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现代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初创阶段

论现代中国图书馆发展的初创阶段——兼论李大钊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

罗康泰

【摘　要】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奠基人之一。李大钊在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五年间，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多有建树，对图书馆办馆方针、图书馆教育、图书馆业务辅导、图书馆管理等方面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指引了方向。

【关键词】李大钊　中国图书馆　图书馆教育

2007年是李大钊牺牲80周年。我们学习李大钊，研究李大钊，重温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给图书馆学注入崭新的内容，是对这位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最深情的缅怀与纪念。李大钊不仅是革命家、战士，还是知识渊博的学者。作为学者和教授，李大钊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如法学、史学、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学科中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为难能的是，他把当时还比较冷门的图书馆学引进大学讲坛，引进中国学术领域，写了大量富有真知灼见的论著。这些论著在现代中国图书馆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同时为现代中国图书馆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近年来，随着李大钊研究的不断深入，李大钊的不少遗著陆续发掘出来，我们借助李大钊文献整理出版的成果，拜读李大钊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论述，深感李大钊对图书馆学的贡献是如此巨大。以下在三个方面对其图书馆学思想观照析述。

一、清末民初中国图书馆的现状

清末民初，是中国社会的多事之秋，经历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清廷腐败、列强入侵、军阀混战。中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任由列强宰割，满目千疮百孔，阴霾蔽日。在这特殊历史背景下，有人醉生梦死，有人无所事事，有人对中国的前途感到迷惘，但更有一代民族精英、有识之士为振兴中华而疾声呐喊。1895年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后一年，从战争的惨败中痛定思痛，认识到单靠从西方国家购买兵船武器是不能富国强兵的，也不能抵御强邻的欺凌，于是清廷中有识之士如盛宣怀等，萌发出办新式教育的念头，以期培养具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才。新型图书馆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部分有识之士及开明人士要求开放公私藏书楼和创办图书馆的呼声此起彼伏。1904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集各书院藏书约4万册，创建湖北省立武昌图书馆，向广大民众开放阅览，是为我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公共图书馆之一。紧接着有福建图书馆、湖南图书馆、黑龙江图书馆……各地新建图书馆雨后春笋般竞相成立，当时兴起的图书馆运动如火如荼，形成了我国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高峰期，有识之士如蔡元培、梁启超、鲁迅等十分关心图书馆事业，他们的关注大大推进了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梁启超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早年主编《时务报》，编辑《西政丛书》，在宣传维新变法思想时了解世界近代图书馆思想，此后不遗余力宣传新图书馆思想，影响极大，暮年更是亲自参与中国图书馆事业建设，1916年发起创办松坡图书馆，后又任国立京师图书馆馆长。梁启超利用他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与号召力，积极宣传介绍外国图书馆的状况，尤其对西方现代图书馆向往已久，情有独钟，激情满怀地描述英国图书馆：“伦敦大书楼藏书至五千余万卷，入楼借阅之人，岁以亿万计，其各地城邑都会莫不有书楼，其藏书至数十万卷者，所在皆是。举国书楼以千百计，凡有水井处，靡不有学人；有学人处，靡不有藏书，此所以举国皆学，而甲富天下也。”^[1]鲁迅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同时又是一位对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的实干家。1912年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这个第一科实际上是北洋政府直接管理全国文化艺术事业的具体领导机构，它的主要业务就包括图书馆工作。鲁迅在这个岗位上为中国图书馆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实际工作，废寝忘食，梦寐萦怀。积极推动京师图书馆建设，使之更好地为读者服务，成为鲁迅这一时期内的常规工作。在鲁迅日记中，有许多关于图书馆建设的记载，鲁迅对我国图书馆建设事业曾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倾注了大量心血。

清末民初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和图书馆事业的新旧交替时期，也是西学传入和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时期。同时这一历史时期极为复杂的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背景导致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曲折与艰难。

