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教师教育类课程的变迁

一、我国教师教育类课程的变迁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师范教育概况

1949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会上确定了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明确了改革旧教育的方针步骤和发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有用的经验，要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的教育。”这次会议将师范教育列为大会的重要议题，讨论了改进北京师范大学的意见。1951年8月《人民教育》发表了题为《大力稳定和发展小学教育，培养百万人民教师》的社论，指出：“师范教育好比工业中的重工业，机器中的工作母机，它是国家教育建设的根本，是全部教育工作中的中心环节。”同年8月到9月期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初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会议，教育部长马叙伦提出：“师范教育是整个教育建设的中心环节，师资问题如不解决，文化建设的高潮就很难到来，甚至会影响经济建设。”

1953年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高等师范会议，提出：“高等教师教育，是我们全部教育事业中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抓不紧这一环节，我们就要犯政治上的错误。”同年，政务院在公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高等教师教育的指示》中指出：“高等师范教育是办好和发展中等教育的关键。……高等师范学校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中等教育，影响中国青年一代的培养，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发展和提高，也就影响国家培养建设干部的计划和国家建设任务的完成。”应当说，新中国成立初期，从国家政策而言，教师教育已经摆在了相当突出的地位。

(二)教师教育类课程作为公共课的发端

北京师范大学受教育部委托参考苏联1951年颁布的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拟了我国第一个《师范学院教学计划(草案)》。1954年4月教育部颁发了《师范学院暂行教学计划》。10月正式颁布了《师范专科学院暂行教学计划》。这些教学计划中，一律学习苏联的教学管理模式，改学分制为学年制。教学计划的核心是课程设置。从高师的课程体系看，注重安排马列主义公共必修课，而更广泛的通识性课程过少；注意体现师范性，设置了教育学等课程与教育实习，成为公共课系统的一部分；学科专业课的比重相对较大，但基本是必修课，又过分强调内容上与中学课程对口。

(三)危机与曲折的发展

1960年4月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在全国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在改革中小学教育的同时，要相应地改革教师教育。高等和中等师范学校文化科学知识水平应该适当地提高，使其分别相当于综合大学和普通中学程度，教育学科要切合实际，精简集中。”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也在会上作了发言，指出：当前的教学中存在严重的“少、慢、差、费”现象，必须进行课程改革。要想提高师资水平，必须相应地改革师范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学。

在这种背景下，1960年4月教育部在河南新乡召开了师范教育改革座谈会。会议认为：师范教育“错误的强调所谓师范教育特点”，这“是师范教育少慢差费的根本原因”。有些人甚至认为“师范性”就是“落后性”，高师“是办好高等学校的一个毒瘤”，建议取消师范教育。

会后，提出了三个文件，即《关于师范教育课程改革的初步意见》(草稿)、《关于改革高等师范教育的初步意见》(草稿)、《关于迅速提高在职教师政治文化业务水平的初步意见》(草稿)。文件说：各级师范院校课程设置门类过多，主次不分，教育课程所占比重过大，而文化科学知识学得过少。会议提出改革建议，要求改革课程庞杂、教材重复、烦琐、落后、脱离实际的状况，提高课程的文化科学知识程度，反映现代科学的最新成就。高师院校要大力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努力向综合大学看齐；中师要相当于普通高中程度，要本着精简集中原则，减少教育课程，改革教育课程内容，增加毛泽东教育思想、党的教育方针、中国先进教育经验等内容。高师院校应把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三科合一，教育实习也可取消，把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提高文化科学水平。

北京市根据这个意见修订了教学计划，砍掉了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等专业课，只保留了6周的教育实习。规定中等师范学校的文化课使用高中教材。这个教学计划基本上否定了教师教育的特点，使中等教师教育高中化。

为了统一对教师教育的思想认识，1961年10月底，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二次全国教师教育会议。此次会议就是否需要办高师的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热烈的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高等师范不是办不办的问题，而是如何办好的问题。教师教育办得好坏，对于培养我们的后一代有深远影响。教育部副部长周荣鑫在大会总结报告中指出：各类学校的任务有所分工，师范是不能取消的。师范是培养师资的重要阵地，在讨论如何办好师范教育时，会议代表指出了前一阶段师范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如由于受大跃进的影响，学校数目急剧增加，师资短缺，当时为了缓解这一矛盾，采取了不科学的做法，即改变培养目标：高师培养高校师资和科研人才，师专培养高师师资，中师培养初中师资，更有甚者，盲目地将中师升格为师院，造成师资质量难以保证。另外，师范院校课程设置不够合理，劳动、科研等活动过多，没有很好地贯彻“以教学为主”的原则，影响了教学质量。会议还肯定了教育类课程在高师课程中的地位，学时以占总学时数的5%—6%为宜。“文化大革命”前高师院校的系科被任意裁并，教学计划被彻底搁置，取消师范院校中的教育学、心理学、教学法课程，教育实习也名存实亡。在教学模式上，文科按战斗任务来组织教学，理科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致使学生不能系统掌握科学知识。片面强调“开门办学”，号召师生出去劳动，忽视基础理论，以至于高师两年毕业的文科学生真正在校学习时间不到八、九个月，三年毕业的理科学生真正在校学习时间不到十二三个月。这种混乱的教学秩序，导致教学质量大幅度下降。

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7年来的教师教育被否定，干部、教师队伍惨遭迫害。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广大教师就成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迫害对象。1971年他们炮制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是解放后17年“毛泽东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在教育路线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第二个“估计”是原有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估计”是完全错误和反动的。使广大干部、教师陷入无底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