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通才教育

一　美国的通才教育

上世纪60年代，潘光旦在《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发表题为《谈留美生活》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美国教育是这种东西，清华实行的也是这种东西。譬如我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在美国大学有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上半年功课好，下半年就可多缺课，最多可以五个星期不上课，任你去干什么，不扣分。我就用上了这一条，自己去转图书馆，逛书库。后来转来转去，莫名其妙地就转到社会学。现在则搞民族史（少数民族的历史），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还搞些翻译。反正这种通才教育出来的人，特别是过去旧大学社会系出来的人，什么都能搞一点。清华实行的是通才教育，我当时就是如此。”

潘光旦早年毕业于清华学堂，后来又回母校执教，因此他与清华的感情特别深厚。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它筹备于1909年，起初叫“游美肄业馆”，附属于清政府外交部的“游美学务处”。1912年游美肄业馆改名清华学堂以后，仍然归外交部管辖，成为中国教育系统之外带有殖民地色彩的一所学校。清华学堂实行八年制教育，分中等科、高等科两个阶段，大致各占四年，高等科毕业后派往美国留学。该校1922年起改行“四三一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大学一年。1925年设立大学部和研究院，目的是逐步改变过去完全依赖美国的体制。1929年，清华学堂留美预备部最后一届学生毕业，其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基本结束。与此同时，这所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归教育部管辖，正式纳入国家教育体制。这意味着中国教育从此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清华大学虽然历经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国内战乱，但依然弦歌不断，成为中国教育的中流砥柱，为国家民族培养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但是自从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以后，清华大学以“苏联老大哥”为榜样，砍掉所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专业，成了一所单纯的工科学校。潘光旦就是那时候被“调整”到中央民族学院的。从此，他只有改造的义务，没有说话的权利。尽管如此，仍然难逃“右派”厄运。我原来以为当时的潘光旦，就像他的女儿潘乃穆说的那样，对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采取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没想到潘先生在这篇文章中仍然强调通才教育。通才教育又称普通教育或自由教育，这说明他不但没有放弃自由主义，反而有机会就要强调。

多少年来，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世界强国，与它长期坚持通才教育有关。在我的书架上，有一本《美国校园文化》的小册子，其中对通才教育有所介绍。

该书作者亨利·罗索夫斯基，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并在该校文理学院担任院长达11年之久。他说：美国教育的一大特色，就是特别重视通才教育。他还说，如果你进大学的目的是想得到一张职业证书，以便找到一份好工作的话，那就错了；因为“美国的四年大学生活对多数学生来说是接受通才教育的最好机会”。

罗索夫斯基认为，通才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有教养的人。为此，他不但为学生安排了“与专业性或技术性课程不同的、以讲授全面知识和发展全面智能为目标的”课程设置，而且还对什么是“有教养的人”提出五条标准：

第一，有教养的人能够清晰准确地使用书面语言，并具有批判性思考的能力。

第二，他们对宇宙和社会具有判断鉴别的能力，并且不乏自知之明。

第三，他们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还有开阔的视野和博大的胸怀。

第四，他们经常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并能在这方面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第五，他们在某些知识领域拥有较高的成就。

反之，倘若不能对学生实行通才教育，而是过早地对他们进行专业教育或者职业训练的话，那么他们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不会进行批判性思考的人；一个缺乏鉴别能力和自知之明的人；一个孤陋寡闻、心胸狭隘、才疏学浅的人；一个不懂得伦理观念、不讲道德的人；一个没有什么成就的人。

仔细阅读该书，并参看有关资料，我们不难看到美国的通才教育其实是由来已久的。早在南北战争时期，尽管政府制定了旨在创办农学院和工学院的《毛利法案》，但是主张实行通才教育的却大有人在。比如有一位大学校长就对学生们说：“你们与其说是在追求知识，还不如说是在批判的精神下进行思维活动。……进一所好的学校，最需要学到的不是知识而是艺术和习惯。”这其实是对专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最好批评。到了19世纪晚期，由于受德国教育制度的影响，通才教育在美国有了长足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人们更是把通才教育视为制止战争的有效途径。战前，有识之士就明确指出：实行通才教育可以使学生获得谦虚、仁慈和幽默等美德。他们认为，由于谦虚要以知识为先决条件，仁慈是对人性的深刻尊重，幽默需要过人的智慧，所以通才教育对于猖獗一时的法西斯主义是最有效的抵制；对于“把自己吹嘘成神仙，把他们浅薄的想法说成是神圣的启示”的独裁统治之流，是最有效的抵制；对于企图扼杀人性，以便让人民在国家机器中沦为工具和奴隶的阴谋，也是最有效的抵制。战后，一位著名的语言学教授指出，通才教育的最大作用就是“生活目标的文明化，情感反应的纯静化，……对事物本质理解的成熟化”。他甚至说：“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普通教育（即通才教育）的问题，我们就肯定能够免除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就提醒我们，当一个国家陷于专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狭隘境地之时，人格的委琐、思想的委顿和精神的萎靡，恐怕就在所难免了。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这本书中我又进一步看到，通才教育是守护精神家园、影响社会进步的头等大事。

话说回来，上述潘光旦的话是1965年讲的。鉴于当时语境，他虽然不能直抒胸臆，但还是从个人经历的角度阐明了通才教育之必要。其实，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说这种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为了让青少年了解丰富的世界，体验多彩的人生，摆脱“机器”的命运，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潘先生是1967年去世的，可见让清华大学早日恢复通才教育传统，是他晚年的一个心愿。

无独有偶，到了1981年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的时候，也念念不忘通才教育的传统。他说：“当时教授会经常讨论而始终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是大学教育的目的问题。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应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会议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

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育始终在探讨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近年来，尽管我们对1952年院系调整开始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大家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冯友兰这样的水平。更要命的是，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教育仍然实行“大一统”的管理模式。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困扰。这就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继续。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传统，应该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