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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具有开拓性的价值论新著

时间:2022-03-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是赵馥洁教授的拓荒新著。作者还看到在各学派内部的同中之异以及为此展开的论争,从而纵横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多元特性。在作者架构的价值论体系中,包含了儒家的道德取向、墨家的功利取向、法家的权力取向、道家的自然取向等等,这些差别非但不曾破坏中国传统哲学价值体系的完整性,反而进一步显示了它的丰富性、全面性,显示了民族文化的智慧水准。

李德永 李大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是赵馥洁教授的拓荒新著。价值哲学兴起于19世纪的西方,在我国展开价值哲学问题的研究只是80年代的事情,但是,却不能因此说中国没有哲学价值论。著者正是依循这一思路来思考问题,认为“中国哲学,至少从孔子开始就着力于价值问题的思考,在以后发展的漫长历史中,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鲜明的特色”。[1]可以说,中国传统哲学中无系统的价值论界说,但对价值问题的哲学思考的确“古已有之”。但要在繁富杂陈的历史思想材料中梳理出一个结构完整的价值哲学来,实非易事。赵馥洁同志励志耕耘,琢玉数载,终于拿下了这一课题,从而填补了传统文化研究中的这一空白。粗读此书,我们觉得有以下几方面的特长:

一、分而有别、统之有宗

作者没有笼统地谈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问题,而是注重历史实际,以儒墨法道等各个思想文化的传统为考察对象,从价值原理、学派取向、价值范畴三大方面分类而系统地加以研究。不仅分析了几个大的学派的价值取向,也注意到其他各学派价值观的区别,正所谓“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作者还看到在各学派内部的同中之异以及为此展开的论争,从而纵横多维度地展示了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多元特性。值得提出的是,作者着力剖析了各派思想文化中的义利之辨、德力之辨、理欲之辨、公私之辨、群己之辨、天人之辨等等对立矛盾的价值范畴及其各派以此相互攻讦而相互认同互补,从而求得发展的历史过程,认定“这种冲突,是中国哲学史上价值观发生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动力,也是形成传统哲学价值论观点纷呈、丰富多彩的一个重要原因”[2]。在作者看来,这种由价值观引起的文化冲突贯彻于中华民族文化史的始终,尽管这种冲突受到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制约。作者的分析是合理的,实际上,在中国哲学史上从来就没有一种同一无差、亘古不变的价值观,任何一种观念都会受到来自左右两个方向的批判。如儒学重义轻利,它攻击杨子的利己主义和墨子的兼爱尚同为“无父无君”,是“禽兽”;儒学尚乐,孔子云“《韶》尽美矣,又尽善矣”(《论语·八佾》),而墨子则谓“圣人无乐”、“为乐非也”。又如儒家尊君,尚天理,儒林学子言必合周孔,而黄宗羲则认君主“为天下之大害,”戴震以天理为“残杀之具”,李贽明确批驳“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就是在这类批判与反批判中,价值观得到了发展,认识得到了深化,像颜元“义利兼重”的价值观即是兼取相反的方面而合成的。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奉行的是儒学一元文化观,以儒学一家的价值取向为民族历史的价值取向,从而将传统文化单面化、凝固化了,忽视了历史文化多维兴起,长期共存的历史事实,忽视了多元文化相反相成、互补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在这方面,作者是勇于破除历史文化陈见的,对各种思想文化传统的价值观的分类与解析也是有说服力的。

同时,作者又力求从分解中找寻规律性,即在异中求同,再将那些差异中的各种各样的“同”(这里通常指各学派所认同了的“同”)按照其内在规律性架构成系统而完整的价值理论体系,这就是:“以人为本位,以道德为主导,以功利和权力为两翼,以‘自然无为’为补充,以群己和谐、天人和谐为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的价值观念体系。”[3]特别应指出的是:作者在架构这个理论体系时并非原则在先,而是依据历史事实及其内在联系来进行的,即先从分殊的各类价值观的剖析、注释中提炼出六大价值观念,即“人贵于物观念”、“义重于利观念”、“德高于力观念”、“群己和谐观念”、“天人合一观念”、“善统真美观念”,然后运用这些观念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传统哲学价值理论体系。在作者架构的价值论体系中,包含了儒家的道德取向、墨家的功利取向、法家的权力取向、道家的自然取向等等,这些差别非但不曾破坏中国传统哲学价值体系的完整性,反而进一步显示了它的丰富性、全面性,显示了民族文化的智慧水准。作者不唯考虑到了文化多元冲突、互补发展的事实,而且也依循“统治阶级的思想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通则,考虑到了各派文化地位不同、影响有差的情形,分为儒家的价值观为主导、墨法两家为辅翼、道家为补充的结构层次。

总之,在分别的基础上统宗,在统宗中兼顾到分别,这是本书的特长之一。

二、搜罗宏富,论证谨严

作者在资料的收集与鉴别上用力甚勤,纵向从先秦到近代,横向从诸子百家到各个历史时期思想诸流派,纵深从大小命题、范畴到这些命题、范畴界说的展开,大凡古今传统文化中对价值问题哲学思考的材料尽可能网罗之,再加以细心的鉴别酌取,从中确定若干有理论意义的命题、范畴。以“范畴系列篇”的“德智论”而论,作者将历史上有关此一问题的思想材料通盘研究后,从中分出“既仁且智”论、“贤良圣智”论、“绝圣弃智”论、“重智重才”论、“德识才学”论等,每一命题中又分若干小命题或范畴,象“绝圣弃智”论中就包含了德智过时论、民智无用论、智能卑主论、智能乱法论等。如此,纵横交错,表里一贯,显得很充实。

