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点点映天红

第八章　薪火点点映天红

当写最后一章时，涌上我脑海的第一句话就是：敦煌自有后来人。

敦煌已进入21世纪。它既不是百年前的敦煌，也不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敦煌。它迎来了新的纪元。在新的历史时期，敦煌面貌日新月异，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就是因为一大批年轻的专家学者来到了莫高窟，为它注入了新的血液。

这是一群个性鲜明、生气勃勃的年轻人。比起老一代的敦煌学者来，他们思想更解放，观念更超前，感情也更真实。他们敢想敢说，敢爱敢恨，有几许浪漫，几许梦幻，也有牢骚和困惑。在他们身上，有着和老一辈敦煌人迥然不同的精神风貌。但是九九归一，他们身上依然流淌着敦煌人流淌了一千年的血液，散发着世世代代挥之不去的敦煌情结。

当这本书即将完工，我回首三危山的时候，首先涌入眼帘的，是那群来自全国各地，有着博士、硕士头衔的青年学者。

十年前，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王惠民看到《光明日报》介绍敦煌研究院施萍婷的文章，感到很新奇。因为施萍婷就是浙江人，和王惠民是老乡，于是便给这位老敦煌写了一封信，探询敦煌的情况。当时他已经内定分配到杭州大学历史系任教。但他觉得西子湖畔的天地太窄了，搞不出什么名堂来。他想到天宽地阔的大西北去搞一番事业。

施萍婷很快回了信，将敦煌的情况描绘得让人心动。王惠民原是个热血男儿，看信后不假思索就跑到敦煌来了。但他没有想到敦煌会是这样的静寂，如果不是每天刮风，就听不到任何声音了。没有文化娱乐，没有社交活动，没有节日气氛，甚至没有可以谈恋爱的对象。夏天太热时，大家骑着车子到三十里外的水池去游泳，姑娘们穿着裙子下到池子里泡泡，就算是最大的乐事了。这样的环境虽然对做学问有益，可是无边的寂寞也会导致人性的变异。

“我已经失去了生活的兴趣，”他说，“不看电视，也不会跳舞。”

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学术研究上。十年来，他在佛教图像学、佛教文化以及敦煌文献学等方面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台湾、北京、兰州等地的学术刊物上发表了数十万字的研究文章，并承担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等书的撰写和修订工作。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却很不顺畅。他多年未婚，别人给他介绍对象，“谈判”时他的先决条件是不要孩子。对方问他为什么，他摆出两条理由：第一，工资太低了，养不活孩子；第二，这里没有学校，将来孩子肯定考不上大学，对不起孩子。女方被他吓退了。后来一位女讲解员主动和他交朋友，关系熟了，说了一句知心语：“你们搞研究有什么意思？看你们所长，搞了一辈子研究，每个月就拿那么一点钱，烟也不抽，酒也不喝，日子过得穷兮兮的，有啥意思！”王惠民听完掉头就走，从此不再和这位女士说话，永远拜拜了。

“这个环境使我变得孤僻起来。十年里只回过三次家，连父母都不想了。”王惠民凝视着窗外连绵起伏的沙丘，神情冷漠地说，“平常也没有人关心过问我们的生活。我不坐班，是个自由人。我死了一个礼拜，也不会有人知道。”

这位青年学者很看不起那些打着敦煌招牌发家致富的人。在敦煌，一些导游、讲解员和搞美术的人珠联璧合，搞美术的制作飞天，导游、讲解员便向外国人兜售。出手后对半分成。更有少数业务人员，则在窟区和大门口让家属开工艺商店，开照相馆，开小卖部，名义上是家属开的，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己在经营。商业大潮的冲击，严重地影响了研究院的学术空气。王惠民愤愤地说：“他们看不起我，我还看不起他们呢！”

牢骚归牢骚，但青年学者们的敬业精神依然使我感动。就拿王惠民来说，表面上显得有点玩世不恭，实际上他对学术研究却抓得相当紧。

夜里两点，我看见王惠民的窗灯亮着，就顺步走了进去，见他趴在桌子上，孤灯只影，全神贯注，正在赶写一部即将出版的敦煌艺术论集。我问他：“怎么还不休息？”

他回头看了我一眼：“这么热，能睡得着吗？”

“经常这样熬夜吗？”

