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论的兴起

(一)价值论的兴起

1.价值论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

人要存在，首先得满足生存的需要，解决生活资料问题。“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而满足生存的需要则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2]。在以后的发展中，人又产生了多方面的需要，诸如道德的需要、审美的需要等，为满足这些需要，又进行着艺术的生产、精神的生产，即生产精神生活本身。人的活动随着历史的发展日益丰富和多样化，但其中有一个不变的东西，就是改造世界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包括生存的需要和发展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改造世界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是价值问题。

人的一切活动，都有着一定的目的。目的的形成和存在，表明人对外部世界的不满足，也表明了人的行动的指向，即变动外界以适应自己。任何一个目的，至少都含有三个要素:(1)对客观对象的一定的了解;(2)对自身需要的一定的意识或觉悟;(3)对对象和自身需要之间关系的一定的认识。三者的综合，才产生出作为行为结果之超前反映的目的，亦即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要求在观念上改造过的对象或状态。可见，目的本身就包含了对价值的意识，或是自觉的或是不自觉的。可以说，价值是渗透到人的一切活动中的一个基本要素。

价值还是人们活动的原动力和定向器。人的活动本质上都包含创造价值或实现价值的活动，只有为什么样的价值的区别，并没有为不为价值的区别。若没有价值，没有价值方面的考虑，人将不成为人，也不会有人类的发展。道理很简单，如果没有满足需要的推动，人的远祖就不会去制造石刀石斧，也不会用原始的石器工具去进行原始的劳动，也永远不会出现“物种的提升”。

价值作为定向器的作用，体现在形成目的和实现目的的过程中。目的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对客体的评价或价值方面的考虑，取决于人们的价值取向。而目的一旦形成，又“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3]，因而规定了人的活动的方向。对主体的价值越大，主体对这种价值认识得越清楚，他的意志就越坚决，实现目的的决心也越强烈、越持久。

价值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可以从人类的史前史中得到佐证。趋利避害，是生物活动的最基本的法则。而所谓利害，即是价值论的范畴。当然这并不是说生物活动也有价值选择，生物也有价值问题。价值是人类独有的现象。但也不应忽视，人和其他生物特别是动物之间既有间断性的一面，也有连续性的一面。人的需要和动物的需要，从生物学的角度讲，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趋利避害，同样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的最基本的行为法则。不过，人毕竟又是不同于一般生物的一个新物种，人的需要最主要的还是社会需要。一方面，人的生理需要、本能需要受着社会的限制，升华为社会的需要，并使需要成为意识的对象，成为意识到的需要。因此，除了考虑到个体，还得考虑到社会，要得到社会认同。另一方面，在社会化的活动中，人又产生了动物所不可能有的新需要，使需要多样化、丰富化。动物的需要本质上是肉体的需要、直接的需要，人则可以有超出肉体当下需要的需要。例如，为了社会整体的利而不趋个人的利，不避个人的害，甘愿作出个人的牺牲;为了精神上的利(需要的满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牺牲肉体的需要。但无论如何，不受利害(广义的、社会化了的)所支配的动机，不受价值所左右的活动，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思议的。

总之，价值作为人同外部世界的一种基本关系，作为人的活动中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存在现象。价值的存在，与人类活动所构成的人类社会的存在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作为一种永恒的必然性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渗透到它的一切方面。

2.近代价值论兴起的原因

价值既然是人类活动中的基本要素，人类就不可能长期对它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事实上，人类对价值的意识，哲学家们对价值问题的探索，从很早就开始了。但是，真正从价值一般的角度集中地探讨价值的本质、生成、一般形态、分类、评价标准，等等，即严格意义上的价值论却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开始的。这股思潮产生后迅速扩展，影响日益加深，成为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

价值论思潮的兴起，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人类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现实的矛盾冲突进一步突出，价值问题进一步明朗化，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它的结果。

历史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资本主义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更大更多的矛盾，正像列宁早已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的其他进步一样造成了矛盾的进步，即矛盾的尖锐和扩大。如环境污染、资源掠夺、战争频繁、道德沦丧、人的异化等都达到了空前的程度。这些矛盾使人们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对人的价值产生了普遍的忧虑，迫使思想家们从人，从主体，从价值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自身。

在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使人们能够更广泛、更深刻地探索自然的奥秘，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手段日益强大。然而，对科学技术成果的不适当的应用，也产生了“一大堆新的大伤脑筋的问题”。例如核战争、核污染、化学药品的广泛使用对人的影响，遗传工程对传统道德的冲击，等等，迫使人们思考科学技术的社会价值问题，这也成了价值论出现的强大动力。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价值论的兴起乃是思想进步和发展的结果。古代哲学着重探寻世界“是什么”，哲人们热衷于寻求世界的始基、本原或第一原因。近代哲学则着重解决如何认识世界，如何使认识达到真理的问题。到了现代哲学，则将焦点放在主体方面，走上了主体化的道路。近代哲学也谈主体和客体，但一般说来，是将主体设定为认识的前提。现代哲学则不同，它侧重研究主体的结构、能力、方法、目的等。在这种背景下，重视世界对主体即人的意义，重视价值问题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价值论的兴起，也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自从休谟提出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各有自己的特点以来，先有康德后有黑格尔，都企图在自己的体系内解决这二者的关系问题。后世的哲学家，或对他们的解决方法不满，或认为他们未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或多或少地对价值，对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对“是如何”和“应如何”，给予了一定的关注。随着现实矛盾的突出，这种关注就上升为注意的焦点或重心。如杜威说，“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由自然科学所产生的关于事物的信仰和我们关于价值的信仰之间存在着什么关系”^[4]。文德尔班则进一步说:“哲学只能作为具有普遍正当性的价值科学而存在。”^[5]至此，价值论也就破土而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