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环境责任与转型升级

温州“十一五”规划指出，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强力推行温州市鼓励发展、限制发展和禁止发展的产业政策目录，制定和完善节能、节水、节电、节材的鼓励政策、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政策等。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倡导绿色生产、理性消费、绿色消费，引导公众优先使用和采购可再生利用产品、环境标志产品和绿色产品。充分发挥价格、税收、金融、财政等经济政策对节约型社会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完善资源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和环境资源有偿使用机制，鼓励企业开展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生产再生资源产品，有效利用资源。探索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和“环境保护问责制”，形成节约型社会的导向机制。进一步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环境监管能力，实施排放总量控制、排放许可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可以看出，“十一五”时期，温州按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设节约型社会的要求，已提出承担环境责任的制度设计与政策规定。

温州“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推进科学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坚持四大导向。1．坚持率先发展。始终坚持敢为人先、先行先试的进取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挖掘发展潜力，增强发展后劲，以率先转型促进率先发展，以率先发展实现率先转型，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和排头兵。2．坚持创新发展。不断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创新，加快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力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努力建设智慧型、创新型城市。3．坚持绿色发展。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不断强化全社会生态文明理念，加快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促使生产生活从高消耗高排放向绿色低碳宜居转变。4．坚持和谐发展。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导向，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各方面关系，大力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事业发展，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果惠及全市人民。

公司环境治理是整个社会环境治理极其重要的一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公司的环境支出占全国环境支出的大部分。可以说，没有良好的公司环境治理，就没有整个社会良好的环境治理。研究环境责任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对于引导各上市公司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重视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等非商业贡献，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选择了温州本土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以下两个原因：1．样本上市公司均为温州民营龙头企业，研究上市公司承担环境责任对民营企业改革的研究有重要意义；2．由于上市公司环境责任相关政策指引及其实际控制人的影响，样本上市公司所需要履行的最低标准的公司环境责任与政府的产业政策及环境政策相关。以温州本土上市公司2012年的数据为依据，考察温州本土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及主要影响因素。数据主要来自新浪财经数据中心以及各上市公司发布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1．环境责任指标

我国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信息——尤其是定量数据——披露缺乏，这给环境责任变量选择带来了困难。在以往的文献中，多数文献只涉及环境责任的某一个方面，比如是否通过ISO14000认证、环保费用支出率、排污费等。从理论上来讲，环境责任体现在环境管理、节约资源能源和减排降污三个方面。企业的环境责任指数是这三方面指标得分的加权平均（见表4-6）。

表4-6　企业环境评价指标及权数

分析数据的采集采用德尔菲法，由专家根据各上市公司年报及社会责任报告，按表4-6的标准打分，在对所要调查的问题征得专家的意见之后，进行整理、归纳、统计，再匿名反馈给各专家，再次征求意见，再集中，再反馈，直至得到一致的意见，然后，用SPSS18.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2．数据特征

样本上市公司环境责任（ER）的均值为56.91％，最小值为26％，最大值为92％。标准差为25.46％；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为30.8891，最小值为16.78，最大值为56.89；公司规模（LNSIZE）的均值为21.6452，最小值为19.99，最大值为23.79。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描述统计量分析，如表4-7所示。

表4-7　统　计　量

本研究采用Tobin'sQ作为因变量公司价值的衡量指标。作为一种通用的公司业绩衡量方法，Tobin'sQ存在着诸多优点。Tobin'sQ把市场金融数据和公司财务数据相结合，通过风险调整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了信息的扭曲，与其他股东价值测量方式相比，Tobin'sQ具有最小的平均误差。本质上讲，环境责任是公司战略方向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将会在多方面影响公司财务业绩，而且与公司销售收入、利润、现金流等财务指标之间也可能存在一定滞后性，较难反映服务扩展对公司价值的实际影响。由于Tobin'sQ反映的是市场对公司未来业绩的预期，它能立即对公司战略转变作出反应，反映上市公司承担的环境责任对公司价值的长期影响。Tobin'sQ是衡量企业经济绩效的良好变量，但是我国还有部分股权没有实现全流通，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Tobin'sQ的准确性。

将企业环境责任确定为自变量，此外，资产负债率、公司规模等指标与公司价值纳入控制变量，控制它们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如表4-8所示。

