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回顾
摘要：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是美国历史的有机部分，代表了美国社会在高等教育领域中的发展和演化。美利坚文明是宏观历史框架下西方文明的重要分支和继承者。美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三大历史渊源和四大塑造力量。三大历史渊源是欧洲主流文明传统；土著印第安文化遗产和非洲黑人移民文化。而四大塑造力量是工业化、都市化、移民化和宗教世俗化。在三大历史渊源中，欧洲主流文明传统对美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四大塑造力量中，宗教世俗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即使算上建国前从欧洲殖民者大规模有组织移民北美大陆的历史，也不过400多年。然而，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长于美国建国的历史，基本上与北美大陆欧洲殖民的历史差不多。这个历史事实表明了美国重视教育的传统源远流长。回顾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传统有助于了解和理解美国高等教育成功发展的历程。
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的历史。
Benedetto Croce
第一节 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
回顾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是一个深入、系统、全面了解和理解美国社会文化变迁历史的过程。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是美国传统和现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美国文化的价值观和美国生活方式的行为理念。[1] 重温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传统需要追溯美国文化的起源，因为教育理念和实践是文化文明体系中最能体现和传播社会主流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形式。而回顾美国文化的起源则必须要了解西方文明的历史渊源，因为美国文化是西方文明最重要的分支和成功继承者。西方文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起源于古希腊罗马，经中世纪的磨难和羁绊，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洗礼和启蒙运动的唤醒，再到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崛起，成为世界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文明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当然不是解析和解释人类文明进步的圭臬，更不是唯一判断先进和落后、文明与愚昧的标准。文明和文化多样性的历史观的也不会将欧洲文明视为当代所谓先进文明成果的滥觞。以欧美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文明在进化和演化过程中也显现了许多制度弊端和负面社会现象。但是西方文明，特别是近现代欧美的物质文明和在反封建、反王权和反专制的民主进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制度和意识文明，对推动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社会演化以及改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提高人类生存能力和改善人类生活质量积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作用在精神领域方面，西方文明向人类贡献了具有一定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和制度理念，例如大众参与的代议制民主体制、保障政治文化权利的基本人权观、消除和遏制专制和独裁统治的现代法治精神等。这些都是凝结东西方不同文明体系智慧和创造力的人类文明共同精神财富。西方文明传统的渊源有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古希腊古罗马传统文化的根基；犹太—基督文明的起源和欧洲现代理性启蒙运动的影响。[2]西方文明的古老根基来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人文主义传统。古希腊古罗马传统文明给西方文明的生命注入了强大的人文主义基因；西方文明的宗教信仰支柱源于犹太—基督的宗教传统。犹太基督文明为西方文化传统提供了坚实的宗教信仰基础；启蒙主义运动向西方思想体系注入了科学、理性和创新的血液。西方世界就是高举着人文、信仰和理性的大旗，伴随着与野蛮、武力和血腥的搏斗，在艰难进化的过程中步入现代人类发展的历史轨迹的。美利坚文明是宏观历史框架下西方文明的重要分支和成功继承者。美国传统文化有自己的三大历史渊源和四大塑造力量。三大历史渊源是欧洲主流文明传统；土著印第安文化遗产和非洲黑人移民文化。[3] 而四大塑造力量是工业化、都市化、移民化和宗教世俗化。[4] 在三大历史渊源中，欧洲主流文明传统对美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四大塑造力量中，宗教世俗化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特殊的推动作用。新大陆与旧大陆文化脉络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一个继承、发扬、吸收、批判、扬弃、创新和超越的关系。美国文化于其他文化最显著不同之处就是它所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创造性、扩张性甚至是毁坏性。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观认为，建设和毁坏存在于一个对立统一的过程中。“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破旧立新、与时俱进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社会进程客观和内在的发展规律。无论是概念、观念或事物的建构还是解构，无论是毁灭性建设还是建设性毁灭，都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都是事物和生命兴衰交替的自然发展。美国文化首先是欧洲文明的批判者和扬弃者，也是其继承者，更是其不断发展和成长的创造者和超越者。美国文化对西方文明的继承、批判和创新是美国文化能够成为当今西方文明体系领导者的重要因素。也正是在这种继承、批判、扬弃、创新和超越的过程中，美国文化成长为一个独具特色的文明价值体系，蕴涵着丰富的内容，对近代世界历史进程的发展施加着重大影响。具体而言，美国文化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里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精神元素。首先，在思想文化传统中，美国崇尚个人奋斗、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追求现实物质成功的人生目标；其次，在宗教信仰中，美国主流社会笃信新教伦理所倡导的务实、简约、虔诚、积极参与、丰富、活泼的宗教传统；第三，美国文化鼓励公平竞争、超越创新、讲究效率、追逐利润的经济理念；第四，美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的基础是普通大众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政党和政治领袖人物依照法律规定和程序参与竞选，提出政策框架，贯彻治国方略、政府权力制约与平衡，以及崇尚法治的观念。美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明确表达在其《独立宣言》和《人权法案》中的崇高理想和神圣理念。至少在理论和理念的表述上，这些崇高理想就是对自由的珍惜，对幸福的追求和对生命的敬畏。[5] 不可否认，美国历史发展的历程本身也充满了对这些美好理想和信念的亵渎、违反、侵犯甚至背叛。这同样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真实写照和记录。社会的整体进步往往是在巨大的社会道德代价下和个体的牺牲中取得的。杰斐逊曾经生动地描述过美国自由成长的历程和代价，并推向整个人类获得民主、自由理想所付出的巨大代价。[6] 美国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是鼓励个性表达、个人发展和个体成功。从北美殖民时代到美国建国直到成为大国崛起的整个历史过程，教育，特别是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宣扬美国核心价值观、推广美国生活方式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在具体的政策执行过程中，崇高的理念落实到具体事务中必然存在许多弊端和腐败。如何除去这些弊端和腐败现象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课题。美国政治决策和政府的治理过程当然也不是例外。
