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创作

同学们都学过中国近现代史，对“新文化运动”该不会陌生的。现在比较通行的说法：新文化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由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李大钊等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当时称为新式教育）的人发起的一次“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思想文化革新、文学革命运动。或者说，新文化运动就是一场发生于中国20世纪前期的启蒙运动。它的时间段，有广狭两种说法。狭义的说法认为应从1917年到1921年，广义的说法则主张从1915年到1923年。无论采取哪一个说法，均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将新文化运动视为一场对政治、社会、学术思想与文学艺术各方面影响重大的启蒙。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一是提倡民主，反对专制；二是提倡科学，反对迷信；三是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四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新文化运动也有它“新”的意义：一是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形成空前的思想解放；二是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三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四是在“五四”以后，全国各地的进步报刊和进步社团，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文学获得了大发展。这节课，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场“五四”文学革命，了解一下当时的文学创作概况。

“五四”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开端，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场文学革命中，胡适首举义旗。他于1915年9月17日在《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中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1917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五四”文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萌芽期（1917—1920），主要是文学革命的理论准备和初步尝试。鲁迅和胡适等人在《新青年》和《新潮》上刊登了一些文学作品。但是，除了鲁迅的几篇小说外，其他的创作仍然比较稚嫩，一些作品未能脱尽旧文学的印记。

第二个阶段是活跃期（1921—1926年北伐战争前期），新文学的第一代作家登上了文坛，一些创作流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戏剧、散文、诗歌等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三个阶段是沉寂期（1926年冬—1927年冬），由于不少作家投身于北伐战争，文坛陷入创作的低谷。但是，这一时期关于革命文学的理论提倡和试验，为之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勃兴奠定了基础。总之，在这短短的十年间，新潮迭起，气象万千，脱胎换骨的新文学以迥异于传统文学的姿态卓立于世。

“五四”文学革命思想就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倡导的国民文学和写实文学，其主要标志就是胡适的“八事主张”和陈独秀的“三大主义”。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一曰“须言之有物”。反对“近世文人沾于声调字句之间”的“文胜之害”，主张新文学的创作要特别注重情与思两者。二曰“不模仿古人”。胡适在此运用进化论的观点，说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绝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三曰“须讲求文法”。遵循语言本身的规律与定则。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认为文学青年受到古代文学浸染，对落日而思暮年，临秋风而思零落，写诗作文所取笔名也故意用“寒灰”“无生”之类灰色词语，这是“亡国之哀音”，必须戒除。五曰“务去滥调套语”。主张“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主张今日作文作诗，宜采用俗字俗语。

1919年4月，胡适又在《新青年》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将这“八事”修正为“八不主义”：（1）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2）不做无病呻吟的文字；（3）不用典；（4）不用套语滥调；（5）不重对偶，文须废骈，诗须废律；（6）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7）不模仿古人；（8）不避俗话俗字。

这就是著名的“八事主义”，后更名为“八不主义”，为“五四”文学革命提出了具体、明确的要求。

1917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三大主义”从内容到形式对封建旧文学持批判否定态度，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也正是因为受到了这种“五四”文学革命思想的影响，“五四”时期的文学主要关注两大主题：一是个性解放，二是民族解放。

先来了解个性解放这个主题。郁达夫曾说：“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我而存在了。”这里说的“现在的人”就是“五四”时期自我意识觉醒，个性得到解放的人。所谓个性解放，是指把人从传统的阻碍人个性发展和自由的体制或思想中解放出来。“五四”时期是启蒙主义的高潮期，大多数文学作品都以“人的文学”为创作观念，高唱启蒙主义，使人摆脱愚昧和迷信，提倡个性解放和自由。例如“人生派”主张如实、准确地反映社会生活，从而揭示个性发展受压抑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艺术派”则强调内心情绪的真挚抒发，描写个性不得解放的苦闷以及对个性解放后情境的畅想。表现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家与主要作品有：

胡适的《终身大事》、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反映了婚姻中自我意识的觉醒，追求婚姻自主；郭沫若的《女神》是自我个性扩张的强烈呼唤；俞平伯的《花匠》表达了对摧残自由意志的暴行的愤怒抗议；叶圣陶的《两封信》以一位新女性之口高唱人格平等和人性的自由发展；鲁迅的《一件小事》中“我”尊重民主与个性，崇尚自由平等，完成了自我心理解剖并发出对人力车夫的真挚赞颂。

再来了解民族解放的主题。虽然个性解放是“五四”的中心主题，但民族解放的思想也一直贯穿其中。这是有深厚的现实基础的。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直面临着国家灭亡的危机。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民族解放的思想也日益高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筹建，“国防文学”的倡导等使民族解放主题成为当时的中心问题。文坛也相继出现了一大批以民族解放为主题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大多抒发了爱国主义情怀。“五四”时期的民族解放主题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等同于爱国主义主题。这一主题在当时突出地表现为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呼唤祖国的新生。表现这一主题的代表作家与主要作品有：

庐隐的《月下的回忆》记述了作者回国逗留大连时，对日本人残暴统治的所见、所闻和所感；鲁迅的《狂人日记》旨在暴露家族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弊害，揭露了封建主义的罪恶；郑伯奇的《最初之课》描写了屏因在日本遭受羞辱的事情，愤慨地指出留学生“读的是西洋的书，受的是东洋的气”；叶圣陶的《五月卅一日急雨中》生动表现了“富有反抗性、蕴有力量”的中华民族在帝国主义压迫、反动势力统治下的伟大觉醒。

（张彦儒　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