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其数据的陌生关系

这是中心问题，需要给出解释。个人与社会的大数据问题在他们的答案里显现出来，同时可以突出合适的要素，缓解紧张态势。

如果我们在人类劳动的类推之中观察“个人数据”，那么更容易领悟其特征。因此值得研究一下聪明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对人类劳动（menschliche Arbeit）的观察，重新思考个人数据。让我们首先看一下人类劳动的质量。

人类历史开始之时，劳动便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维度”。²⁹人类不劳动便无法生存，他“必须满头大汗”才能吃到面包。由于20世纪我们将工人的工作条件人性化，这种局面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劳动者可以在最佳环境中完成其工作。因为培训机会向他敞开，原则上悉听尊便，选择何种劳动形式，最适合他的个性，最符合他个人能力和独特的魅力。人类是在劳动中和伴随着劳动得到发展。因此这种人类劳动的存在特性不仅反映在劳动单纯的必要性，以及在每个个人生活内容的完整个性的实现上。个人完成的劳动打上了他个人的天赋与经验的烙印，因而在他的劳动中体现与包含了他完整的本质。

直到今天，人类的劳动是人类的唯一个性财富，他可以借此参与经济过程。

随着数字化革命的到来，人类历史上首次产生了另外一种财富：人类的个人数据。

“个人的”是人类存在得以根本性体现的所有数据，其中包括社会关系，日常活动内容，一个人的身体与精神状况，他的思考、愿望与行为。在词汇使用之中通常说“与个人相关的数据”来替代“个人数据”，例如在权利和法律语言中。我们早就在狭义范围内如此理解“与个人相关的数据”概念，个人可以根据其姓名、居住地或者生日直接确定，自然也可以间接地从包含一个人的姓名、居住地、生日的数据中获得。若干大数据企业宣传经常谋求对个人数据“匿名化处理”，只在统计上对数据利用感兴趣，可能没有扬弃数据的个人化特征，因为匿名化处理的反面，反匿名化处理是由于“内含的识别符”，大约像IP地址，在此期间，任何时候都是可能的。³⁰由此，人连带其他人作为他直接识别中的“与个人相关的数据”是可以确定的。

在大数据中涉及的多半是狭义的与个人相关的数据。大数据对一切和每种围绕个人的东西感兴趣。如果个人在互联网上介绍或者通过网络通信，例如运用在线照相簿、Skype交际（网络电话）、电子邮件、博客或者参与社交网络等，他就会合作地继续传递数据，这可能是第一手数据（Primärdaten）。通常，我们在此说到一个人的“数字化足印”。您的IP地址，由最新一代汽车画出的行驶线路，个人智能手机运用其网络适配器明确地可识别硬件地址，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被跟踪，智能房屋控制，由智能眼镜获取的图像和声音记录或者通过互联网有关个人的第三方表述——所有这些都属于第二手数据（Sekudärdaten），其形成没有个人的参与。这是他们的“数字化的影子”。

如果大数据把一个人的个人数据联网、分析，从中预测一个人的行为，新获得的有关一个人的信息与推论——个人信息（die persönlichen Informationen）便承载了原始数据自身相同的个人特征，新信息从中被推导出来。一个国家的刑事侦查局的联网倘若分析得出，个人X，从未在刑事责任上引起注意，但是一直以某种方式与刑事罪犯保持联系，推测属于幕后操纵者之类，这是一组涉及个人X的个人信息。信息到底有多么个人化，如果针对个人实施侦查程序，事后便清楚了。从结论得出的有关个人信息必须同时归结于一个人的个人数据，它们“继承”了以原始数据为基础的个人特征。

除了人类劳动之外，个人数据让大数据时代这个发达世界的人有可能参与一种新经济形式。因此人类的个人数据具有与人类劳动非常多的相似特征。对于人类来说，它们具有创造性价值，创造性的意义在于，它们表达了人类全部的存在意义。像劳动那样，个人数据原则上和存在性上属于人类。个人数据的源头是人类自己。没有人类也就不存在其个人的数据。而且因为人类认识到自己不仅通过劳动而且通过个人数据自我实现，两笔财富，人类的劳动和其个人数据“继承”了人的主体个性的某些特征。个人数据自身承载了个人的尊严，授予它们一种伦理价值。这种主体性恰恰是基础，在此之上，个人数据的评价既与其源头——个人数据的主体，人类自身——又与其使用者的关系必须实施。

此外，由于个人数据的主体性，有关个人数据是谁的财产（Eigentum）的讨论也引导错了。人类只通过世界的客体（Objekt）赢得财富。但是个人数据并不拥有这些客体特征，因为它自身承载了人的主体特征。没有人向个人数据索取财产，因为它们缺乏客体特征。它们远多于客体。再次瞩目人类的劳动时人们可以理解这点。谁纯粹把人类劳动当作“商品”，当作经济客体，就不会正确地看待人类劳动。是劳动的客观化导致对人之权利的剥削，贫困化，通常就是贬低。谁理解这点，便容易识别为什么大数据陷入了哲学与法律的困境之中。