当今世界存在着不同的文明体系，特别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7] 宗教信仰体系里，也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三大宗教的共存。在西方基督文明体系中，美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和渗透力无疑是最大的。这是西方文明演化到近代的结果，也是毋庸置疑的客观事实。而且美国文化传统中还有着浓厚的传播“优越价值观”和“先进意识形态”的所谓“使命感”。凭借着其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借助自由贸易渠道和现代信息技术的网络，美国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影响着全球其他国家的文化与社会。以美国当代文化，特别是美国流行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对其他文明体系的渗透和扩张所导致的全球范围内文化观念的冲突与碰撞也是当今世界所谓文明冲突论的现实基础。这也是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不可避免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教育体制和它的影响无疑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美国的教育，特别是其高等教育的优势是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作为文明、文化体系中最核心的部分之一，对主流思想意识的普及，对主导价值观念的传播，对行为理念的提倡，对生活方式的宣扬，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发展与完善与人类的教育机会和教育程度成正比。社会经济发展与教育发达程度相互促进和依存。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分析，人类社会经历了游牧、农业、工业和信息社会几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化和进化，教育的作用日显突出。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社会专门人才和职业人士的教育机构，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为突出。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越来越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时候，高等教育的作用就更加重要。可持续发展研究提出了经济与社会同步发展的新概念，提升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使人们从理论和现实上了解教育在促进社会发展和提高个人生活质量方面的功能和贡献。实证资料显示：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的投入和表现与一个人的收入能力，社会参与能力，政治功效和个人优势的开发成正比。[8]美国是经济强国，也是高等教育大国，两者之间关系绝非偶然。教育水平与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关系从美国300年的教育传统的演化和美国20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得到了最现实的体现。我们虽然不能简单地用“现代的眼光看待历史”，但是，我们却可以用历史的观点分析现实。回顾和研究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有助于了解其高等教育全面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传统是社会历史发展记录的筛选和总结。历史可以为我们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有机联系提供重要的参照系。美国是个重视教育传统的国家。教育在美国从殖民到建国到扩张到富强的不同历史时期对美国的立国、制宪、提高全民素质、促进经济发展、消除种族隔离、维护社会平等都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9]特别是美国高等教育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更是起到了“启蒙心智”、“扫除愚昧”、“净化社会”和“指导未来”的重要功能。美国高等教育的传统可以追溯到美洲大陆的殖民时代。“先有哈佛，后有美国”之说就是最好的例证。美国高等教育史长于美国的建国历史。从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美国已有200多年的历史，从1636年哈佛学院成立，美国高等教育史至少有350多年的历史。时间的长短只能部分地说明历史，并不能完全和充分地解释历史的复杂和内涵。美国高等教育始于美国建国之前，其传统植根于早期的宗教实验和新教伦理之中。从历史渊源上看，美国高等教育的兴起来源于宗教，服务于宗教。这个简单的历史事实反映了深远的意义。殖民时代的美国高等教育与宗教伦理普及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传统，发展方向，指导信念和现实目标。[10]
首批清教徒逃离宗教迫害，试图在新大陆建立“新耶路撒冷”。他们深信教育的发展与他们的宏伟宗教事业密切相关。1636年，定居北美大陆荒野的第一批欧洲移民(主要是清教徒)创办了殖民地的第一所大学——哈佛学院。建立哈佛学院最初主要出于宗教动机，是为了神职人员受到良好教育而更好地管理教会和教堂。事实上，早期的哈佛也不仅仅是个职业牧师训练学校。殖民开拓者希望教育在巩固人们宗教信仰和提升道德水准以及完善人性之间起到桥梁和纽带作用。他们骐骥在宗教信仰，道德水准和教育程度之间形成一个稳固的三角支撑关系。这是美国高等教育通过哈佛在其早期发展中的历史定位。17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与宗教的关系就如同18世纪教育与民主建国，19世纪教育与经济发展，20世纪教育与科技研发的关系一样是密不可分的。早期的美国高等教育充满了强烈的宗教动机和浓烈的救赎色彩。高等教育直接服务于北美大陆的宗教改革。除了北美大陆特定的地理，自然因素以外，某些历史原因也决定了新英格兰殖民地高等教育的宗教性质。从历史上看，不管是被迫的原因，还是自发的动机，16世纪末的清教徒，不远万里，背井离乡，其目的是为了纯洁教会，过更严谨的生活。他们相信通过敬拜上帝，严于律己，诚实苦干，反省忏悔，可以在北美大陆为腐败的旧大陆树立一个榜样，建立一个世人敬仰的“山巅之城”。这种地理上的大迁徙其本身就是清教徒的宗教改革实验。清教徒相信，没有发达的教育体系，他们建立“山巅之城”的希望就会落空；没有基本生活知识和生存能力，他们在新大陆荒原野岭上的生存就会受到威胁；殖民地领导人在新大陆开拓新的精神家园和建设新的生存基础，如果不具备良好的教育素质，他们不可能赢得欧洲人的重视和尊重。[11]
哈佛学院的建立开始了北美大陆殖民地高等教育的新时代，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基础，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宣言书”和“里程碑”。哈佛学院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在继承欧洲传统古典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开创了新型的美国高等教育理念和模式。早期哈佛的教育理念是宗教与世俗合一，抽象知识和实用技巧并重。其教育目标既满足宗教精神需要，也服务世俗功利目的。哈佛学院的目标不但要培养训练有素的神职人员，更要造就服务和领导社会，受过“普通教育”地位崇高的世俗人士。[12]清教徒坚信，为了完成他们的神圣使命，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不但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领导人和神职人员，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这种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的二元教育思想是北美殖民地历史的产物。北美大陆新的生存环境、新的社会氛围、新的精神追求、新的奋斗目标极大地扩展了清教徒对教育功能概念的理解和诠释。殖民开拓时期的社会环境需要人们掌握和运用实用的知识和生存技能才可以发展。维护正常道德和生活秩序的宗教社会必须对其所有成员进行严格和系统的精神方面的训练和培养。对普通人民进行系统的教育是当时殖民地社会和团体的共同责任和应尽义务。
以新教伦理为核心价值观的清教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产物，并由英国的清教徒带到北美大陆。清教主义对美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奠定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具有强烈救世和入世色彩的新教伦理孕育出浓郁世俗目的美国高等教育理想，开创了美国高等教育务实求新的光荣历史。与欧洲传统高等教育理念不同，美国的高等教育从创立之初就带有明显的社会性、民主性、开放性、务实性和普及性。美国开国元勋们继承了北美大陆殖民地时期教育的历史传统，并在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上将其发扬光大。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说过：“一个国家如果指望自己在文明中既愚昧无知而又能得到自由，那么，他们的希望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将来都将是空想和幻灭”。美国最高法院首任法官杰伊(John Jay)称“知识是一个共和国的灵魂，一个健全社会的支柱”。杰伊认为，新建立的美国如要取得各方面的成功，其公民必须接受系统和良好的教育。教育既是自由民主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和崇高的象征，又是保障自由社会成功的前提条件，更是建立平等、富强社会的必由之路。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Adams)指出：国家有责任向人民传输和普及“对他们做人，做公民和做基督徒的道德责任都有用的知识”。美国开国元勋的关于教育的论述和言论既阐明了教育在美国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开创和奠定了美国社会重视教育的伟大历史传统。这些政治家对美国教育传统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们将教育的普及，特别是培养精英的高等教育和提高同巩固和加强美国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同建立一个有别于欧洲的具有自身内在特质的美国文化联系在一起，同树立一个作为“自由世界”典范的美国开拓和创新精神联系在一起。这些教育与政治结合的理念拓展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领域和空间，提升了高等教育在美国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至独立战争时期，教育重要性的观念已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是美国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是美国历史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13]在回顾美国高等教育历史作用和谈及美国高等教育在21世纪的作用时，詹姆斯·亨特(James Hunt Jr.)指出：“从我们国家早期历史阶段开始，社会就是有一个普遍共识，即美国的高等教育必须是发展经济和促进民主的引擎和助推器。杰弗逊高度重视高等教育对提升公民素质和意识和对未来投资经济发展潜力的作用。这两个带有典型美国实用主义色彩的教育目的为19世纪的土地法案(Land Grant Acts)以及二战以后通过的G.I. Bill”提供了理念基础。[14]这两个法案极大地拓展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空间。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倡民主制度的双重教育目的鼓舞美国人不断采取新的行动，提出新的观念。今天的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从它的高等教育的历史传统中获得新的动力。”[15]
第二节 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
