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

我所理解的“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学习《关于进一步学习贯彻2010年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的心得体会

社科部　朱佩金

江西科技师范学院第十四届教学工作会议2011年4月26日在阳光明媚的枫林校区音乐厅拉开了序幕。在印发的学习材料中，本人拜读了全部意见、实施方案和规范的内容，对其中的《关于进一步学习贯彻2010年人才培养方案的意见》一文特别有体会。因为在文章中它提到了两个原则，即1.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并重原则;2.重基础、重专业和一定岗位指向性相结合原则，坚持此原则的基础上，将人才培养方案的内涵概括为“综合素质、专业能力、职业方向”三位一体分流培养模式，即五个模块组合、三类分流培养。其中五个模块组合中提到通识教育课占36%，学科基础课占17%、专业核心课占20%、职业方向课占15%、综合实践课占12%。这种设想非常好，会让人很快想到了由此模式所培养出来的人必定是通专才兼备的新型高校毕业生。

其实关于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到底是通才教育好还是专才教育好的争论一直就没有停歇过。曾有个叫奉公的学者还为了平息此种无休止的争论，竟提出了一个让世人为之震惊的“元才教育”观点，并且这个提法受到了部分人的竭力捧场，让奉公欣喜若狂。可后来被周荣耀先生斥为“天方夜谭”。因为从他提到的13项要求，即身体心理、社会、语言、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实践能力、适应的专业技能、人生战略管理能力和动力等来看，此“元才”比现实中的“人才”和“天才”高超很多，只有上帝能担当此任，因此不具有可行性，纯属是人才培养模式的空想主义。

从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历史演变来看，传统上的通才教育培养出来的人才是指那种集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于一身，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经天纬地之才。它是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作为其教育目标，如中国的孔子、张衡、沈括，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通才教育能造就上述通才的出现时有一定深层次原因的，在此本人不多加阐述。而专才教育培养模式是出现在工业革命之后，新的产业在客观上对传统教育特别是传统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是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专才教育侧重的是学生的实践技能以及能否胜任行业的实际需要等方面的能力培养。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学生的基础薄弱、底子薄、知识面窄、技能单一、缺乏灵活调整职业前途和继续发展的潜力，个性的发挥也往往不太和谐和全面。综观两种人才培养模式，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以一定的社会时代特征为基础而发展的，都是特定时代的人才培养观。但在当今的现实社会，传统意义上的通才则不可能出现。这正如某学者所指出的:现代知识的加速增长使一个人实现“通”的难度不断增大，可能性越来越小。这与传统通才出现的社会背景是截然相反的，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毕业，任何人也不可能通晓各个领域的知识和学问而成为通才。因此，通才只能是一个人一生的目标，不可能成为一生的结果，更不可能成为高等教育在大学四年所培养的毕业生的结果。倒是专才教育还有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但也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和个体的需要。毕竟在科技发展日益综合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复杂化以及职业变换可能性的不断增加的社会，过于专门化的人才很难与之相适应。为此，单方面强调其中一种培养模式肯定是有遗憾的，那势必要求高校教育工作者要从教学实践中去寻找这两种培养模式的最佳结合点。此次的《意见》中就很着重地指出了此问题的要害并在作了深入研究后制定出了两种教育模式各自所占的比重。本人觉得很具科学性，应大力坚持和实行。