另外在大数据案例中，个人数据的主体性与伦理刚刚跳入眼帘：倘若有人把一个人的所有的个人数据汇总，就可获得此人的映像——他的“数字化双胞胎”。对于无数的人来说合适的是，他们的人类化的存在，在言语、图像、声音、计算和观念上的物质化，早就瞥见万维网上他们的镜像。他们的镜像（Spiegelbild）——为了在隐喻上保留——在镜子的左边，现实的右边。这种右边的存在与行为处于现实中，数字化双胞胎和他的虚拟僵尸是“左右颠倒的”。大数据颠倒了哪些价值，我们将会更准确地留意。

我们已经看到，个人数据属于现代人的现实；它们服务（dienen）于人的发展，而且因为它们的服务，人必须支配（herrschen）其个人数据。人的支配权是一种自由的权利，直接植根于人的尊严。

再看个人对其个人数据的支配权，经过国家或者私人大数据企业对他们数据的提取、存储和分析，对人的自由，也就是对人的尊严产生了未经许可的侵犯，侵犯还导致对个人数据监控权的损害。如果涉及公益的优先地位，一个国家根据权衡确定的先决条件可以授权迈出走向界限的一步。法学家们在这层关系中谈到“带许可保留的禁令”：如果个人明确不允许，那么原则上禁止侵犯个人的数据。欧洲数据保护规定也要遵循这个原则。

一家私人大数据公司不能先验地使用这些辩护理由，尤其不能在违背个人意志前提下从主体夺走个人数据的地方，动用类似谷歌眼镜等手段通过欺骗和非合作方式调取二手信息。只有涉及者同意（Einwilligung），才帮助他们免除罪责。因此要依照个人的许可才允许在合同的基础上尽量利用个人数据。但是在这点上产生了一个迄今为止很少得到重视的问题：个人数据的伦理要求公约，怎样才能回避它们。一个合理（Gerechtigkeit）的公约意味着：充分利用一个人的个人数据要求给予合理的回报（einegerechte Gegenleistung）。一种粗略不公触及人的地方，他不会因为其个人数据得到任何东西或者仅仅获得一种不恰当的回报，如果他个人的第二手资料将被悍然地、不合作地从他身上夺取，是确定无疑的。谷歌眼镜在德国的使用触及大约50项地方法规——也触及刑事裁判权。谁要是质疑为什么允许在德国使用这种设备，首先必须严厉地谴责自己。因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渴望这些时髦、具有游戏作用的配件（Gadgets），对它们趋之若鹜。但是再过度管制也无法在我们和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市场权利前面保护我们。

这期间已然清晰，几乎没有人愿意承认大数据工业中个人数据的伦理价值。如果“工业”按字面来宣传，数据就是未来的原料（Rohstoff），它要么对其陈述的一贯性没有考虑到结束，要么告别了欧洲自由意志之人的形象。因为为了开采“个人数据”原料，必须让人类丢掉他们的数据，经过或者不经他们同意，或者经过一种广义欺骗的赞同。这些包含了毫无例外的蔑视，因为人类的盘剥。这是大数据工业的唯物主义——经济的推动力，个人数据降格为纯粹的消费品，这些，诚如大家期待，由数据的主体尽可能廉价或者无偿地转化为大数据的商业模式。也许人们还可以参与出卖个人数据获得回报，赌徒的成功便属于此，一种盈利的许诺，存取信息或者另外一种无偿的服务。首先，大数据商业模式自己让个人数据“精炼”成金钱，通过分析与预测等后续处理或者把原始数据继续销售给感兴趣的第三方。我们提供“21世纪的黄金”却一无所得，不仅是回报的内容，还有控制我们个人数据的权利。因为无偿利用在线报价是不是对这个数字化双胞胎合适的回报，暂不做讨论。人在向供应商传递数据的过程中，丧失了对他个人数据的控制，反而不再得到宽容。数字化双胞胎一定要保持可以控制，尤其要维持其虚拟僵尸，这种计算与预测人的拓片，常常没有一个人的知识与意志便可瞥见数字化的世界之光，围绕半个地球去旅行，每当我们在线支付时，像我们的信用卡数据早已做的那样。数字化的僵尸将与“他”的人如影随形，以确定他的未来，成为他的新命运。如果一个人没有获得信用或者不再找得到工作岗位，那么他就要对此负责。