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有三个发展阶段需要引起特别的关注。第一个是从1870年到1910年；第二个是从1945年到1970年，最后一个是从1990年至今。美国史学家通常把这三个阶段分别称之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镀金时代”、“黄金时代”和“辉煌时代”。第一个阶段的特征是在美国社会文化意识形态中和社会组织结构内“大学理念的形成、大学数量的上升和大学地位的确立”。这些变化主要得益于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特别是政府、企业积极参与兴办高等教育；第二个阶段的特点是在美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大学职能的转变、大学体制的改革和大学使命的延伸”。这个时期的变化源于美国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提升以及一系列社会改革运动的推动；最后一个时代的特点是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下的知识经济进程中，大学体制的创新、大学教育的普及和大学时代的来临。这个时代变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美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这些时代发展特征从本质上说，都是美国经济社会文化宏观历史变革中的组成部分。美国成为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历史也是美国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大国的历史。
从北美大陆殖民时代起到20世纪初美国成为一个世纪强国，美国社会经历了激烈和动荡的变革，其中经历了政治改革、经济变革、社会改良和文化观念的演变，包括民主体制中政党交替合法化；经济体制中的反垄断运动；社会改良方面的进步主义和黑人民权运动中的平权运动和文化观念领域里从清教主义文化到消费主义的历史演变。在这一系列改革运动中，高等教育自身也经历了漫长的变革和发展。概括地说，从北美殖民地时期开始到21世纪信息时代，美国高等教育在三个主要方面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具体体现在“三个多样化”上，即课程设置和学科发展的多样化；大学生生源社会阶层和种族结构的多元化；大学办学形式和授课手段的多样化。这三个方面的变革和变化记录了美国高等教育所经历的总体变革，也展示了美国社会的总体变革和进步。
就高等教育总体培养目标而言，北美殖民时代的大学和学院毕业生大多从事宗教事务，成为教会的牧师。这个培养目标决定了课程设置的单一性。到了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大学培养目标发生了本质上变化，主要是为大公司、大律师行、大企业和各级政府培养文理工商农医等领域的专业技术人才和职业人士。高等教育的本质已经从少数精英的特权专利发展成一个培养职业精英和促进就业的渠道。这种大学教育培养目标的转变既深刻地反映了美国社会经济和人文结构的历史变迁，也展示了美国高等教育自身为适应社会变革和改革需要所走过的历史进程。这种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基调和速度为美国高等教育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和发展动力。有学者认为，美国高等教育所表现出来的活力是美国高等教育在19、20世纪的三个主要发展趋势的结果。其具体表现形式是课程设置和知识结构的多元化、学生成分来源的多元化和课程内容和教育传授形式的多元化。[16]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殖民时代单一的培养宗教领袖的高等教育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和满足现实社会的需要和需求。课程多元化的改革势在必行。这种改革形成了当代美国大学的特色。这个特色的表现形式就是课程内容的多样化。总有更多的新课程供学生选择和学习。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需要选修更多的反映新知识变革的通用学科和交叉学科的课程。这就是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具体实践。20世纪上半叶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反映了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越来越世俗化和实用化的实践。与美国殖民地早期历史时期相比，20世纪的美国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与现实世界的需求相联系。传统的文科课程比重越来越低；理科和职业教育的课程比重上升。大学与企业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两者之间建立了一个互惠互利的双赢合作关系，具体表现形式就是人才培养和智力开发的双向交流。企业向大学提供各种类型的开发研究基金，资助基础科研项目并帮助大学和科研机构将高科技转化为实际应用。而大学和研究机构则源源不断地向企业输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文科领域里的专家和学者则在各类基金会的支持下，通过建立智库和项目研究中心的方式与各级政府和各类企业及社会团体共同进行相关的课题研究，向政府和企业提交政策资讯建议等。[17]随着社会和私人机构包括大中型企业的现实需求，大学不断开拓新专业、新课程、新科目以适应工业社会和后来的信息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也是美国大学能够不断保持自身活力并且能持续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北美殖民时代的大学教育主要服务于宗教。当时的学院主要是神学性质的。早期的美国学院提供丰富的人文课程，培养年轻人成为清教徒牧师。学校主要由宗教团体筹集设立，向学生灌输虔诚的宗教信仰。殖民时代一所高等学院的宪章表述了这种宗教办学的理念。“弗吉尼亚教会依据上帝福音的旨意建立教育机构，负责向青年进行完备的教育，传播上帝和基督的福音。”[18]
但是这种宗教目的的高等教育理念迅速被世俗生活需要所代替。这也是大的文化形态演变的结果。发生在美国社会18和19世纪的传统文化侵蚀和崩溃也给美国高等教育的整体理念产生了巨大影响。例如，美国最古老的哈佛大学，17世纪有70%的毕业生从事宗教事务，18世纪有45%毕业生从事宗教事务。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只有仅仅10%的毕业生还从事宗教活动。对此现象，1853到1860年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詹姆斯·沃尔克(James Walker)以叹息的语气表述到：“高等教育中神学地位持续下降，现在的教授没有几个具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依靠这些教授，我们如何能够培养出有坚定信仰的教育精英。”然而，这不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失败和衰退，而是高等教育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随着社会的发展，美国高等教育的重点转向更加世俗、实用和职业的方向是大势所趋，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美国的开国之父中，杰弗逊是其中比较积极支持和赞同教育机会扩大化的思想家。杰弗逊预测到了美国社会从宗教到世俗结构性的变革必然要引发教育观念的改变。杰弗逊是最早将教育普及和民主思想传播联系到一起的政治家。杰弗逊认为，美国民主的成长需要大批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促进；美国经济的增长也需要大批有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参与。美国的教育应该为此做出贡献。后来的历史发展实践了杰弗逊的这个设想。1862年，林肯总统签署了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划时代的法案《莫瑞尔土地赠予法》，授权联邦和州政府可以向大学捐赠土地，鼓励和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特别是兴办农科和机械类高等院校。1890年，《莫瑞尔第二法案》通过，进一步做出这方面的相应法律规定。1860年和1890年通过的两个赠地法案促进了美国大学数量的繁荣发展，特别是公立研究型大学纷纷建立。从1862年到1890年短短的20多年，美国大学的高等教育机构从1800年的23所激增到1890年的821所。这些大学主要是公立性质的综合性大学，致力于法律、理工科、农科和专业技术职业教育。公立和实用型综合大学迅速发展改变了美国高等院校的组成结构，反映了美国社会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挑战。到了20世纪，随着社会需求多样化趋势的出现，美国高等教育又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和现实挑战。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化进程的加速，为美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舞台。在高等教育的专业领域中，最重要的显著转变发生在科技和应用专业领域的课程设置上，特别是那些与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有关的基础科学领域和应用专业领域中，例如物理、化学、电子、信息、生物、环保、航空航天技术和民用建筑工程等。市场经济、私人企业、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发展急需有专业知识和技能，受过全面教育的公民参与和促进。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科学研究以及如何将知识转化成生产力管理体制的研究成为高等院校课程设置改革的重中之重。[19]大学的培养目标已然发生了变化，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向也必然要随之改变。大学教育与社会需求的关系越来越紧密，越来越直接，越来越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杰弗逊的教育机会的扩展与民主社会的成长相互促进的理念在20世纪的美国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教育改革家奋斗的目标。在完成了12年制的义务教育普及任务之后，高等教育就成为实现美国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是美国高等教育所承担的重要功能，即为更可能多的普通公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帮助他们实现他们心中的“美国梦”。