表4-8　变量及计算方法一览表

1．研究假设及实证模型

（1）模型构建。在社会责任理论下，企业不再是单一的“经济人”，而是具有社会责任的“社会人”。虽然追求经济利益仍然是企业的重要目标，但这一目标必须保证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相统一。种种迹象已经表明，由于企业的环境绩效状况传递了有关股票未来现金流量和风险的信息，企业环境绩效便有可能影响投资者的决策和股票的一定结果。从短期来看，环境责任的外部特征的作用，以及环境绩效“搭便车”影响，承担环境利益可能会损害企业的财务绩效，还影响财务绩效的持续性。从长期来看，随着环境责任刚性约束强化，责任竞争力逐渐成为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点，环境绩效“搭便车”现象最终会减少或消失，巨大的环境违规成本，迫使企业承担环境责任。据理论分析提出如下假设：企业环境责任与公司价值呈现负相关关系，但不显著。

模型如下：

Yi＝a＋bXi＋e

Yi为因变量，Xi为自变量，a为常量，b为回归系数，e为相互独立的随机误差变量。

（2）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相关性分析表明，公司环境责任指数（ER）与Tobin'sQ（TQ）之间的关系为负相关，但不显著，其他控制变量资产负债率（LEV）、公司规模（LNSIZE）与TQ的关系为正相关，也不显著，如表4-9所示。

表4-9　相关性分析

**．在.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在0.05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2．实证结果

模型调整后的R2为47％（见表4-10），说明模型中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能力有限。表4-11数据显示，ER，LEV，LNSIZE回归每当B的t检验中，其t值分别为－2.285（P＝0.056＞0.05）、－1.276（P＝0.243＞0.05）、3.025（P＝0.019＞0.05），按α＝0.10的水准，认为TQ的变化与ER、LNSIZE有线性回归关系，与LEV没有线性回归关系；ER与TQ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说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可能会使公司价值减少。

表4-10　模型汇总b

a．预测变量：常量，ER，LEV，LNSIZE。

b．因变量：TQ。

无论是相关性检验还是多元回归检验，都得出一致的实证检验结果：温州本土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与公司价值负相关，但不显著。

表4-11　回归分析

以温州本土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环境责任指数作为环境责任指标，以TQ作为公司价值的代理变量，考察温州本土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温州本土承担环境责任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为负相关，但不显著，也就意味着公司承担环境责任，更多的出于法规的强制性约束。这是由于环境责任的外部性特征所决定的，环境责任缺乏与公司价值之间具有协同性。从长远看，承担环境责任能够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但是在短期内却增加了成本，影响企业竞争力。实际上，不仅企业自身在长期和短期的利益之间存在矛盾，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博弈：主动多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有可能在市场上获得先机，利用机会成本获得竞争优势；但如果仅有个别企业愿意承担着部分环境责任，意味着这些企业需要比其他企业多负担环境成本，反而使这些企业经济利益受损。在主动承担环境责任时，企业既担心其他企业同样获得竞争先机，又担心主动多承担环境责任使自身受损。

从市场管理者角度来说，仅仅依靠法律法规制约企业的管理方式不能鼓励和刺激企业主动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还必须考虑到企业的经济效益。随着国家对环保工作的日益重视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企业的环境责任已经远远不止遵守环境标准的最低要求。为推进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一方面需要通过宏观政策引导使企业加深承担环境责任的主动性和紧迫性；另一方面需要采取激励政策，降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难度和成本。比如，可以制定相关政策由政府承担部分环境成本，降低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门槛，鼓励和引导企业愿意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引导企业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减少了社会福利损失，作为奖励，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如免税、补贴、低息贷款等方式减轻企业环境成本压力，使自觉承担环境责任的企业能够获得相应的环境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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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健：《经济全球化与我国参与国际竞争的对策研究》，《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全球契约”的由来和十项基本原则》，http：//www.miit.gov.cn/n11293472/n11294912/n11295972/12475551.html。

(3) 引自全球节能环保网：《世界环境日由来》，http：//www.gesep.com/News/Show_30_316603.html。

(4) 郭金超：《温家宝出席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　提出三点建议》，http：//www.chinanews.com/gn/2012/06-21/3977796.shtml。

(5) The European Commission，Competition law and policy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2002．

(6) 马燕：《公司的环境保护责任》，《现代法学》2003年第5期。

(7) 李广兵、李环：《论现代公司的环境责任及其实现》，《环境保护》2006年第2期。

(8) European Commission，　Promoting a European framework for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http：//eur-lex.europa.eu/LexUriServ/site/en/com/2001/com2001_0366en01.pdf。

