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国开始从计划经济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因此，20世纪90年代前后，我国档案学术界开始关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学高等教育事业的生存与发展问题。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人事制度改革也开始探索前行，高校毕业生由国家包分配逐步过渡到供需双向选择，竞争机制逐步被引入高等教育领域。李鸿健敏锐地发现这些改革将使高校毕业生由“卖方市场”变为“买方市场”，这使得档案学高等教育面临着发展规模过大、质量有待提高的新情况，因此他建议加强对档案专业人才需求的分析预测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加强对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宏观调控、提升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质量，从而满足社会对档案学高等教育的现实需求(19)。
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必然会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档案学高等教育来说，既有正面影响，亦有负面作用，它既给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档案学高等教育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档案学高等教育如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等。围绕这些命题，我国档案学者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论著。吴双英分析了市场经济对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在生源、师资队伍、课程设置、培养目标等四个方面的冲击，她着重指出:在市场经济下，社会对档案人才需求的总体表现具有多层次性和针对性，单一的档案教育层次与结构难以满足社会的真正需求，因此，变革档案教育思想，调整培养目标，使教育尽可能地接近社会需要、接近档案工作实际，并确立多元化的培养目标，实现通才教育与学科教育的统一，才能强化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经济人才竞争中增强竞争力(20)。潘玉民认为，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就业市场、人才市场、生源市场对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发展形成的巨大挑战，应当坚持两点发展方针:第一，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稳定档案学高等教育规模，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四个方面:①对档案学高等教育办学点进行合理布局;②优化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结构;③稳定档案专业教师队伍;④改革档案专业招生对象，稳定学生来源。第二，以市场需求为依据，全面提高档案学高等教育的质量(21)。刘丽等人则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学高等教育内、外环境的分析，认为档案学高等教育必须把握机遇，推进和深化教育改革，重新审视自身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机制，从而完善自我发展机制，确定培养目标，加快档案学高等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22)。连成叶则认为，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传统的教育体制、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已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的多元化、档案馆的专业化、档案管理的现代化的客观需求，因此需要从解放思想、深化教学改革、扩大办学层次等多方面入手，使档案学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3)。
金波先后发表了一系列论文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档案学高等教育改革创新机制的问题(24)(25)(26)。他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发展，需要大量能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复合型、外向型、应用型人才，这给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招生、就业、教学等多方面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档案专业高等教育也一样如此，必须改革传统的、封闭式的教育管理体制，根据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对档案专业人才的需求，来决定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教育内容，努力培养出能够“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的新一代档案专门人才，为经济建设主战场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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