二、章士钊等社会名流的图书馆学思想与行动

清末民初以章士钊为代表的一批社会名流，一方面提倡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开展藏书，这种双重做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严、行岩，号啸秋，别号孤桐，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终身徘徊于学术和政治之间的学者兼政治家、思想家。早年他废学救国，投身革命活动，1903年主编《苏报》与《国民日日报》，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其思想言论相当激进，在革命队伍中颇有影响。1914年春主持《甲寅》杂志，宣传民主主义思想。1917年受聘北京大学哲学门，讲授伦理学（逻辑学），并兼任校图书馆主任，但到后来深感力不从心，于是推荐李大钊接替自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如果历史地客观地看待章士钊，他在政治、学术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但我们也应公正地评价他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岗位上是无所作为的，尤其与他的继任者比起来反差更大，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是时间短暂（1917年11月至于1918年元月）。对章士钊不求全责备，实际上章士钊在新闻、司法、文学多方面都有建树，是位20世纪风云变幻的政治舞台上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

罗振玉（1866—1940），祖籍浙江上虞，寄籍江苏淮安（今淮阴），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贞松老人，仇亭老民，自署守殘老人。光绪十七年（1891年）举秀才。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罗振玉撰写《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开篇即曰：“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一举而二善备者，莫如设图书馆。方今欧、美、日本各邦，图书馆之增设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而中国则尚阒然无闻焉。鄙意此事亟应由学部倡率，先规划京师之图书馆，而推之各省会。”^[2]同时还提出了择地建筑，请赐书，开民间献书之路，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置写官，采访外国图书等六项具体建议。但遗憾的是罗振玉自己不去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倡导建设近现代图书馆，而是为了自己的学术研究而穷搜其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月应两广总督岑春煊之邀，任两广教育顾问，顾问本是闲职，闲来无事，每日去书肆淘书，正好粤东以藏书著名的孔子第七十世孙孔广陶藏书出售，罗振玉“尽薪水所入购之”，为藏善本书之始。辛亥革命后罗振玉逃亡日本，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复辟，成臭名昭著的民族罪人。在日本居住时间较长，这期间大量收藏中国历代流入日本的古籍，回国后在北京居住时间较久，收藏的图书古籍颇为丰富。罗振玉为自己的学术研究而开展藏书，并建有自己的“大云书库”和“库书楼”，经多年收藏总量在15万册左右。罗振玉学术博大精深，治学范围极广，自己不仅懂版本，而且懂内容和价值，由于这一点，支撑了他学术研究。罗振玉生前著有《殷墟书契》、《三代吉金文存》、《石鼓文考释》、《干禄字书笺证》、《莫高窟石室密录》、《敦煌石室遗书》、《俗说》等。罗振玉政治思想极为保守，晚年的政治活动更为人所不齿，但他对保护中国文化贡献颇多，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好评。罗振玉生前所藏文献保存完好。新中国成立后，其孙罗继祖先生将这批珍贵文献捐献给人民政府，被东北图书馆（今辽宁省图书馆）和旅大市图书馆（今大连市图书馆）收藏，使这批图书得到一个很好的归宿，得到妥善保护和利用。

叶德辉（1864—1927），原籍江苏吴县。太平天国运动时，其父携家小迁至湖南，落户长沙，后以湘潭为籍。字奠彬，一作焕彬，号直山，又号郋园。幼时入岳麓书院学习，此后学业大进，受到湖南学政曹鸿勋的赏识。光绪八年（1882年）中举、十八年（1892年）中二甲进士。授官吏部主事，因自幼无拘无束，天性散漫，不堪坐班之苦，托病请长假回籍，以著述藏书为乐。辛亥革命爆发，他极力维护地主阶级立场，被革命军拘禁。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在声势浩大的反封建斗争中被农会枪决。据说王震曾经提到，毛泽东生前谈起叶德辉，认为农会若不杀叶，则对于学术研究更有利。