(9) 林汉川、王莉、王分棉：《环境绩效、企业责任与产品价值再造》，《管理世界》2007年第5期。

(10) Jamison et al.，“How do we perceive the pain of others？A Window into the neural processes involved in empathy”，Neuro-Image，Vol．24，2005，pp．771-779．

(11) Jennifer K．，Lynes and Mark Andrachuk，“Motivations for corporat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A case study of Scandinavian Airlin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Vol．14，2008，pp．377-380．

(12) 毛洪涛、张正勇：《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及经济后果研究述评》，《科学决策》2009年第8期。

(13) RepuTex为评级、研究及指数机构，专精为新兴风险（如可持续发展、能源、排放及碳风险）所产生的财务风险进行量化。RepuTex成立于1999年，在上海、香港及墨尔本均设有办公室。公司在全球共有30名分析师，由标准普尔澳大利亚公司的前执行总裁格然姆·利（Graeme Lee）先生担任董事长。RepuTex目前对全球市场超过30个市场的2000余家公司进行过评级。

(14) 黄茂兴：《提升环境竞争力：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选择》，《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8日。

(15) Walley N，Whiethead B．，“It's not easy being green”，Harvard Review，May-June，1994，　pp．46-52．

(16) 范琦：《中央企业上市公司环境责任与公司价值的相关性研究》，《财务与金融》2013年第3期。

(17)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18) 王秀强：《中国单位GDP能耗达世界均值2.5倍》，《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12月2日。

(19) 梁嘉琳：《报告称全球10大空气污染城市7个在中国》，《经济参考报》2013年1月15日。

(20) 张彬、杨烨、钟源：《全国今年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　创52年来之最》，《经济参考报》2013年12月30日。

(21) 田俊荣、吴秋余：《不要简单以GDP论英雄》，《人民日报》2014年2月10日。

(22) 李健：《关于推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23) 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虚拟治理成本不同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当年环境保护支出（运行费用）的概念，可以从GDP中扣减。采用治理成本法计算获得。

(24) 通过污染损失法核算的环境退化价值称为环境退化成本，它是指在目前的治理水平下，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所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功能、人体健康、作物产量等造成的种种损害。环境退化成本又被称为污染损失成本。

(25) 张辉、王建兰：《生态GDP提出的背景》，《中国绿色时报》2013年2月26日。

(26) Daly H．E．，Cobb J．B．eds．，For the Common Good：Redirecting the Economy toward Community，the Environment and a Sustainable Future，Boston：Beacon Press，1989，pp．401-455．

(27) 朱非、张磊、张博：《“包容性财富指数”，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新指标》，《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第35期。

(28) MBA智库百科：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BF％E8％89％B2GDP。

(29) 郄建荣：《72家企业被查出91个环境违法问题》，http：//www.legaldaily.com.cn/locality/content/2013-10/14/content_4929763.htm？node＝34710。

(30) 祝峰：《保护环境是企业的责任环境》，http：//www.cnse.net.cn/html/2013-04-27/2013-04-27_1367064076.html。

(3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光明日报》2014年5月27日。

(32) 资料来源：《2012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基准报告》。

(33) 林俊：《绿色壁垒与出口贸易对策》，《经济师》2008年第5期。

(34) 林毅夫：《宏观调控乏力缘于改革不到位》，《中国经营报》2007年8月6日。

(35) 李碧珍：《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现状、根源、对策——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的解读》，《企业经济》2006年第6期。

(36) 张秋蕾：《11月大气污染防治督查情况公布　相当一部分企业无组织排放情况严重》，http：//www.mep.gov.cn/zhxx/hjyw/201312/t20131231_265843.htm。

(37) 顾瑞珍：《环保部向污染企业开出逾4亿元罚单》，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14-06/12/c_1111120333.htm。

(38) 我国《环境保护法》第26条规定：建设项目中防治污染的措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39) 顾瑞珍：《11省区9成工业园环境违法》，《北京晨报》2007年8月3日。

(40) 彭波：《最高检通报彻查渎职　深挖污染“保护伞”》，《人民日报》2014年6月13日。

(41) 本刊编辑部：《不了解绿色产品成阻碍绿色消费主因》，《WTO经济导刊》2009年第8期。

(42) 丛建辉、刘呈庆：《漂绿行为研究述评及展望》，《北方经贸》2011年第3期。

(43) 冯洁、袁端端：《“2013中国漂绿榜”年度报告》，《南方周末》2014年2月14日。

(44) 李学军、李飞：《漂绿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亵渎》，《中外企业文化》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