资料来源：美国教育部信息中心官方网站。
1800年至2000年美国大学数量增长展示图表
美国高等院校1800年至2000年数量增长示意图
经过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考验和“二战”的磨炼和洗礼，至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成功地处理了其经济制度的危机，克服了外来势力的军事挑战，已经成为资本主义阵营中的领导者，担负起所谓领导西方民主阵营应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全方位挑战的领导责任。这个时期，美国开始实行争夺全球霸权的国家战略。在获得了“二战”战胜国的红利之后，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又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而这个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变化最大的是学生构成的多样化。这个时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特征是，在大学数量增长的基础上(如上图所示)，学生来源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一系列的法律、法案和法规将高等教育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使更多普通人家的孩子能够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是，这个高等教育普及化和平等化的成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到“二战”之前，高等教育仍是社会上少数人的专利和特权。1937年，美国只有大约15%的18岁到20岁的年轻人可以有机会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其中绝大部分是来自富裕白人家庭的高中毕业生。[20] 1945年，“二战”结束，美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高等院校的发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美国的高等院校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发展到包括研究生院(硕士、博士)在内的综合高等教育体系。综合大学除了传统的文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外，又大幅增设了商学院、理学院、经济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新型二级教育机构，拓展了学生学习新知识和应用知识的途径和范围。学生入学成分的多样化打破了高等教育精英化的传统，也打破了在美国高等教育学生的主要来源是中上等收入白人家庭的子女的不平等状态。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两个：首先是在法治领域中发生的积极变化。具体表现就是《退伍军人教育法案》的通过；其次是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政府在民权运动中所采取的建立在“平权法案”基础上的“肯定性行动政策”。第一个法案是针对解决退伍军人战争结束后继续接受高等教育的。为了将战时经济迅速恢复到正常发展的轨道以及解决退伍军人的就业安置问题，美国国会于1944年颁布了《退伍士兵权利法案》。该法案明确规定：联邦政府对在二战期间服役超过90天的退伍士兵提供必要的经济资助，根据其服役时间长短和职位等提供一定数额的退役金、教育培训补助金、失业救济金和住房贷款等一系列财政援助。该法案虽然不是直接针对发展高等教育而制定的，但《退伍士兵权利法案》的颁布和执行，奠定了美国战后安置退伍军人宏观政策的基本法律框架，为美国二战后在短时间内妥善地安置近千万退伍士兵发挥了特殊的重要作用。由于法案中含有资助退伍军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条款和规定，《退伍士兵权利法案》间接地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根据该法案，有大约800万退伍军人直接受益，由联邦政府为他们负担所有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包括学费、书本费，还包括每月90美元的生活和住房补贴。联邦政府如此大规模地安置退伍军人的行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果。其结果不但彻底改变了美国大学生的种族成分构成，而且也为美国战后经济的腾飞和社会平等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资源支持和专业智力保障。
长期以来，美国社会的私有制经济制度和文化传统决定了高等教育付费教育，是个人职业成长中人力资源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的热门专业学费额度高得惊人。美国高等教育的费用之高使得许多出生在普通家庭的有才华的子女对此只能望洋兴叹、退而止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有高收入的富裕家庭子女才有可能进入名牌大学学习。这种状况具体反映在大学学生入学率中种族比例严重失调。这种现象的存在严重地剥夺了许多中低收入的普通家庭，特别是少数族裔家庭有才华的子女享受高等教育的基本权利。很显然，这种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现象严重违背和亵渎了美国宪法制定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核心价值观和民主社会的平等理念，造成美国社会等级化和阶层化的局面，引发了许多社会紧张关系和矛盾。在美国，通常贫困现象与种族构成和民族成分存在着密切关联。一般而言，少数族裔的家庭，特别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平均家庭收入水平大大低于白人家庭的收入水平，甚至低于整个社会人均收入水平。[21]很长一段时间，接受和负担高等教育与家庭收入和家庭族裔背景有很大的关联。从一定意义上说，美国高等教育学生生源结构的状况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退伍士兵权利法案》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的制定从根本上清除了普通中低收入家庭子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最大现实障碍，即高额的大学教育费用，包括学费和其他相关费用。由于该法案的实行，大量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从1940年150万人增加到1950年的270万人，其中主要是退伍军人中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大学就学人数的增加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数量的简单增加。由于大部分中低收入家庭集中在少数族裔群体中，中低收入家庭子女入学率的提高改变了美国大学学生的种族构成。这就是美国高等教育学生生源多元化的前因后果。许多人把《退伍士兵权利法案》形象地称之为为普通美国低收入家庭的子女“铺在通往中产阶级富裕大道上的神奇地毯”。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是个人职业生涯成功的前提、钥匙和阶梯。从北美殖民地时代一直到信息高科技知识经济时代，美国是一个相对而言充满更多机会的国家。美国梦是美国成功机会实现的标杆和旗帜，永远召唤着来自全球各地的满怀理想抱负的有为青年立志奋斗。美国的高等教育永远和成功美国梦联系在一起。一个大学学位代表着个人知识和技能发挥的潜力，成为实现个人政治理想、获得经济成功、提升社会地位的入场券和通行证。
《平权法案》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重要社会意义的法案，其目的则是致力解决美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种族歧视问题，特别是在教育领域中的种族不平等现象。[22]根据《平权法案》的相关规定，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需要承担越来越多保障教育平等的责任并提出具体的行动措施。著名的《杜鲁门委员会报告》就是为落实《平权法案》所做的众多努力中具体事例。《杜鲁门委员会报告》调查了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现状，指出了阻碍教育平等化的问题，提出了推进教育平等化的具体政策建议。[23]在这些政策措施中，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全美各个地区成立社区学院(community college)。社区学院体系的建立为更多的普通低收入，偏远地区家庭的子女接受高等教育提供了便利条件，进一步提高了美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度。与此同时，大学录取标准的改革也使更多的经济不富裕的家庭子女能够进大学学习。例如，少数族裔的子女在学习成绩相同的条件下，可以享受优先录取的政策优惠。低收入的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可以有权享受助学金和政府低息贷款等。60年代在美国蓬勃兴起的黑人民权运动进一步促进了高等教育平权化的发展。民权运动和多元文化运动有利于消除社会各个领域包括高等教育领域中形形色色的种族歧视现象。然而，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来都是螺旋式和曲折的。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平权法案》所推动的“肯定性行动”在推进美国社会平等化方面取得了众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美国白人社会也引发了许多争议并造成许多地区的反弹。20世纪末，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加州和华盛顿州等地，许多《平权法案》所提出和提倡的普及高等教育方面的政策措施纷纷被撤销和取消。许多白人指责《平权法案》的许多措施是“逆向种族歧视”，是对白人群体的反向歧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平等社会的功能。尽管如此，《平权法案》和“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生源的种族多元化进程。彻底消除种族隔离和歧视，维护美国开国元勋所倡导的“个人自由和机会平等”的崇高理想是实现美国梦的重要前提条件。种族多元化和文化多元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美国是个有着悠久移民传统的国家，移民化是美国大文化的塑造因素之一。争取种族自由平等、促进多元文化交流、加强民族相互融合是美国民主核心价值观和正在成为社会共识的文化传统。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生源种族多元化应是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在美国社会争取平等自由的体现。从联邦政府一系列消除种族歧视的立法本意到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为此所提出的具体措施以及人权和民权组织为争取种族平等和多元文化所进行的大众行动，都从各个层面推动了美国社会的进步。不分种族、贵贱、贫富和信仰的普及高等教育的努力，是最能反映社会平等公正的具体行动体现。因此，大学生源种族结构多元化也是《平权法案》所推动的“肯定性行动”的实际成果。经过长期努力，到20世纪末，代表美国三大少数族裔的非洲裔、亚裔和拉丁裔大学学生入学率在整个高等院校入学比例中大幅上升。(如以下图表所示)美国高等教育普及性的提高、学生种族多元化和后来出现的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代表着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和优势。在美国当代文化影响力的谱系中，其高等教育成为最具宣传美国国家正面形象的软实力象征。通过各种不同的国际教育交流和合作，美国大学及其所属的研究机构成为吸收外国杰出人才，输出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最佳渠道。基辛格博士就将美国的高等教育与美国的军事实力、企业能力、公共外交和当代流行文化并列为最代表和反映美国综合实力和施加影响力的象征领域。[24]