“才不呢。我没有那样傻。实话告诉你：我们这一代和你们不一样。我们活得比你们轻松。”

这是第一次采访时的情景。好些年过去了，如今王惠民已是成就卓著的研究员，敦煌研究院的骨干力量。而且早已娶妻生子，成为地地道道的敦煌人了。

年轻一代的敦煌情结，在季羡林先生的再传弟子杨富学的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对于杨富学，“锲而不舍”四个字放在他的身上，似乎最为恰当了。先看看他的求学经历：1986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新疆大学历史系，攻读维吾尔族史，1989年获硕士学位；毕业后赴敦煌研究院工作，任《敦煌研究》编辑；然后又于1991年赴印度德里大学佛学系进修梵语与佛教，并于同年转至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学习梵语；回国后仍赴敦煌研究院工作。1999年又考上了兰州大学敦煌所，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应聘为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博士后，师从季羡林、王邦维教授。我们从这个简历中可以看出，从1986年大学毕业，到2004年北大博士后出站，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杨富学几乎一直在学习，在深造，在充实自己。真正做到了学无止境。

他孜孜以求，探索和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呢？回鹘文和古梵文。是对这两种已经消失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古老文字及其学术的全方位的研究。回鹘文是一种死文字，目前世界上识者寥寥。杨富学通过刻苦学习，不但认识了回鹘文，而且精通了这种文字。加上他兼通英文、德文、梵文等多种语言，并在历史学、宗教学、敦煌吐鲁番学方面训练有素，研究起回鹘文献来得心应手，成果迭出。为了学术事业，他们夫妻俩的工资，以及数量可观的稿费，除了吃饭以外，全部买了书籍。1993年他从印度留学归来时，什么都没有带，就带了280公斤佛教经典。而2004年从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归来时，带了多少书呢？10吨！整整十个集装箱。称他为书痴，一点也不过分。我所结识的青年知识分子里，像他那样购置数十万元的书籍，两套房子和办公室都摆满了书架的，这是仅有的一位。

从21岁开始发表论文，到去北京大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在短短十多年的时间里，杨富学已成就斐然。在美国、意大利、印度、中国以及台湾地区的许多学术刊物上用多种文字发表了200多万字的敦煌学论文。还出版了《西域敦煌宗教论稿》、《回鹘之佛教》、《中国北方民族历史文化论稿》、《回鹘文献与回鹘文化》等著作。这些著作以资料新、方法新、观点新而受到我国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也引起国际敦煌学界的广泛注意。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杰出人物，在我20世纪90年代中期采访时，却陷入了一种莫名的困惑。那时他已是新疆大学的硕士兼印度德里大学的副博士，兰州大学聘请他为兼职研究员，给研究生们讲课，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也按副教授的规格，请他参加科研攻关项目。可是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他在敦煌研究院连个中级职称都评不上。我见到他时，他还是一个初级职称的实习研究员，申请中级职称的助理研究员却屡屡受挫。每申报一次职称，都给他带来无限的迷惘和失落。他首先过不了“群众打分”这一关。大家伙儿在一起打分，实际上是谁的群众关系好谁的分多。而杨富学除了佛教典籍之外，几乎不闻人间烟火。急急地走路，见了人也不打招呼，他的心里还想着下一篇文章哩。源源不断的稿费，权威学术刊物上的文章，都招来了暗中的嫉妒，以致得分总是最低。

有天晚上，一群青年学子聚集在我的住室里，就这个话题扯谈了半夜。说来说去，大家虽然有情绪，但却都舍不得敦煌。

“这样一个环境，能留得住人才吗？”杨富学感慨地说。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赵声良打趣说：“我要是找到单位，早就走了。”

“赵声良说的是气话。实际上你真让他走，他也不会走。为了扎根敦煌，他找了一位敦煌姑娘当媳妇，两人感情好得很，他会离开敦煌吗？”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张元林插了进来，“一些不合理的现象，也确实影响了我们的情绪。我们这些人当然都是自愿来到敦煌的。我来敦煌时我父亲就非常反对，他说我供你上了十几年的学，怎么最后跑到沙漠里挖死人去了？我和我爱人谈恋爱时，人们都劝她不要跟我。但她还是跟我跑到敦煌了，可是这些年的生活现实，却将我们当年的那点热情消磨得差不多了。每次到大城市出差，我都感到很痛苦，心里很矛盾。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人们的价值观都变了，大家崇尚的不再是学问和学业，而是金钱和享受。想想敦煌，这种苦行僧式的修道院的生活何时能到头？本来，像我们这些本科生和研究生，一般都会一两国语言，随便在哪个合资公司找份工作都很容易。不是说大话，我今天离开敦煌，明天就可以在兰州上班。然而怪就怪在这里：如果有人说敦煌的坏话，说敦煌的不好，我们马上就会反驳，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就像我们的母亲，尽管她老，她土，却不愿意让人说她不好。几年来，我们动摇过，徘徊过，但最后还是没有走，绝大部分留下来了。敦煌太伟大了，我们舍不得离开它。”

