环境中的新文学创作更是对大学官方态度起着有效的抵消作用。

当时的很多新文学作家，身份同时是教师或学生，例如鲁迅、周作人、朱自清、徐志摩、叶圣陶、郑振铎、梁实秋、冯至、郭绍虞、赵景深、洪深、陈翔鹤、冯文炳、冯沅君、赵家璧、穆时英……数不胜数。他们创作了作品，并不一定在学府内的刊物上发表（其实原因更可能是无法在校内刊物上发表），而主要在学府外的刊物上发表，因而作家身份掩盖了教师和学生的身份。当时的教师和学生都一样，通过筹办自己的刊物来实践其艺术主张（不是出版商办杂志，而是作家亲自创办或编辑文学杂志）。自然，不同的文学主张聚集成不同的流派，喜者愿闻其详，恶者起而攻之，文学论争由此兴起。因此文学史研究中，多以流派特征来归纳他们的创作倾向，几乎不问及他们的职业和教育背景。例如复旦大学教授赵景深、刘大白、郭绍虞，暨南大学教授郑振铎，清华的朱自清，他们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兼课光华大学），光华大学的罗隆基（兼课中国公学）、梁实秋、徐志摩（兼课大夏大学），又是“新月社”的主力……如此统计下去，由于当时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空间都在教育与文艺、出版界，那么大多数教授或学生，都可根据其教育背景或职业归到不同的大学去，算到现代大学与新文学关系的账上。

当然，最值得关注的还是大学校园中发生的与新文学相关的活动。如复旦大学的复旦剧社，在洪深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活动，演出了《雷雨》等剧目，培养了马彦祥、朱端钧、凤子等著名戏剧家，为推动话剧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复旦大学1937年成立了文摘社，出版《文摘》杂志，摘编时事学术评论和学术作品。由于紧贴时事的特色和高屋建瓴的学者摘选眼光，使得《文摘》出版后即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影响，对推动新文学的社会普及和新文学发展有一定贡献。中国公学的中国文学系，成立了中国文学系系会，出版《中国文学季刊》，推动了新文学在校园的普及，也扩大了新文学的校园感染力。中国公学还编辑出版了《吴淞月刊》，胡适、沈从文等都在上面发表新文学作品。光华大学虽然校方对新文学持保守态度，但由于校园环境的自由宽松，使得新文学在光华校园内反而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如田间、周而复在就读光华期间，就积极参与左联的活动，编辑过《文艺丛报》、《小说家》等进步刊物，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在光华大学的生活奠定了他们一生的基调，大学毕业后，他们都先后奔赴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外，《光华周刊》和光华当时的在校学生赵家璧主编的《中国学生》上，穆时英、予且、王家蒶、储安平、赵家璧都发表过自己的作品。

其次，在校园文学活动之外，还须关注使新文学与大学发生密切关系并产生影响的人和事。这种“关系”与“影响”同样包括两个方面，一指对新文学进入大学讲堂、建立学术传统有影响的；二指既对新文学创作有贡献、又影响大学校园文学与文化建设的作家。例如浅草社，固然不能算复旦大学的学生社团，但其重要成员中包括复旦大学学生陈翔鹤、胡絮若、周乐山等。尤其是陈翔鹤，他还在《复旦季刊》上发表文学作品，潜在地影响着校园文学创作和鉴赏。又如光华大学的学生赵家璧，他在校期间即主编良友的《中国学生》杂志（1929—1931），以介绍学生生活为主，并刊登少量篇幅较短的小说和散文。因同是光华师生校友的关系，穆时英、予且、王家蒶，甚至徐志摩、罗隆基等人都“友情赞助”，在《中国学生》上发表随笔、小说等作品。从光华毕业后，1935年赵家璧主编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在新文学的经典化和新文学传统的形成上，有着巨大的影响。此煌煌巨著，至今是新文学研究者无法绕开的高峰。

以上是对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的综述，力图从横向上厘清了现代大学对新文学的影响。以下几章，将对复旦大学、中国公学、光华大学以及上海大学做个案分析，来说明这些关系在各个大学的具体表现。

【注释】

(1)对于南洋公学成立的具体时间，有1896年和1897年两种说法。历史事实是1896年南洋公学筹建，1897年正式招收学生。学界因标准不一，对其建立时间也发生分歧。本文采用上海交通大学官方说法，取1896年说。

(2)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2月版，第9—18页。

(3)汪统：《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见《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89页。

(4)这四所大学即北京邮电学校、铁路管理学校、唐山工业学校、上海工业专门学校。

(5)潘懋元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26页。

(6)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大学堂章程》，见《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4月版。

(7)马越：《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页。

(8)林语堂：《圣约翰大学》，见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大学》，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版，第282—284页。

(9)金耀基：《大学之理念》，三联书店2001年12月版，第4页。

(10)②　梅贻琦：《大学一解》，《清华学报》1941年第4期，13—1。

(11)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词》，见《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48页。

(12)⑤　《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01页、第402页。

(13)《复旦大学章程（1920年重订）》，复旦大学档案馆0358号档案。

(14)《国立清华大学规程（1929）》，见《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82页。

(15)《大夏大学一览（1930）》，上海市档案馆，Y8—1—221号档案．

(16)《光华大学章程（1936）》，上海市档案馆，Y8—1—224号档案．

(17)《交通大学一览（1936）》，上海市档案馆，Y8—1—317号档案．

(18)朱自清：《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见朱乔森：《朱自清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195页。

(19)《清华人文学科年谱》，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9页。

(20)陈翔鹤：《郁达夫回忆琐记》，见《陈翔鹤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40—341页。

(21)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919年第5期，第1—5页。

(22)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1月版，第12页。

(23)杨振声：《为追悼朱自清先生讲到中国文学系》，《文学杂志》1948年，3（5）。

(24)如王瑶先生在《先驱者的足迹》中，就是这么认为的。另外，在2005年第4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发表的《西南联大文学教育与新文学传统》中，李光荣也是这么认为的。

(25)《中国公学大学部编》，《中国文学季刊》1929年。

(26)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见《新青年》，1920年，8（1）。

(27)卢冀野：《何谓文学》，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版，第1页。

(28)根据温儒敏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中的统计，从1917年初到1927年底，十年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只有8种，而从1928年到1937年底这第二个十年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专著就有67种。温儒敏：《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月版，第15页。

(29)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自序》，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版，第1页。

(30)赵景深：《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见郑振铎、傅东华编：《我与文学》，生活书店1934年版，第98页。

(31)对此问题，可以参见赵景深为大夏大学十周年纪念所作的《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对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的评价，他说：“我想起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那书是钱先生带了有色眼镜编成的，他给新文学的地位只有最后数页，当然不是我们所需要参考的，我们应该把它丢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