然而,更重要的是在运用这些思想材料时所进行的价值哲学的思考。作者并不简单地将整理出来的思想材料加以铺陈,而是努力在各思想派别、各个时期起伏的思潮及各种命题、范畴中深入地思考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思考价值认识的转捩、发展。作者循着古代哲人思想的轨迹,具体地分析了各种价值观是怎样冲突的,是怎样在冲突中摄取相反方面的内容实现自身的补益的,又是如何达到认同共识的,从中加工提炼出各历史时代思想的精华,在此基础上再精心架构传统价值论的理论体系。这既是一个思考加工的过程,又是一个谨严的论证过程,其间不乏精彩之处,如云:“不但墨家以‘兴利天下’补充了儒家‘重义轻利’的偏颇,道家以‘贵夫无为’缓和了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激进,而且儒家的‘义以为上’和法家的‘争于气力’,道家的‘遗世独立’和儒家的‘明分使群’,墨家的‘先质而后文’和儒家的‘郁郁乎文哉’……也恰好相互补充而构成了统一体的两面。”[4]又如论述儒家的“道德价值论”时既分层递进地阐述了这种价值观的“天命”“人性”的价值根据、“义以为上”的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价值选择、“君子”人格和“德化”的社会价值理想、“人能弘道”的价值实现等,又对每一层面进行纵深推求,努力挖掘其理论意义,如对“君子”人格的价值理想,就论述了“文质彬彬”的素质结构、“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念、“可以大受”的责任能力、“和而不争”的处世态度、“执两用中”的思维方式等;而对“德化”社会的价值理想,又从统治阶级的道德化、统治政策的道德化、社会制度的道德化、人伦关系的道德化、生活的道德化等方面酣畅淋漓地诠释证论,其间环环紧扣,条理分明,很有说服力。

三、着意拓新,不落旧套

首先,对传统文化展开哲学价值论的大胆探索,建立起传统哲学价值体系,本身即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作者此举为传统文化的研究增添了新的篇章。第二、作者在传统哲学价值理论体系的建构上,既没有套用西方价值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模式,也没有简单地搬用马列经典著作中有关价值哲学问题的言论,而是以马列主义为圭臬,广泛采获国内外有关价值哲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独立的价值哲学思考。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关价值问题的思想已经自成逻辑结构,与西方价值哲学在很多方面相同。另一方面,对价值哲学中包含的各个方面,如价值取向、价值选择、实现途径等,中国人则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从而有着不同于西方的致思倾向性。如价值哲学中的真善美问题,西方人信奉“哲学即爱智”、“知识即美德”、“美是真理的光辉”的格言,而中国则信奉“哲学即闻道”、“美德即知识”、“美是道德的光辉”的信条;西方人以真统善、美,中国则以善统真、美。而且,在儒家看来,“‘真’主要不是指客观事物的真理性认知,而是对道德本质的真正把握和道德行为的真诚无伪;‘美’不是指能给人带来愉悦的体现人精神自由的审美特性,而是指道德的充实和完满”。[5]又如西方追求自然本性,而中国则始终以人为本位。由于具有诸如以上所述的明显的倾向性,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体系也必然地带有这些特性,而不能套用西方的模式。在结构层次上,作者考虑到“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论,原理部分相对薄弱,而规范理论部分却十分丰富”[6],因而对“价值原理”结构部分没有硬性拼凑,却用心于对先哲们关于价值原理思想的契思和精当的诠释,不求宽泛,只求真切。对价值哲学的规范系统则铺陈展述,尽可能地突出中国传统价值论的丰富内涵。这既是一个科学的治学态度,又是一个富有理论勇气的拓新。第三,作者不是就史论史,而是稽查历史,返照现实,论述传统哲学价值论时始终留心其与社会主义现代精神文明建设的联系。在作者看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论有助于深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得失,有助于全面比较中外文化的异同和科学地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有助于正确地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接合点。作者指出,要形成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价值观念,“继承和发扬我们民族传统价值观的精华,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7]作者研究传统哲学价值论是建立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之上的:“形成科学的正确的价值观念,对于优化社会的思想面貌、精神面貌、社会风尚,有重要作用;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铸造优秀的民族精神,特别是培养青年一代,有深远意义。”[8]可见,作者是富有时代感的。

当然,本书作为拓荒之作难免有不尽完善的方面,如对传统哲学的价值观没有从人们活动的“内在尺度”(价值尺度)方面深入分析和说明它如何不曾引导人们走向近现代文明,如何限制了人们对客观物质世界的科学认识及其活动范围;又如在强调价值观的历史继承性时薄于社会历史根源的剖析。我们期待作者进一步地完善充实这些方面。

(《人文杂志》1992年第5期)

【注释】

[1]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

[3]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4]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页。

[5]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页。

[6]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7]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8]赵馥洁:《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论》,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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