美国哈佛大学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1976年出版了著名的《后工业社会来临》一书，首次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并认为美国是世界上率先全面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的国家之一。[25]人类社会就经济结构而言，先后经历了游牧经济社会、农耕经济社会、工业经济社会。每个经济形态的社会都具备自身的生产特点和生活方式特征。其中工业经济社会形态还可细分为前期工业社会、中期工业社会和后期工业社会。所谓前工业社会即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机械化程度比较低，主要以农业、渔业、采矿、原材料等消耗天然和自然资源的产业为主的社会经济形态。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大机器工业生产取代了以往的农业、手工业生产，代之的是纺织业、机器加工业、机械制造业及一些其他新兴产业，像化工、建筑、汽车和电子电器等。这个时期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技术含量大幅度提高，经济部门主要以制造业即第二产业为主要支柱产业，吸收大部分的就业人员。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产物，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生产潜力的挖掘主要是通过制度改革、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带动。后工业社会的关键系统变量是信息和知识，形成了所谓的“知识经济”结构和信息化社会形态。主要经济部门是以高科技研发和服务业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第三产业涵盖了可以说除了第一、第二产业以外的所有社会行业以及许多新兴产业和职业，诸如交通运输业、通讯业、公共服务业、旅游餐饮业、贸易、金融保险、教育职业培训、人力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及物业管理、卫生保健、娱乐业、咨询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等等。从19世纪初期经过大约100年的历程到20世纪中期，美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的前期和中期，开始向后工业社会经济形态或称为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时代过渡。第三产业解决了美国绝大部分的就业并为其国民经济总量贡献了最大比例的GDP。[26]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为美国的高等教育再次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并将高等教育的重要性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带给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历程中第三个重要变革。这个变革的表现形式就是教育形式、授课方式和知识传播手段的多样化。在后工业社会形态中，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技术弥漫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模式和生活方式。高端技术的创新和发明与资本、人力和自然资源并列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和助推器。
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高等教育无论是从办学方式上，还是从授课形式上，都必须适应新社会形态的变化和挑战。1991年，美国第一所在线大学获准成立，开始了网络远程教育的新时代。[27]从此，网络教育和远程授课在美国呈跳跃式发展态势，越来越多的学生还是通过网络授课的方式接受高等教育课程。据美国波士顿的一家市场调研公司2008年所公布的数据，预测在未来10年内，在美国，选择通过网络选修学位课程的人数将上升到接受高等教育总人数的15%到20%。在大学里，有超过30%的在读学生通过在线教育扩大他们的专业选择和接受知识的范围。然而，网络高等教育模式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其形式本身对教学手段的影响。网络教学具有重要和深远的社会意义，其重要性不可低估。网络教学和远程教育模式使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翻倍增长，而教育成本大幅下降。有职业的成年人、家庭主妇、边远地区的居民以及国际学生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学位。信息网络技术的应用改变了传统的教师课堂面对面的授课方式。各种现代通讯通信手段可以是学生全天候地通过电脑以人机对话、在线辅导、数据库读取、互动多媒体演示、现场视频讨论、聊天室等形式开展多种多样、丰富多彩、直观便捷、无处不在、无时无刻的学习和研究。采用通用的专业术语，网络教育或远程授课又被称为“虚拟课堂”。虚拟课堂是相对于传统的“实体教室”而言的。虚拟课堂虚拟的是教学的物理空间和实际地域，而不是课堂的授课内容。依靠互联网开设的虚拟课堂教学为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增加了更多的选择。作为大学校园传统面对面课堂授课方式的补充、改革和革新，多媒体网络互动式教学可以使教师更加灵活地满足不同受教育对象的需求。由于网络教学的出现，大学教育开始从学生被动听讲到主动参与的转变。正如佐治亚理工学院远程教育中心主任乔·波兰德博士(Joe Boland)所描述的，网络教学和远程教育的方式使“大学教授从讲台上的圣人变成学生学习的向导”。(The professor is moving from the sage on the stage to the guide on the side.)[28]
毫无疑问，以网络教育和远程教学为标志的新教学手段是信息时代新技术发明和创新的结果。教育和经济、经济与技术、技术与教育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后工业社会信息技术知识经济时代的特征。互联网时代的美国高等教育势必在法治体系的保障下，在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为在美国社会实现社会公正和公民自由做出独特的贡献。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将更加依赖高科技的参与，从而建立一个完整公正的为所有公民提供智力培训和知识积累服务的高等教育体系。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成就了一个基于“多样性的课程设置、多样性的生源构成、多样性的授课方式”，为所有社会阶层、各个年龄阶段的公民提供丰富、实用和可负担的智力培训、知识传播和技能传授体系。三大“多样性”的变革是美国高等教育长期演化的结果，也记录了美国社会整体的历史变迁。根据一项报告的推测，美国社会将会出现所谓的以“后工业社会大学”，为基本模式的高等教育体系。[29]这个教育体系将采用更加成熟便捷的信息技术手段，提供更加开放、先进和创新的知识和能力教育。教学手段将更加具有活力和创造力，更加具有人文关怀和情感交流的因素，是尽可能多的社会普通大众能够享受大学教育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的利益和乐趣。
第三节 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地位和贡献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美国的建国历史不长。即使算上建国前从欧洲殖民者大规模有组织移民北美大陆的历史，也不过400多年。[30]然而，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长于美国建国的历史，基本上与北美大陆欧洲殖民的历史差不多。这个历史事实表明了美国重视教育的传统源远流长。高等教育，或者称之为大学教育在西方文明史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西方文明史中，“大学”曾经是一个有着比较确定定义的词。世界第一所大学12世纪出现在意大利，叫做博洛尼亚大学，[31] 随后在13世纪英国牛津大学成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大学是培养年青精英的地方，提供的课程通常包括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语言课程、数学知识、新约圣经，大学培养的基本上是法律、医疗和宗教专业人士。虽然有些大学还提供一些其他课程，但是主要核心课程就是围绕着这几门专业开展的。[32]早年的大学师资结构比较简单，通常是一个教师要承担几门课程或者全部课程。例如，当年哈佛学院的首任院长就自己教授所有课程。由于这种资师结构，在教学过程中，在教师管理上所遇到的生活和工作中问题，都比较容易解决。所有教师的教学理想和办学动机都是一样的。他们也拥有共同的信仰和信念。宗教团体和教会机构对兴办教育给予经费上的全力保证，由于没有各种体制上的制约和经济上困扰，也不存在什么学术争论、学科分歧等等，学校的发展比较顺利。但是这种状况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了变化。