依本人之见，我们首先要对现代意义上的“通才教育”做一次深刻的理解和剖析。在高等教育中，通才教育是指在培养过程中，保证必要的专业教育的同时，加强文理科基础教育，拓宽专业面，力求博与专的统一。以培养知识面宽广的专门人才，使他们善于审时度势、随机应变;“专”是真才实学，“博”也是真才实学。笔者就此界定发现，它还是仅仅停留在“知识水平”的高度上，它实质还是在一味地追求专业面的宽，而忽略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即育人。因此有人把这种界定称之为“畸变的通才教育观”。道理很简单，这是人的道德和精神素养的又一次遭放逐，是实利主义教育观的再次强化，说到底是一种“伪通才教育观”。就本人而言，通才教育应该是强调学生如何做人、使人成为人，其终极目标是使学生能够全面自由和谐的发展。“以人为本”应成为教育的根本价值取向。具体而言，它应该涵盖自由教育和通识教育两个方面。所谓自由教育，也称人格教育，是指培养统一和谐的人格、良好的心理素质，使人具有高尚情操和豁达胸怀，使人保持自主的心态，能够在复杂的人生和世界中具备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安身立命、应对未来。通识教育(知识、技能教育)则是培养学生建立完善的结构化的文理科知识及相关技能，使人知识面广博、基础深厚、扎实、能够适应综合创新的科学技术和瞬息万变的社会经济环境。通才教育是“做人”和“做事”统一教育观，但其中应更侧重自由教育。关于这种教育观，我国历史上的西南联大就运用的如鱼得水。它有一个基本思路:大学的首要任务不仅是给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是应给学生广博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的综合基本知识。清华校长梅贻琦就在自己的文章中明确指出:“今日而言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曰通识者，亦学子对此三大部门，均有相当准备而已，分而言之，则对每门有充分了解，合而言之则于三者之间能识其会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种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根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严复则说:“鼓民力、开民智、新民法”，其思想后来演化成德、智、体三者并用的大学教育观。因此，大学教育的最终目标是教会学生如何做人。

高等教育要以培养通才作为终极目标。这个目标的提出是缘于当前高校所培养出来的“模板式”毕业生的教育事实。过去受专才教育思想的指导，我国高校体制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千人一面，学生所学的很难致用，经常出现专业不对口的尴尬局面。改革开放后某些高校因急功近利的培养目标使专才教育更是猖獗，竟办起了“应景”似的热门专业，导致教育效果低下，毕业生工作难觅的可笑现象。要避免类似现象再次出现，我们必须要在高等教育中牢牢树立一种“通才教育”为本的教育理念，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新型人才为使命，培育出社会真正需要的人才。据本人看来，通才教育中要重点强调人文科学，它能散发出人文精神将方法、知识和自我选择等综合成一个整体，凸显“教人为人”的科学理想人生发展目标。美国的哈佛大学就通过课程来体现人文学科的重要地位，如在基础课的十个领域里就设置了七个属于人文学科领域的课程。

我们要把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充分联系并重起来，而不能彻底割裂两者的关系。著名学者陈岱孙就认为:两者应该是统一的，它们并不互相排斥，而是相辅相成的。广厚的知识应该是深入研究的基础，而专深的知识应该是这基础某一方面的深入展伸。高校所培养的人才应该在广厚知识基础上具有专深研究能力的人才。目前的中国现实决定了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必须要通专才并存的多元化。中国是一个“后发外生型”的高等教育结构，培养一定规模的专才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在一定时期内还将延续。要甩掉“制造业大国”的帽子，培养本国自己的高级技术人才就还得走“专才教育”的“狭路”。但是不能为了发展专才教育而忽视了通才教育，我们强调的是学生在综合能力基础上的专才教育即先“通”后“专”，使其知识结构呈一个金字塔形。总之，不管是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都要随社会的发展变化作相应调整，用通才教育贯穿到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始终。

综上所述，高等教育应坚持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并重的原则，在此教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指导下，再根据各自学校的实际情况来操作，力求凸显高校的各自办学特色。如技术院校应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专门人才为首任，大学本科综合性院校则以培养具有通才创新型人才为己任。大学要给受教者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创造一个良好的教育环境氛围。通过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培养模式，高校就能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具有较高文化素质和健全人格的、有一定专长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合格人才。唯有如此，高等教育才能对人的发展乃至国家的发展产生积极而深刻的影响，真正实现“人才兴国战略”，使中国的竞争实力具有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