听到这里，杨富学笑笑说：“这倒是真的。我每年都要到全国的几所重点大学去讲课，每次人家都留我，至少给我一个副教授的职称。但是我还是回来了。不但我没有走，我的爱人大学毕业后也到敦煌来了。她是上海人，又是独生女，英语相当好，完全可以在上海工作。但是为了支持我的研究事业，毅然离开大都市，跑到沙漠里来了。”

一直在旁边默不作声的朱悦梅说：“这就看你要干啥。如果想搞一番事业，在学术上有所作为，当然还是敦煌好。它可以给我们提供用武之地，就像战场之于勇士。如果要享受，那当然还是城市好。就看你要干啥。”

这话极为精当。对于一个有志于进取的人来说，总是有所失有所得。只有做出牺牲，才能有所收获。而且敦煌研究院的工作，特别是职称评定以及生活待遇等等方面，不久之后便有了很大的改进。

1999年，锐意进取，永不停歇，视学问如大海，遨游不止欲罢不能的杨富学，又考上了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取得博士学位后转入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博士后流动站。几年后，杨富学眼界大开，学业猛进，成为回鹘学研究领域独领风骚的人物。这时北大已给他分了房子，工作问题也解决了。北京多宏伟，有长城故宫中南海；北京多漂亮，是东方世界闪闪发光的明珠；北京信息多发达，图书馆研究所数不胜数，查什么资料都方便；北京多热闹，摩天大楼超级市场现代艺术各种享受应有尽有。北京太好了，房价一平米几万元，也没有人舍得离开。一些人为了进北京，碰破头挤破脸使出浑身解数不屈不挠……

所有人都认为，杨富学不会回来了，他要留在北大当教授了。北京大学的教授多耀眼，那是金字招牌啊！但是杨富学回来了，从伟大首都回到沙漠深处了，从人人向往的北京大学到敦煌研究院了。许多人感到不解，拐弯抹角地问他：

“北京大学是知识分子膜拜的圣地，难道放不下你一个杨富学？”

“高鼻子蓝眼睛的老外都往北京跑，你回到敦煌干什么？”

“北京有京剧烤鸭涮羊肉，敦煌有什么？”

杨富学莞尔一笑：“敦煌有真经。”

对于杨富学来说，敦煌永远是一盏明灯，照亮着他的心灵。而青年一代的敦煌学家，他们的心里也始终燃烧着这盏明灯——那是敦煌永远不灭的佛光。

读者！你且不要以为从北京回到兰州就那样容易。杨博士回归途中竟然遇到了难题。敦煌研究院在兰州盖了房子，求贤若渴的樊锦诗院长一次性给杨富学分了两套房子，让他放书。当时去北大时，他把户口都迁到北京了。现在回来，要在兰州落户口。

“对不起，落不了。”

兴冲冲的杨富学在兰州市公安局碰了个软钉子。

“为啥？”

“手续不合格。”对方把他的户口迁移证明退给了他。

“不合格？”杨富学一脸困惑。

对方不再回答，忙别的事情去了。

杨富学挠挠头皮，急忙给北京大学打电话，要求重新开一张证明。北京方面回答说：怎么不合格？完全合格！不能再开了。

博士先生急出了一身汗。北大开出的证明只剩五天时间了，五天内如果报不上户口，他就要变成黑人黑户了，黄河岸边就没有他的存身之地了。

急中生智。他匆匆地写了一封信，寄给了甘肃省公安厅厅长。他不知公安厅在哪里，更不知厅长姓甚名谁，只在信封上写了“甘肃省公安厅长收”几个字，就扔进了信箱。好在兰州地方不大，信第二天就送到了。厅长看完信后亲自给杨富学打来电话，让他马上到兰州市公安局去报户口，说他已经安排好了。到了兰州市公安局，同志们笑脸相迎，立即办妥，并且解释了原因：这些年来，都是大雁东南飞，他们倒是办理过不少往东部城市迁移的知识分子，还没有见过一例从北京迁往兰州的户口。因为没有先例，所以不知该怎么办。言谈之间，对年轻的博士表现出由衷的钦敬——当然也有一点不解：世上还真有献身事业的人！

