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海》中对“经济”的解释为“经济学上指社会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活动”，“转”是指改换方向、位置、形势、情况等。2001年5月，阜新市第九次党代会召开，鲜明地提出：以经济转型为主线加快发展。这是阜新首次明确提出经济转型命题。同年12月28日，国务院正式下发文件，批准阜新为全国资源枯竭型城市经济转型试点市。“经济转型”这一科学命题，迅速在全国400多个能源城市普及，并被正式写入“中央11号文件”及“十六大”报告。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处于经济转型期的国家。经济转型国家是指近几十年来发生的经济社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尤其是指苏联和中东欧国家，也包括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些转型国家都十分重视预算管理体制改革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因而也积极地推进国库管理制度的改革，如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匈牙利等。同时，这些国家的国库管理制度改革得到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支持和帮助，因而更符合国际惯例。
经济转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单体向复合体、计划向市场、最终向世界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单体向复合体的发展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联系度、渗透度。如以前的税务与海关是两个独立的部门，彼此之间的联系比较微弱，但现在此两者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以前一家外贸公司办理进出口业务需要在税务和海关两个部门办理相关事宜，这中间有些相联系的事情容易让第三方找到缺口，但现在这种情况很难发生，税务局里有海关的信息记录，海关里有税务的有关记录。计划向市场发展的体现也越来越受重视。现在很多的经济体制都宣扬市场制。如宏观调控市场化、经济市场化、利率市场化等这些变化的最终目标是同国际接轨。中国的这些政策就是要让中国的经济处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下，只有这样，中国的经济才能迎合世界发展的步伐。
阶段性和长期性的统一。在谈到经济转型时，我们往往把某个时期经济在体制和结构的变化称为经济转型，因此在制订转型计划时往往会以时间多长、经济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来衡量是否完成经济转型。其实，这只是阶段性的经济转型。从长期经济发展实践来看，经济本身时时刻刻都在追逐着质和量的提高，这种质和量的缓慢变化本身就是经济转型。习惯上我们把某个时期经济发生的较大变化称之为经济转型，即阶段性经济转型。
渐进性和激进性的交叉。经济转型往往表现为时而激进，时而渐进，在某些领域激进，在别的领域渐进。结构转型和体制转型同步。经济体制的变化必然带来经济结构的调整，而经济结构的调整也需要经济体制的创新。
政府行为和企业行为的互动。在经济转型中，政府和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的力量。企业是推进经济转型的基本动力，而实现经济转型又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两者一个是内因，一个是变化的条件。只有两种力量结合，双方互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经济转型。
区域性和国际化的结合。经济转型通常是区域性经济发展措施，而区域性的经济发展又不得不考虑国际经济发展潮流。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转型必须紧跟当前科技发展步伐，把握世界经济发展动向。
经济转型升级就是在实现经济转型的基础之上，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升级，简单讲就是由当前的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发展经济的方式由低效而粗放的形式向集约而高效的方式转变。这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统筹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城乡和区域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所必需的。
粗放型经济是与集约型经济相对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的投入，即增加投资、扩大厂房、增加劳动投入，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外延型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增加生产要素量的投入来扩大生产规模，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高，成本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提高，经济效益较低。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指在生产规模不变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新技术、新工艺，改进机器设备、加大科技含量的方式来增加产量，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又称内涵型增长方式。其基本特征是依靠提高生产要素的质量和利用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以这种方式实现经济增长，消耗较低，成本较低，产品质量能不断提高，经济效益较高。在当代，提倡的是集约型经济。比如东北牧业的发展方向，就是发展集约化。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19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纪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19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而言，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
“低碳经济”概念由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2003年发表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提出，对低碳经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从狭义的理解看，低碳经济是以消耗低碳燃料为主，追求温室气体特别是二氧化碳最小化排放的发展，是一种高能效、低资源消耗和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经济模式。从科学发展观角度看，低碳经济是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人类生活方式的一次新变革，它将全方位的改造建立在化石燃料基础上的现代工业文明，转向生态经济和生态文明。从效率角度，低碳经济的实质是提高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最大限度地减少煤炭和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建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低碳经济强调的是一种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带动经济实现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包含了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经济转型则是个大战略、总要求，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是落实经济转型的重要环节，也是经济转型的应有之义。具体而言，“新型工业化”就是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新型城市化”就是要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经济高效、社会和谐的低碳城市化道路”。落实经济转型也必然要求制度上的创新和生产生活方式理念的转变。尽管低碳经济和经济转型的概念内涵和外延有一定区别，但在强调“绿色”“环保”“高效”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却是一致的，这就要求必须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低碳经济是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中国的必然选择，这不仅因为中国面临国际社会要求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巨大压力，还因为发展低碳经济有助于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护国内环境，避免技术和资本的锁定效应。特别是在当前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减缓的情况下，发展低碳经济不仅可以成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点突破口，也是解决目前经济困难的有效方式，更是确保我国中长期经济持续增长最可行的手段之一。