文艺复兴运动和启蒙运动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传统大学的课程主要集中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着一定距离。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社会经济的发展对高等教育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推动性影响。这种影响特别表现在课程设置的扩展和革新中。如同欧洲大学课程设置的改革、扩展和创新一样，美国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也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与此同时，课程设置的多元化导致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重要的优势特色，即通才教育模式。通才教育是美国高等教育中最具美国特色的教育传统，至今仍主导和支配着美国高等教育本科初级阶段的教学理念。通才教育是相对于“专才”教育而提出的一种教育理念。通才教育模式更多地注重受教育者全面和综合素质的培养和训练，除了具备一些基本专业特长外，还要培养个人的社交能力、抗压力能力、抗情感打击能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通才教育是一种实验性高等教育，在教育过程中为个人未来发展定位，而不是预先设定过窄的专业领域而过早地限制了人才的适应范围。学分制和课程选修制的制定就是通才教育的制度保证。学分制可以使学生有更多的课程和科目的选择。实现通才教育需要有一定条件，即大学要有充足的课程可供学生选择，教育的功利性不能太强，所学专业和学生未来就业的关系相对疏离。从一定意义上讲，通才教育是教育普及化的产物。只有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通才教育才有实现的可能。从形式看，通才教育似乎是对西方文明传统中古希腊古罗马教育模式的回归。古代的一些著名学者往往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理兼通的通才，他们所涉及的专业之多，知识之渊博往往令现代人望尘莫及。甚至到了工业化时代，在欧洲也有许多学者是通才与专才教育结合的典范。著名英国学者斯图加特·穆尔(Stuart Mill)就是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33]在欧洲文明早期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所谓通才，通常指学识广博、具有多种才能之人，从人才学、教育学的角度则称横向型人才。通才教育是为了培养具有高尚情操、有高深学问、有高级思维、能自我激励、自我发展的人才。它实行的是一种博雅教育，注重理智的培养和情感的陶冶。通才教育重视知识综合性、涵盖性和广泛性，但往往过分通博和宽泛，学科的深入发展受到一定的影响。19世纪初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美国部分高校实行课程选修制，大学课程设置中要求所有本科生在致力专业学习前，对相关的知识领域的总体状况有一个综合的、全面的了解。因此，其主要内容，不仅涵盖了跨学科的多专业领域的基础性知识、技能和态度的教育。其教育方法也必然不能局限于课堂上的知识讲授，还包括积极的教学互动和社会实践。其培养目的旨在培养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有社会责任感的、全面发展的人。例如，哈佛大学要求所有专业的本科生，不管今后主修何种专业，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选修自然科学(数理化)、社会科学(文史哲)和人文科学(政经社)各自三大基础性学科的内容。[34]
人类社会经过农业文明到了17世纪随着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开始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工业文明的时代特征反映在教育领域中是与科学技术相关的大量新课程的出现。在教学方法和方式上，教学研究进入更加细化和微观的层次。近代以前的大学课程中，自然科学史通常是由退休的牧师教授。近代以来，这门自然科学史细分为许多学科，包括植物学、生物学、动物学、化学、物理学、人类学等等。发现真理的途径也大大地拓展了，各种各样的探索真理的研究方法层出不穷。这种科学的分类使得课程设置越来越细化和专业化。这种现代科学技术的课程分类是近代大学和中世纪大学的重要区别。而美国高等教育的优势则表现在现代科学技术的教育上，特别是在前沿基础科学研究和尖端应用科学研究以及高科技应用方面。在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中，新知识的拓展开辟了许多新的学科。这些新学科的出现与现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打破了过去社会人文领域象牙塔的局面。一些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应用型社会学科和人文学科出现，历史、文学、经济、哲学、政治、心理学等等。[35]高等教育学科设置越来越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正是在这一点，美国高等教育显示出它的独特优势，并成为全球高等教育大国。其中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美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无论是从入学学生的种族结构，还是整个教师队伍的国际化水平，美国的高等教育都是非常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美国高等教育具有注重国际化合作的历史传统。从20世纪80年代起，主要发达国家经济体开始注重教育的国际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末，美国克林顿政府提出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包括维护美国全球经济实力、维持美国全球军事优势和推进美国式全球民主化进程三大战略目标。高等教育无论从科技还是人文领域，都是美国软实力的基础。美国为了维护其国家利益、维持国际竞争力，从80年代开始就积极开展高等教育的国际化的努力。一系列新的教育国际化的形式如国际合作办学、跨国校园、跨国培训、人员培训、合作研究等都在美国出现。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各国的交流，包括人才交流达到了空前的水平。高等教育国际化既是当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一种发展趋势，也是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积极推动的跨区域的文化、教育和人文交流。教育国际化，顾名思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核心内容：首先是课程设置的国际化；其次是与人员培训和教育研究领域中相关学者和学生的国际合作；第三是在国际组织的协调下，各国之间共同进行教育领域里的技术援助与合作研究计划。美国是一个大力倡导和积极推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国家，不论在进行教育国际合作和人员交流方面都可以说位于世界各国的前列。这种教育国际化的活动，给美国的经济和综合国力带来了巨大的好处，除了即刻可见的经济利益外，还有许多未来可以显现的潜在利益和有利影响。美国前总统克林顿2000年4月在一次关于国际教育合作政策的讲话中，这样明确指出教育国际化对于美国的重要意义：“为了成功地在全球经济中进行竞争并维护我们作为世界领袖的作用，美国需要确保其公民能够广泛地认识世界，熟练地掌握其他的语言并了解其他文化。美国的领袖地位还依赖于同那些在未来将领导其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人士建立联系。一贯而协调的国际教育战略将帮助我们满足如下的双重挑战，即使我们的公民为一种全球的环境做好准备，又继续吸引和教育来自国外的未来的领袖”。为此，美国从政府到民间，从私人基金会到跨国企业，都不遗余力地推进教育国际化的目标。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富布莱特学者和研究生”计划。[36]该计划为向在发展中国家提供美国师资和接受发展中国家学者到美国进行短期研究提供经费支持。美国作为全球教育大国，为了推进教育国际化领域的合作，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这些具体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鼓励其他国家的学生，特别是大学生和研究生到美国来学习或者从事科研；二、资助和支持美国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和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和科研项目研究；三、支持社会各个阶层的教师、学者和公民到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活动；四、加强那些在美国学校中建立国际合作和知识的项目和计划；五、扩大美国人高质量地学习外国语以及深入了解其他的文化；六、培训教师并支持他们努力向其学生讲授其他国家和其他文化的内容；七、发展支持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知识的新技术和新手段。[37] 教育国际化反映了美国高等教育开放、多元、创新、合作的传统，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与外国高等教育机构相互之间交流与合作。正是在这种合作互利的局面下，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全球教育竞争中占据了战略制高点和领先地位。