2007年，敦煌研究院民族宗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所长杨富学出版了《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也是杨富学学术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它是目前我国少有的全面探讨印度民间文学与回鹘民间文学关系的论著，也是我国系统研究回鹘佛教文学的罕见专著，拓展了维吾尔文学的研究领域，填补了维吾尔文学史中佛教文学的空白。

我们知道，来自印度的佛教是一种想象奇幻、充满诗意的宗教。它善于把抽象、枯燥的说教寓于生动、形象的故事之中，使不少佛经成了一篇篇优美的文学作品，最富有民间文学特色的就是其中的佛传故事、本生故事、譬喻故事和因缘故事，而回鹘亦即维吾尔族的前身，曾在9—15世纪之前笃信佛教。这样，随着佛教在回鹘地区的流行，印度文化便在回鹘民族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不少来自印度的文学作品被译成回鹘文，对回鹘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对后世的维吾尔族民间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回鹘人逐渐放弃了佛教而皈依伊斯兰教，回鹘文也随之被阿拉伯文所取代，成为不为人知的“死文字”。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敦煌、吐鲁番等地大批回鹘文本的发现，回鹘文字与文献才重新引起世人的关注，成为认识与研究古代回鹘历史文化的绝无仅有的第一手资料。

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比如研究者必须精通回鹘文、梵文，而且兼备佛教、文学，乃至中亚其他古代民族语言等多方面的知识，因而这些作品一直未曾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西方学界虽有研究，但都局限于文献解读与语言学探讨，至于回鹘文学的流传与影响，尤其是回鹘文对印度佛教故事的吸收与改造，始终无人涉及。

杨富学挑起了这付历史的重担。十八年，整整十八年的苦读，钻研，头悬梁锥刺骨般的“炼狱”，他已博览群书，满腹经纶。他精通印度古代文学，又专门去新疆大学攻读回鹘文，熟悉中亚地区的古代文字。他还到北京大学深造，纵横捭阖，学贯中西，他要脱颖而出了。杨富学以开拓者的姿态，在古代回鹘学的荒漠中踏出了一条新路！

一炮打响。《印度宗教文化与回鹘民间文学》出版后，立即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惊喜：这是多么厚重的一份礼物啊！著名的西域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专家郎樱先生评价说：“此专著的出版，不仅开辟了西域、敦煌古代文化研究的新天地，而且具有填补维吾尔文学史缺憾之意义。它结构紧凑，逻辑性强，行文优美简约而准确，既有科学性，又有学术规范性，更有可读性，极具传世价值。”

写到这里，我看到了1980年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柏孜克里克石窟发现的一首回鹘文头韵诗：

别斋远去勿骄逸，

儿要多思勤学习；

待儿功成结业归，

幸福荣誉属于你。

这是古代回鹘一位家长写给儿子的勉励诗。现在就拿来作为读者对年轻的敦煌学家杨富学的慰勉吧！

1973年出生的沙武田博士，是因为好奇来到敦煌的。比起杨富学或者更早一些的人来说，沙武田他们这代人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沙武田是甘肃会宁人。会宁是全省乃至全国都有名气的高考状元县。这是一个十年九旱的贫困山区，左宗棠主政陕甘时，在给朝廷的奏折里曾用“穷甲天下”来形容这一带地方。沙武田的上辈人没有袄子穿乃是常事。而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西部小县，改革开放后却在教育上一花独放，二三十年时间里，竟出了上百名博士，上千名硕士，好多留学生在大洋彼岸深造和工作。而沙武田就是这许多奋斗成才者中的一个。

