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虾第一代和第六代选育群体的遗传结构分析

中国对虾主要分布于我国黄、渤海沿岸以及朝鲜半岛沿海，是我国重要的经济虾类和海水增养殖品种。但从1993年以来大规模对虾流行病的暴发对我国的对虾养殖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中国对虾养殖业的发展方向是选育新的优良品种，但它必须建立在丰富的遗传多样性的基础上。许多研究表明遗传变异水平与生物的生长速度、抗病能力等生产性状密切相关（Ferguson et al，1990；宋林生等，2002）。何玉英等（2004）报道了中国对虾第一代和第六代人工选育群体遗传多样性的RAPD标记的研究结果，对于了解选育过程中中国对虾遗传多样性水平的变化以便采取合理的选育手段以及标记辅助选择计划的制订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S系列20个10 bp引物中筛选出16个扩增效果较好的引物，对2个群体进行扩增，共检测89个位点，每个引物可扩增3～9条谱带，标记的分子片段长度在250～2.0.0　bp间。每个引物均扩增出多态片段，多态位点的比例（20%～100%）因引物的不同而有差异。中国对虾第一代群体中的多态片段数为34条，多态位点比例为38.20%，中国对虾第六代群体的多态片段数为30条，多态位点比例为33.71%。根据Nei指数（Nei，1978）估算的中国对虾的第一代选育群体和第六代选育群体的遗传分化指数（Gst）为0.1.0　8。

通过对16个引物所检测到的中国对虾第一代和第六代人工选育群体的遗传多样性分析表明，第一代人工选育群体的遗传多态度（H0）为0.212，第六代人工选育群体的遗传多态度（H0）为0.184，略低于第一代。2个群体的平均遗传多态度（Hpop）为0.198。由Hpop / Hsp比值可以看出，群体内的遗传变异（Hpop / Hsp）均值为0.803，而群体间的遗传变异（Hsp-Hpop / Hsp）平均为0.197。由此可见，80%的遗传变异存在于群体内，而近20%的变异则是在群体间检测到的。

表8　实验用的16个随机引物及其扩增情况

表9　中国对虾第一代和第六代人工选育群体群体内和群体间的遗传多样性

目前检测对虾遗传多样性的手段主要有同工酶电泳技术和分子遗传标记技术。Wang等（Wang et al，2001）研究了中国对虾两个养殖群体的同工酶遗传多样性，多态性比例分别为10%和20%，平均杂合度分别为0.01和0.033。本研究用RAPD技术揭示中国对虾第一代和第六代人工选育群体的多态位点比例和遗传多态度分别为38.20%、33.71%、0.212%、0.184%。可以看出，本实验的研究结果比用同工酶技术检测的结果稍高，主要与同工酶电泳技术检测遗传变异的灵敏度较低，可以检测的多态位点较少有关（Karl et al，1992）。Garcia等（1995）分别采用同工酶电泳技术和RAPD技术对凡纳滨对虾的一个野生种群及多个家系进行检测，结果表明同工酶电泳技术所揭示的多态位点比例（7%～17%）仅为RAPD技术检测结果（39%～77%）的20%左右。和日本囊对虾的野生种群和养殖群体的遗传多样性相比（石拓等，1999），中国对虾的遗传多样性相对较低，这一结果与Mulley等（1980）利用同工酶电泳技术调查对虾科13种虾类的遗传变异差异所作的推论一致。本实验采用的中国对虾样品源自黄渤海沿岸地理群的亲虾，属于地方性温水种类，集群性强且做长距离洄游，在黄、渤海呈连续分布，因此其遗传多样性水平与属于暖水种类，呈不连续分布的日本囊对虾的遗传多样性水平相比相对较低。

与中国对虾人工选育的第一代群体相比，第六代群体的多态性比例和遗传多态度均有所下降。可能与在人工累代选育过程中进行人工定向选育，过分注重经济性状（生长快和抗逆性）有关。经过连续6代的选育，历代选育群体的体长比比对照平均增长8.4%，体重增长可达26.86%。根据Wright（1951）对遗传分化系数的大小与分化程度的关系的规定，分化系数在0.05～0.15表示群体之间出现中等分化，表明中国对虾人工选育第一代群体和第六代群体之间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Gst5.0.140　8），这说明通过人工选育已经对中国对虾的遗传多样性造成了影响。人工选育过程中影响遗传多样性的“瓶颈”效应、近亲杂交和遗传漂变等因素以及选育过程中某些位点选择性的丧失是造成选育群体遗传多样性水平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今后的选育工作中，应采取群体选育和标记辅助选择相结合的手段，以保证中国对虾养殖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