低碳视角下的经济转型升级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也成为新一轮国际经济的增长点和竞争焦点。以低碳化能源发展为代表的低碳经济产业，不仅可以为传统产业的振兴提供支撑，其自身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找到发展机遇，特别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低碳技术进步，将填补经济增长所需技术进步的供需缺口。另外，低碳化还可以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乃至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有着相当长的产业链，足以形成一股新的经济力量，影响世界的经济发展格局和竞争格局，成为各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不竭动力。低碳经济是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性革命，也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可以说，低碳经济将是世界经济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将引领全球生产模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国家权益发生深刻变革。中国能否在未来几十年里走到世界发展的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应对低碳经济实现经济转型的能力，我们必须尽快采取行动积极应对这种严峻的挑战。
如何节能减排，拓展中国低碳经济之路，是中国“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之一。我国目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拉动经济增长的是汽车、住房等耐用消费品工业，在这些耐用品生产过程中大量使用钢铁、水泥等重化工材料，大量消耗煤炭能源，大量排放二氧化碳气体。随着城市化发展，能源消耗增大，私人汽车增多，尾气排放增加，严重恶化着生态环境，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耗国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刻不容缓的可持续发展的国计民生大事，关系到中国和世界的整体利益。目前我国最紧迫的减排任务，是通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淘汰能耗高、污染大、排放高的落后产业，以尽快把现有能耗水平降下来，并通过新型城市化改造方案和技术进步措施，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进而推进低碳经济运行。当前，世界各国都在试图将经济复苏与经济转型结合起来，努力寻找经济复苏以后的新的经济增长点，力图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制高点。因此，低碳经济不仅是传统的环保手段，更有望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首选和重要抓手。
能源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继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之后的又一大安全问题。世界各国在能源领域内的竞争与合作愈来愈密切，对于正经历经济总量与能源消费皆高速增长的中国而言，能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前，中国能源对外依存度较高，抗风险能力较低。发展低碳经济能不再一味依赖煤和石油等化石能源，而是大力发展核能、水能、氢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低碳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实现了能源利用的多元化，从而降低了能源结构单一的潜在风险，提高了中国应对能源危机的能力，是确保国家能源安全的有效途径。
低碳经济不仅体现在生产方式方面，而且体现在居民的日常生活方面和消费方式方面。居民应该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节约能源，改变不健康的消费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普通的居民都是低碳经济的实践者(16)。
1987年，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C．Freeman）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这个全新的概念。他在研究日本的产业政策以及通产省对日本创新效率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时发现，日本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国家的经济就出现了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工业化大国。在对日本考察分析的基础上，弗里曼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国家创新系统概念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概念表明：在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仅靠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不够的，还需要政府组织有关部门形成创新网络。基于不同风险类型所导致的创新特点而施以不同类型创新主体，是构建区域创新系统的关键所在。2013年温州市委提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构建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产学研协同的技术创新体系。统筹优化政府创新资源的配置，改进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方式，重点支持企业进行产品研发、技术引进。完善促进企业自主创新的政策机制，强化企业的自主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加大自主研发投入和研发机构建设力度(17)。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十八大”和中共浙江省委十三届三次全会精神，根据《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的决定》的要求，紧密结合温州实际，2013年8月温州市委就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提出分阶段具体目标，如图3-8所示。
图3-8 R＆D经费支出与占GDP比重
资料来源：中共温州市委：《关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城市的意见》。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表现为世界各国的经济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和服务输出等经济活动相互联系为一个有机的经济整体，但我们注意到在这个有机整体里，国与国之间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并且这种不平等还可能会随着一体化进程的加深而加剧。尽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处于不利的位置，但与闭关自守相比，对外开放仍然是帕累托改进。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会在以下两个方面来利用经济一体化：一是利用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积极吸引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本国转移，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政府手段积极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二是抓住发达国家技术创新速度放慢的时机，尤其是利用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失业率高企之机，尽可能留住和吸引高技术人才发展本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十二五”时期温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取得了阶段性成绩，外贸进出口总额由2010年的170.94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206.02亿美元，外贸平衡增长，有效地利用全球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如图3-9所示。
图3-9 2010—2013年温州外贸进出口总额及其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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