但是放弃控制和错觉支配——少些惊异地面对较旧的大数据应用，如同金融产业或者军工企业对它们的推进。错觉历来属于他们大数据系统的方案，有时甚至是最终的目标。在与大数据企业不透明的合同中，人们表示赞同，但有效范围他们不理解。虽然做出对私密性的许诺，却没有得到遵守。“空白支票的使用者协议”将由Facebook、谷歌、苹果公司以后执行。一切都用大数据受益者的法律选择加冕，他们使他们的协议优先屈从于这个国家的法律，而国家要求他们实施最低限度的基本权利保护。由于在国外法律追究的成本常常特别高，数据主体贯彻其非常理论化的控制权利在实践上几乎不可能。这是大数据企业以最低的风险，对“个人数据原料”最大化的盘剥。

对个人数据一种合适的回报，特别在智能机器让人的劳动自动化的地方愈来愈重要——而且今天几乎没有人接受的劳动，在短时间内每次都由一台机器完成。伴随着大数据技术，人类第一次在其历史上遇到了主动的智能机器。在迄今为止的人的生活世界里，技术作为工具使用，而且被放到一边，为了直到下一次使用前干脆把它忘记，随着第二次机器革命的来临又一次得到更多的改造。机器替代人的劳动将愈来愈频繁。人不再与（mit）机器一块儿劳动，而是由智能机器替（für）人工作。在此期间，机器不仅比人更快，而且能够更好地做出委托给它们的决定，系统化，可再生产，始终如一，无处不在，自治，异步，无须等待人的输入。

技术人员定义哪些劳动属于“平淡的”“无聊的”，对人类过于复杂，勤奋地开发用于自动化决定的人工智能，在不可靠的条件下优选。在开发以光速推进的同时，通过技术人员对劳动的评判，不一定要符合生活的实际。如果第二次机器革命优化了某些劳动，由此排除整组的劳动者，通过智能机器的后续劳动的自动化达到了一个旧合理化问题的新维度。尤其是智能机器适合承担的手工业职业将愈来愈少。对于机器人来说始终非常困难的是从事诸如修理虹吸管那类非结构性工作。但是，智能机器将会摧毁受过教养的中产阶级的商务和行政管理职业。因此依靠较简单行政工作的许多人或者他们真正喜欢从事的工作将受到排挤。并非每个人都愿意成为智能机器的技术维护人员。

“人与机器的军备竞赛已经开始——人必须获胜。在这场战斗中，重要之处在于我们正在寻找能力与天赋，其中我们人类的确比机器具有优势。”谷歌总裁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2014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提醒道。³¹这种警醒具有一种特别的意味。他肯定非常清楚地知道，因为随着他的人工智能武器库的扩展，谷歌公司很快就会成为智能自动化的先驱。

谷歌总裁无疑是正确的：关注金融领域及其电子在线的经纪人足以证明，他们优化了买卖合同的中介。电子经纪人平台在十年前就拥有了声音经纪人（Voice Brokers）的职业图像，他通过电话接受、中介和一定程度上毁掉合同。他们当中的人在全球范围内所剩无几。在证券交易的价值创造链之中，交易商站在经纪人之上的一级台阶，他们的购买决定首先由高频算法接受，只是为了由智能化的优化程序（Optimierer）完全自动化。³²算法令人难忘地证明了在不可靠的条件下能够实施比一个人自身做出的更好的交易决定。

伴随着自动化的下一阶段，后续的社会紧张关系将可能出现。舍弃劳动效率工资与报酬，转而将要支付订购费、使用费和许可费，这意味着资金流的下一步推动将离开人的劳动转向资本。第二次机器革命在第二次人口统计学转变时代与西方社会制度将要做出的行动，人们肯定不愿意设想。

“我们必须思考，我们未来意欲何为，为了有利可图地使唤人类。”在2014年1月的数字生活设计大会上，Accel Partners投资公司的乔·施恩多夫（Joe Schoendorf）如是说。他还补充了一句，让人浮想联翩：

“我们必须重构整个人类社会。”³³

这个场景具有说服力，个人数据除了提高劳动效率之外，将来会成为人类最重要的财富。金融企业为个人数据带来合理的回报，可能成为劳动代理人，人们可能或者必须从中承担他的部分生活费用。

如果个人数据的回报不合理，个人数据上发生的事情缺乏透明性，监控也就不再可能。如果压根儿没有被抢劫，人将会自行削减某些东西。消除这种缺陷，要求边际条件，可能听上去缺乏创建。在这点上，国家实施调控性介入的确受到欢迎。这不是号召另外一个官僚主义的怪物，它涉及本质，存在或者不存在（生或者死），涉及整体。面对第二次机器革命，我们能够维护我们人的形象和社会的构想吗？游戏上没有什么东西堪比自由的人。人的尊严，所有人类自由的最高峰，“给予尊重与保护是所有国家权力的义务”。而《基本法》第一条就这样要求。如果现在个人数据的主体要求这种义务与公正的维护，这一点也不少于国家权力的督促，满足他们道德上的义务来保护正义与和平。政治态度，宣告上百万遍践踏《基本法》的终结或者简明地确定，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反之更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