叶德辉堪称一代国学大师，对经史、小学、碑版、摹印、占卜都有非凡研究，其治学精华尤在版本目录之学方面，造诣极深，为近代藏书版本之大家。民国初年，其藏书颇具规模，多达4000余部、20万卷。叶德辉不仅为藏书大家，同时著述等身，校辑《鬻子》二卷、《傅子》三卷、《淮南万毕术》二卷、《郑氏立中记》一卷、《孙柔之瑞应图记》一卷、《山公启事》一卷、《晋司隶校尉傅玄集》三卷、《蔡邕月令章句》四卷等，撰《日本天文本论论校勘记》一卷、《释人疏证》二卷、《宋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录考证》二卷、《古今夏时表》一卷、《书林清话》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版本考》、《藏书十约》等。除此而外，叶德辉还好刻书，曾说：“积金不如积书，积书不如积阴德，是固然矣。今有一事，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则刻书是也。”^[3]叶德辉一生，致力于书籍的收藏校勘和刻印，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功德无量，应给予充分肯定，但为个人爱好藏书，不对社会开放，做法还是有欠妥的地方。

三、李大钊对我国图书馆学理论的贡献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和具有高尚情操的学者，他遵循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李大钊不仅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而且还是一位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学术成就却极其辉煌。他对政治学、哲学、历史学、法学、文学、教育学、经济学等众多领域均有深入研究，诸多建树，李大钊关于图书馆学论著，是研究李大钊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重要文献，李大钊为改变中国旧藏书楼，建立新型图书馆，付出了巨大的精力，进行了开拓性的工作，因此，深入学习和研究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1917年李大钊到北京大学任职。1918年1月由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章士钊推荐，校长蔡元培聘请为该校图书馆主任。是年5月，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图书馆制定出第一个业务工作章程——《北京大学总务处图书馆试行条例》，该条例共13条。内容涉及图书馆各个业务部门和各项业务工作。7月图书馆设立西文、中文、古物美术馆3部，下分登录、编目、购书、典书4课。图书采用杜威十进分类法，并编制卡片。1918年10月，北京大学图书馆迁入新建成的沙滩红楼，当时馆舍占有大楼一层全部，设有阅览室、书库，同时设有分馆，建立了一整套以红楼为主体的新的读者服务体系。1919年，在李大钊主持下，北京大学图书馆最早开始实行开架阅览。1920年，李大钊极力主张在图书馆里聘用文化层次较高的“助教式”工作人员，当年来馆的有顾颉刚、齐昌豫等，一支高水平的业务队伍开始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里形成，对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来说，这是成为一流大学图书馆至为关键的一步。1921年，李大钊公布北京大学评议会通过的修正图书馆借书规则，图书馆通告要求全校遵守。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延长开馆时间，每天开馆时间达12小时，假期照常开馆。1922年月12月，李大钊离职。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5年任职期间，对北京大学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和改革，把它建成了一所具有重大影响的大学图书馆。

（一）揭示图书馆的教育作用

1919年12月13日，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演讲中指出：“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想教育发展，一定要使全国人民不论何时何地都有研究学问的机会；换一句话说，就是使全国变成一个图书馆或是研究室。但是想达到这种完美的教育方针，不是依赖图书馆不可。”^[4]李大钊揭示图书馆的教育作用，是对图书馆作用在认识理念上的重大突破，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化对图书馆性质和作用的再认识，促进图书馆工作的良性发展。李大钊说：“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5]李大钊说得多好，就使要让书籍发挥尽可能大的效用，图书馆是知识的宝库，收藏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图书馆依赖文献资料，积极主动对读者进行文献服务，广大读者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学习和利用，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的知识素养，从而促进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整体提高。