今天，美国高等教育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都是空前的。新千年展现了美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广阔前景。许多人认为，美国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就如同一个超大型“巨无霸”的跨国公司，其触角遍及美国的城镇和乡村，其影响力远远超过其国界，辐射到全球各地。英国教育家阿什比爵士称赞说：“美国全球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是拆除了大学校园的围墙。威斯康星大学范海斯校长说，大学校园的边界就是国家的边界，形象地描述大学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罕见的改革创举。历史已说明这是一次正确的改革，其他国家现在已开始纷纷效仿这种开放式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38]人们一般将美国的大学模式称之为多元开放参与型模式。这种大学模式之所以被称为多元开放参与型，是因为这类新型高等教育机构肩负着传统大学没有或很少的社会服务和推进民主的功能。除去大学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推进器和社会和谐的稳定器功能以外。大学还是以一个庞大的新兴产业，兼备着解决就业和推进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作为一个稳固的“知识产业”，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向美国贡献了3%的国内生产总值，吸收和支撑了总就业人数的15%，是个典型的知识密集型和人力资源密集型产业或行业。美国政治朝野以及社会各个阶层存在广泛共识，认为大学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的繁荣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遍布全国各地的4000所正规大学每年招收1500万大学生，颁发超过200万个各类学位和文凭。高等院校每年在科技研发上花费260亿美元，其中160亿美元来自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39] 美国高等院校的研究能力更是获得了广泛的国际认同和声望。根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全球排名前100所的大学里，美国占了50%以上；在全球排名20所的大学里，美国大学占了80%以上。
在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毕业于美国大学或者在美国大学有过研究经历的占了总数的50%以上。[40]加上对美国高等教育施加重要影响的英国和德国，获奖比例占总获奖人数达90%。这种现象从20世纪50年代后就更加突出。这种综合科技和科教实力的表现和美国的综合国力上升趋势密切相关。从大学教育和科研实力，以及高等教育对科研成果的贡献，这两个关键数据可以说明美国大学制度的成功和美国大学科技研发的雄厚实力。任何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都有不同的因素在交互起着作用。研究高等教育成功和经济发展奇迹的关系是一个开放性和动态性课题，需要连续和完整的实证资料的支持和论证。但是历史经验表明，美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除了政治体制的活力和经济制度的竞争力，其发达和不断变革的高等教育的贡献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正是在这种实证基础上和从历史经验获得的有益启示中，中国政府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制订的“科教兴国”的宏观发展战略和确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判断无疑反映了人类社会客观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其方向性意义不可低估。作为科技实力最基础部分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应该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标志。这也是对美国高等教育历史回顾所揭示的最重要的成果。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历程中的确也充满了血腥、杀戮、压迫、社会丑恶行为、对文化多样性的破坏甚至毁灭以及不光彩的武力对外军事扩张[41]，但是其高等教育的发展所引发了制度创新、技术发明和意识启蒙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是总结美国社会发展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过程中的需要采取的历史和辨证的分析框架。
【注释】
[1]Slosson Edwin E. Gre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New York: Macmillan, 1910, reprint, New York, 1977. p.226.
[2]Warren I Susman, Culture As History,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84. p.20.
[3]Mary Norton et al, A People and A Nation, 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86. p.23.
[4]美国历史学家Carl Deglar认为，工业化、都市化和移民化是塑造美国文化的三大力量。后来，有学者提出应加上宗教世俗化因素。Carl N. Degler, Out of Our Pas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ublishers, 1984. p.33.
[5]《美国独立宣言》中的原文是：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中文译文：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6]杰斐逊1787年11月13日于巴黎发表演讲谈论民主和自由的代价，其中一句话是这样的，“自由之树必须经常用爱国者和暴君的鲜血来灌浇，使之鲜绿常青。鲜血是自由之树的天然肥料。正义之果也离不开凶犯之血的滋养”。
[7]1993年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该文号称是自1947年乔治·凯南《苏联行动的根源》出笼以来，在外交理论界引起反响最强烈、争论最多的文章，立即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而广泛的反响:从华盛顿到北京,从东亚地区到阿拉伯国家,或介绍或评论,或褒扬或针砭,几乎无处不闻回应之声。随后, 亨廷顿又出版了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宣称“西方是独特的,不是普遍的”,号召西方团结起来,固守已有的文化传统,进则用以抗衡现代化的非西方,退则用以巩固美欧战略联盟。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8]1994年6月22日，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昂贵的大学教育物有所值”的专栏文章。文章用大量的数据论证了教育与收入之间的正相关联系。文章的结论是，美国的大学教育的费用越来越高，但回报也是如此。因此，接受大学教育是值得的。请参见《芝加哥论坛报》1994年6月22号版。
[9]保罗·肯尼迪在其著作《为21世纪做准备》 中对美国社会各个方面进行了抨击，但唯独对美国的教育却颇多赞誉。Paul Kennedy, Preparing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Vintage Br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93. p.305.
[10]美国高等教育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在美国早期的历史研究论文中被详细地论述过。早期许多阐述新教观点的文章均提出了教育如何为宗教服务的问题。美国许多早期的神职人员本身就是教育工作者，他们通过办学，推广新教伦理，用知识武装神职人员，提高他们从事宗教工作的能力。See Fred Hechinger & Grace Hechinger, 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America, McGraw-Hill Book Company, New York, 1975. p.28.
[11]清教徒领导人相信，良好的教育可以提高清教徒的信仰观念，可以帮助他们受到人们的尊敬，从而可以在普通民众中传播教义。Ibid, p.56.
[12]哈佛的建立是清教领袖将宗教与教育紧密联系起来的具体范例。他们不希望后代的清教徒是教育水平低下的文盲而不能阅读圣经。与此同时，哈佛创建的动机也不仅仅是出于宗教的目的，也是为将来社会上地位崇高者提供“世俗普通教育”。Ibid, p.128.
[13]丹尼尔·布尔斯廷在其巨著《美国人—开拓历程》的第六章中专门论述了美国教育的思想传统和教育理想。See Daniel Boorstin, The Americans,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58, pp.196~211.
[14]Olson Keith. The G. I. Bill, the Veterans，and the Colleges. 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4. p.93.
[15]GOODCHILD, LESTER F., and WECHSLER, HAROLD S., eds. 1989. The Reader on The 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Needham Heights, MA: Ginn Press for the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Higher Education. p.166.
[16]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1973. A Classification of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Berkeley: Carnegie Commission on Higher Education. p.26.
[17]Pace C.Robert. Measuring Outcomes of College: Fifty Years of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 for the Futur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1979.p.221.
[18]RUDOLPH, FREDERICK. 1990. 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A History, 2nd edition.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p.68.
[19]Jacob Philip. Changing Values in Colleg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f the Impact of College Teaching. New York: Harper & Row.1957.p.93.
[20]Educational Leader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 By James B. Hunt Jr. Random House Publisher, 1990 p.21.
[21]VEYSEY, LAURENCE. 1965. 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35.
