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东盟作为一个区域组织尚未表明其对“保护的责任”理念的官方立场。[59]但在“保护的责任”于2005年被写入《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时，众多东盟国家对这一理念总体上保持基本认可的态度。值得注意的是，东盟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认可是有条件的。它们只承认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及后来秘书长报告关于这一理念的相关内容的规定，而对2001年干预与国家主权国际委员会的报告的部分内容是持保留态度的。特别是该报告规定国际社会能未经被干预国同意而进行干预，东盟国家普遍认为这是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严重侵犯。这也能部分说明为什么“保护的责任”难以在东盟地区有效推广。除此之外，独一无二的“东盟方式”也是制约“保护的责任”制度在这一区域构建与拓展的主要因素。因此，东盟“保护的责任”制度的构建主要面临两个问题：
其一，东盟国家对“保护的责任”的普遍怀疑的态度不利于提高东盟在应对“保护的责任”相关问题时的能力和意愿。
依照对“保护的责任”态度的不同，东盟国家可以分为四种类型：第一类是拥护者（R2P advocate），这一类型仅只有菲律宾一个国家。但菲律宾对“保护的责任”前后的态度并不是高度一致的，时常会根据现实减少或增加“保护的责任”的话语。第二类是参与者（R2P engaged），这一类型的国家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国。这些国家支持的仅仅是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对“保护的责任”的相关规定，并且对这一理念的实施持谨慎的态度。第三类是骑墙派（fencesitters），这一类型的国家包括柬埔寨、马来西亚、文莱、老挝和泰国等国。第四类是反对者（opponent），这一类型仅只有缅甸一个国家。[60]实际上，第二类和第三类都对“保护的责任”存广泛质疑。因此，总体而言，大多数东盟国家对“保护的责任”持保留或谨慎的态度。而且，迄今为止尚未有一个东盟国家像某些拉美或非洲国家那样将“保护的责任”列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并且也没有一个东盟国家主张在该区域实施这一理念。即使要涉及“保护的责任”的相关讨论，东盟国家也往往是选择该理念中的一部分内容进行支持。更进一步说，东盟国家普遍认可“保护的责任”的第一支柱（国家保护的责任）和第二支柱（国际援助和能力建设），而对第三支柱（及时果断的反应）持一种保留或谨慎的态度。[61]由此，由十个国家组成的东盟就很难有政治意愿来讨论及应对“保护的责任”的相关问题。再加上前文所提到的东盟构建“保护的责任”制度的必要性，可以说东盟国家现在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
其二，东盟独特的决策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该区域“保护的责任”制度的构建。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东盟的决策由国家占主导，社会积极参与进行。较之欧盟，东盟的总体一体化程度是略低的，作为地区组织的独立决策能力比较有限，许多问题还是要拿到东盟的各国首脑或部长级会议上去解决。但是东盟的许多国家的政府都是强有力的政府，这就能保障有些制度安排甚至比欧盟都能更有效地实施。而且，东盟内部的社会组织也在东盟的地区治理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比如著名的东盟战略与国际研究所，它由各国成员国国内有名的智库组成，是它成功地促成了东盟地区论坛的建立，推进了东盟地区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但也不容忽视的是，一旦需要决策的问题与一国或多国的利益切身相关时，东盟的决策必然会陷入困境。如果东盟某一国出现了需要应用“保护的责任”适用的情形时，东盟的这种决策方式也必然会直接影响到该地区的人权、安全和发展问题的解决。
另一方面，东盟在决策的过程中，比如进行共同决策和制度安排时，往往采用共同协商、达成共识的方式，使得其带有弱决策、弱制度的特征，但这也体现的是一种儒家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东盟在决策时就是在各国首脑会议上，而且程序上不采用更具法律意义的投票表决方式，而是通过不断进行协商，直到达成共识为止。我们可以看到，东盟并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文件来约束各个成员国，往往都是共同宣言、共同声明等这样非强制性的书面文件，而不是像欧盟动辄都是以法令、条约等限制成员国的行为。虽然东盟进行决策的这种模式带有其自身的文化特点，但这也充分说明其地区整合程度没有欧盟高，很多制度还在探索和完善之中。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该区域“保护的责任”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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