教育的根本任务是永恒地传承和更新民众文化知识，从图书馆的作用来说，应该义不容辞承担这个任务。由于中国高等教育有待进一步普及，目前来说数量众多的中国人还无法全部进入大学学习，因此，图书馆这所无围墙的大学，她应向所有求知的人们敞开大门。图书馆教育形式完全摆脱了学校教育的局限，图书馆所收藏的文献涵盖了整个人类知识，给读者提供一个更为宽松和谐的学习环境。它的教育方式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也可以说是一种超越，是学校教育无法比拟的。它收藏的各种文献适合各类读者的阅读要求，读者通过图书馆文献阅读，使读者获得精神上的共鸣。总之，无论是在服务方式方面，还是在所收藏的文献资料方面，图书馆教育都超越了其他形式的教育。21世纪是教育进一步深化的世纪。通过教育实现人生的自我发展，成为越来越多的人的共同认识。图书馆教育要把那种高尚情怀与历史内涵的精神读物提供给读者，着眼于为读者提供“精神食粮”，发掘愈益丰富的文献资源，或重读经典文献，或力荐时贤新知，以净化和充实读者的精神世界，全方位支持读者自学成材。“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和社会教育更有关系……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请诸位注意。”^[6]图书馆工作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多年来图书馆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此要继续发扬光大，更要贴近读者，指导读者，想读者所读，急读者所急，为读者提供文献信息保障，是图书馆行使教育职能永恒的主题。

（二）对图书馆学理论进行深入研究与具体实践

在“五四”新文化传播时期，李大钊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最早高举马克思主义传播旗帜的主将，他对新文化的传播，对现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传播，不遗余力，是中国近现代图书馆学奠基人之一。李大钊对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图书分类学、图书目录学、图书馆管理、藏书建设、读者工作与研究等方面有精深的研究与突出理论建树、对中国近代图书馆学的产生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大钊虽然从事图书馆工作时间不长，但他的学说与贡献与日月同辉、光耀中国图书馆学史册。

《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集中体现了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在当时堪称为一篇图书馆学重要文献，即使对今天的图书馆学研究与工作也具有指导与借鉴意义。演说重申了“一是复本增加，一是开架式。这都是图书馆的新趋势。”^[7]并反复强调“图书馆和教育有密切的关系，……这是关系中国图书馆前途的事情，也是关系中国教育前途的事情。”^[8]李大钊撰写《美国图书馆员之训练》一文，全面介绍美国图书馆学校的具体情况。1920年8月，李大钊应邀对图书馆在职人员讲授“图书馆学”课程，又发表《图书馆教育》一文，为全面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业务而废寝忘食。为了加强图书馆之间联系与协作，在李大钊的积极推动下于1918年12月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图书馆专业组织——北京图书馆协会。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岗位上，对图书馆进行全面整顿，对图书馆业务工作流程进行规范，依据杜威十进分类法建立卡片目录，增设阅览室，延长开馆时间，允许图书外借，改变图书馆重藏轻用的顽症，等等。这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今天看来都很平常，但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而且由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特殊地位，这些措施与改革对中国图书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三）李大钊与“亢慕义”斋图书室

李大钊就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即以图书馆为阵地，利用书刊借阅进行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活动，将所藏关于俄国革命问题的书籍23种陈列第四阅览室，以备读者披阅，其中有英文版《政治学经济学批判》、《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共产党宣言》、《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等书籍。在中国图书馆史上，北京大学图书馆是第一所利用书刊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图书馆，这些革命文献现成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贵馆藏。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的开创者。如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出现繁荣的景象，这一切使得我们饮水思源，寻根究底，与李大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的“亢慕义”（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斋是分不开的。它汇集了一大批进步力量，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传播进步思想上做出了极大贡献，使中国革命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80年后，我们重温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学习李大钊的图书馆学思想，切实把图书馆工作推向新的水平，为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好更多的贡献，是我们对李大钊的最好的纪念。乾嘉史学大家赵翼咏史：“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新时期的中国图书馆学学术，必将人才辈出，著作如林，进一步走向繁荣兴旺。

【注释】

[1]梁启超：《万木草堂书藏征捐图书启》（1898年），《饮冰室文集》之三，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25页。

[2]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1906年）。

[3]叶德辉：《书林清话》（1911年），《书林清话书林余话》卷一，2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第1版。

[4]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1919年12月13日），《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版第1版，417页。

[5]同上，418页。

[6]同上，419—420页。

[7]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二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辞》（1919年12月13日），《李大钊全集》第三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版，419页。

[8]同上，419—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