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初期的档案学高等教育重建策略研究

2.1　改革开放初期的档案学高等教育重建策略研究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还处于重建与恢复阶段。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档案系，但其他的教学、科研工作仍然非常艰巨，因此这一时期，一些学者针对特定时期的档案学高等教育状况，提出了加快档案学高等教育发展的建议。

档案教育工作是开展档案事业建设的基础，建设一支从事档案教育和档案科学研究的教师队伍，是影响档案事业发展全局的关键战略措施。因此，著名档案学家吴宝康先生在1979年试刊的《档案工作》中撰文指出要采取多种途径发展和提高档案教育和科学研究，从而提升我国档案工作的科学水平⁽⁹⁾。针对发展档案高等教育面临的师资短缺、科研水平弱等问题，他建议国家档案局设立档案科学教育处，统筹规划全国的档案科研工作和各种形式的档案教育，在档案部门实行干部的业务考核并建立干部职称制度，同时建议某些重点大学设立档案专业，省、市和中央各部门成立档案专科学校，或在适当的学校附设档案班，从而建立适应档案事业发展需要的档案教育网。此后，我国档案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到1987年底，全国有54所高等院校、78所中等学校设立了档案教育机构，在校生规模达到40 098名(其中电大学生28 162名)⁽¹⁰⁾。

然而，这一时期档案学高等教育机构的过度发展也给档案学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由于缺乏全国性的宏观、全面、合理的档案教育规划，导致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发展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即分布不合理，设点过多、力量分散、发展后劲不足，由此造成各省市、各地区档案教育布局不平衡，档案教育内部结构、比例、层次失衡，此外实验条件差、师资力量薄弱也是这一时期档案学高等教育存在的重要缺陷⁽¹¹⁾。面对这一困局，出现了“多多益善论”、“自由发展论”等观点⁽¹²⁾。任虎成认为，由于当前档案教育既有蓬勃发展的一面，也存在现实和潜在的不足，因此档案教育机构应当有计划地合理发展，而档案教育也应当根据档案事业的发展需要加以必要的控制，具体措施应当包括制定全国档案教育发展规划、合理调整档案教育布局，适当集中档案教育力量，以推动我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¹³⁾。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学校教育发展迅速且日益正规化，但档案在职高等教育、中等档案教育等教育层次的发展问题不少。周东涛⁽¹⁴⁾、何效忠⁽¹⁵⁾建议国家应当从宏观上对国家档案教育结构、层次进行有效的协调、组织。张颖则从各级档案部门专业技术职务结构比例失衡的状态入手，探讨了调整档案专业教育层次结构的必要性与途径⁽¹⁶⁾。赵爱国则结合山东大学档案学专业教学科研的实际，明确提出:要发展档案教育不仅要看数量，更重要的是要看档案教育的质量。他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根据档案工作目前和长远需要调整档案教育的结构、规模，具体来说主要是加强对档案教育的宏观控制，要全面规划，规定专业设置的标准，并且要把竞争机制引入档案教育，淘汰不符合办学要求的部分学校，并且要允许对档案教育的办学模式、方针、方法进行一些探索和改革，从而搞活档案教育⁽¹⁷⁾。陈诒玺则运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我国档案专业教育层次结构，指出目前这种层次结构必须改革。他认为，从实质上看，档案专业教育层次结构系统工程，就是档案人才结构系统工程，即研究档案专业教育各个层次规划、合理结构比例、相互之间关系等，从总体上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得出最佳方案付诸实施，以促进档案教育的发展;而我国现在的档案教育层次结构进行必要改革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所决定，二是档案事业和人员的现状所要求。此外，他还提出了实现改革的对策和建议⁽¹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