[22]《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平权法案直译为，扶持行动，是美国民权运动历史上最著名的一个法案，指企业采取的鼓励雇用和录取少数民族、弱势民族丶女性等的，以防止种族与性别歧视的积极行动。可以理解成一种反向歧视是用放低标准的办法录取少数民族丶弱势民族丶女性等的就业和升职机会。平权运动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黑人运动、妇女运动等民权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一种政策和行动，最早由美国总统约翰逊在1965 年发起，主张在大学录取学生、公司招收或晋升雇员、政府招标等 情形下，应当照顾少数种族、女性、病患者等各种社会弱势群体。平权运动不是一个单独的法案，它的一部分是来自1964年联邦民权法以后的一系列法案中性质 相同的条款，后来又得到最高法院一系列判例的补充。它不是对今后美国社会的法律规范，而是对过去美国社会中弱势群体所受到伤害的矫枉过正式的补偿，目的是给历史上曾经受过歧视而受困于相对不利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歧视的美国少数族裔更多的受教育和工作机会。也就是说，平权法案是建立在不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的干涉，它要求优先照顾弱势团体。
[23]Grant, Gerald, and Riesman, David, The Perpetual Dream: Reform and Experiences in American Edu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pp.150~155.
[24]基辛格在其《美国需要外交政策吗？— 迈向21世纪的美国外交》一书的第一章论述道：“新千年之际，美国正独享着历代最伟大帝国所不曾拥有的荣耀和辉煌。从军事到企业，从科学到技术，从高等教育到流行文化，美国在全球都占据着无与伦比的支配地位。”请参见Henry Kissinger: Does America Need a Foreign Policy?——Towards a Diplomacy for the 21st Century. A Touchstone Book Published by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2002, p.17.
[25]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Age, Basic Books, A member of Perseus Books Group, 1973 edition. p.12.
[26]根据美国商务部的2010年的统计数字，美国2009年的国内生产总值约为14万亿多美元，各个产业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为农业1.2%、制造业21.9%、服务业76.9%。由此可见，服务业对美国经济总量的贡献十分巨大和重要。
[27]美国远程教育协会将在线教育定义为：通过多媒体信息技术手段和新的授课方式，包括所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传播和讲授知识和技能的教育方式。远程教育是现代网络教育的重要形式。它打破了时间和地域对普及教育的障碍，可以是更多的普通民众接受从职业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课程，是现代科学技术对教育普及化的重大贡献。
[28]Horowitz, Helen L. Campus Life: Undergraduate Cultures from the End of the Eighteen Century to the Present. New York: Knopf, 1987. Reprint,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 p.134.
[29]Geiger, Roger, The Advanced Knowledge: The Growth of American Research Universities, 1900~1940.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252.
[30]Gerald N. Grab,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1957. p.32.
[31]博洛尼亚大学(又译波隆纳大学、波伦亚大学、波罗尼亚大学)；意大利语：Università di Bologna；英语：The University of Bologna；拉丁文：Alma Mater Studiorum；尊称：大学之母。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是西方最古老的大学、欧洲四大文化中心之首，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它建立于1088年，至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主校区坐落于意大利博洛尼亚城的赞鲍尼大街33号，各个学院分布在市区的各处，学校的使用面积大约有35万平方米。但丁、彼德拉克、丢勒、伊拉斯谟、哥尔多尼、伽利略、哥白尼等都曾在这里学习或执教。
[32]Whitehead Alfred N. The Aims of Education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Macmillan, 1929. p.88.
[33]约翰·穆勒，1806年5月20日生于伦敦，也是著名功利主义哲学家James Mill(1773~1836)的长子，James来自苏格兰的贫困家庭，苦学成功，17岁便为约翰·斯图亚特爵士选为其女之家庭教师，并被送往爱丁堡大学就读，1798年成为合格的传教士，但终身未传过教，并且视基督教为进步的最大障碍。1802年爵士在伦敦提供他一栋房子，从此就在伦敦以作家及编辑为业；1805年与Harriet Burrow结婚，年余产下一子，以爵士之名名之。James对于心灵的观点深受洛克(John Locke,1632~1704)之影响，认为心灵最初就如同一张白纸，而思想来自于感觉经验(sense-experience)(经验论)的积累，而密尔就是其父亲的那张白纸，于是密尔从三岁就开始读希腊文，八岁开始学拉丁文、代数、几何，九岁遍读希腊史家的重要著作，少年阶段结束时，他已经具备了比大学毕业生还要广泛的知识；据密尔《自传》(Autobiography)表示，他认为人在成长的初期，只要经过适当的训练，可以吸收和理解的数量远超过常人所能想象，他谦逊地表示自己并非上驷之才，但经过这样的训练，一样能够具有一定程度的思辨能力。约翰·穆勒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甚广，尤其是其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更被誉为自由主义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与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一道，被视为报刊出版自由理论的经典文献。这部著作的要义可以概括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成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其他人和社会都不得干涉；只有当自己的言行危害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接受社会的强制性惩罚。这就是约翰·穆勒所划定的个人与社会的权利界限，所以，1903年当严复第一次把《论自由》介绍到中国来时，书名就叫《群己权界论》。《论自由》的第二章专门探讨了言论自由问题，标题就叫《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这部分论述对报刊自由主义影响最大。约翰·穆勒的经典之作《论自由》被认为是对十九世纪维多利亚社会中弥漫着的强制性道德主义的反抗。
[34]请参见赵一凡：《美国文化评论集》，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
[35]Bok, Derek, Beyond the Ivory Towe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Modern Universit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65.
[36]福布莱特计划亦译为富布赖特计划，是一项由美国政府资助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它根据时任美国参议员的威廉·福布莱特(共和党，阿肯色州)的提案于1946年设立。福布莱特计划是世界上声誉最高的国际教育交流计划之一，它通过50个负责机构在155个国家和地区运作，已有超过29.4万的学者、教育者、研究生和专业人士参与交流。至2010年，参与者中已有40名获得诺贝尔奖。福布莱特计划的宗旨是对世界大事多一点了解、多一点理性、多一点同情心，并以此促使各国最终学会和平而友好地生活在一起。1961年国会通过了福布莱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即“相互教育及文化交流计划(Mutual Educational and Cultural Exchange Program)”。福布莱特—海斯法案扩大了福布莱特计划可支配资金的来源范围，将其从二战剩余资产变为美国国会拨款为主，外国政府及教育机构也需分担部分经费。至2010年，福布莱特计划通过50个双边协作的专门机构和美国大使馆在155个国家和地区运作。
[37]赵中建：《从一所学校看美国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第一期。
[38]Derek Bok.Higher Learning.Cambridge Massachusettes and London Englan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p.65.
[39]Bell, Daniel, 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The Columbia College Experience in Its National Setti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Brunswick, N. J. Transaction, 2000. p.291.
[40]从诺贝尔奖设立至今，总共有大约539名获奖者，其中美国科学家或者美国籍的科学家总共有189人获奖，占获奖人数的35%。
[41]在美国领土扩张的历史进程中，美西战争和美墨战争极大地扩张美国的大陆版图和海外势力。其中尤以美墨战争最为典型，是一场典型的以强凌弱的侵略扩张战争。美墨战争是美国与墨西哥之间于从1846年至1848年爆发的一场战争。美国通过这场规模不算很大的战争夺取了2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跃成为地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大国，世所罕见。墨西哥丧失了大半国土，元气大伤。美国从此获得在美洲的主宰地位并开始摒弃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走向全球扩张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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