他家的成分是地主。而西北一些地方的所谓地主，也不过就是能吃饱而已。既然是地主，那就打入另册了。他的父亲没有上学的资格，他的四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上学时正赶上大饥荒年代，整天饿得头晕目眩，早早地辍了学，到地里挖野菜充饥。他是幸运儿，碰上了改革开放，碰上了人人平等的好时光。不饿肚子了，不受歧视了，全部心思用在读书上。他父亲虽然没有上过正规学校，却读过几年私塾，农闲时间躺在炕上看《三国》，看《水浒》，算得上知书达理的农村文化人。沙武田小时候跟爹到山坡上放羊、犁地，爹就给他讲《西游记》，讲《三国演义》，使他的心灵早早地开了窍。爹语重心长地说：“我的娃！咱们这地方，你也看见了，一年到头，苦死累活，就是一把荞麦，几颗洋芋，一分钱的来路都没有。只有好好念书，才能改变命运，才能过上好日子。”在这种文化熏陶下，沙武田比一般孩子懂事早，读书也更加刻苦。初中三年，高中三年，他的成绩都在前三名。高中毕业后，顺利地考入西北大学。

他学的是考古专业。课堂上经常放一些介绍敦煌、大地湾和云冈龙门等地的录像。莫高窟引起了他的兴趣。那一座座神秘的洞窟，一幅幅精美的壁画，一尊尊生动的雕像，以及淙淙流淌的大泉河清澈见底的水，羊群在牧羊人的吆喝下拥挤着过河的情景，还有远处那银光闪闪的戈壁滩，使年轻人感到既新鲜，又好奇。他很想去那里看看。于是便在毕业前夕给敦煌研究院文献所的马德研究员写了一封信。他和马德虽未谋面，却早有缘分。他的堂哥在中山大学读研究生时曾和当时也在中山大学读博士的马德相熟，马德给他堂哥讲过许多敦煌的事。他堂哥又给他讲了，更增加了他对敦煌的向往。

马德接信后很快向樊锦诗院长汇报了。樊锦诗让沙武田到兰州来一趟。沙武田急急地坐火车从西安赶到兰州，樊锦诗的第一句话就是：“小伙子，你想干专业，那就去敦煌！那里大有用武之地。但我要告诉你：敦煌条件可不好。”坐在一旁的研究院党委书记孟繁新说：“要不这样吧：我们把路费出上，你先去看一看……”

“看什么看！”樊锦诗快刀斩乱麻，“有志气的青年人，就应该到敦煌去！”

沙武田心头一震：好，就要的这份干脆！当即表态：“不看了，现在就签约。”

他当时就签了约。

说走就走。坐上兰州当天的火车，经武威，过张掖，一路平畴沃野，菜花飘香，倒也令人神往。但是过了嘉峪关，那就两眼泪不干了：一望无际的大漠。荒凉连着荒凉，风沙接着风沙。渐渐的，他的心情黯淡下来了。难道要在这种地方生活一辈子？脸儿黄了，眉毛长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从柳园下了火车，坐上去敦煌县的班车。在县城下了车，又去一家刻字铺，打听何处有到莫高窟的汽车，刻字师傅听说他去敦煌研究院工作，眉毛一扬，跷起了大拇指：

“嗨，小伙子，有志气，好样的！”

沙武田裂着干焦的嘴唇笑了笑。

“你听过张大千卖古人字画来敦煌面壁的事吗？你听过常书鸿骑马狂奔月夜追妻的事吗？”

沙武田点了点头。

“他们是敦煌的骄傲。我们敦煌人永远忘不了他们。”

沙武田精神为之一振，眼神变得明亮了。

刻字师傅倒了一杯热茶，一面让沙武田喝茶，一面从工具箱里挑了一把上好的刻字刀，送给沙武田。沙武田不要，刻字师傅生气了：

“这是我老汉的一点心意！我们敦煌人心眼实，我也没有别的礼物，这把刻字刀权当是你到敦煌的见面礼吧!”

沙武田大大地感动了。他从这把刀子上感受到敦煌人的厚道和胸怀——这是海纳百川的胸怀啊！

到了莫高窟，还真有那么一条小河，有那么一片树荫，而且整个的石窟山形比录像上看到的还要雄伟，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好了。可是到了晚上，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找个人聊天都没有，他的心又沉了下去。体会到了一种老虎狮子关在笼子里的那种无奈。就这样，在刚来的几天里，年轻的大学生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悲凉，肚子里五味杂陈。真正让沙武田决心扎根敦煌，是开始参观洞窟之后。和许多敦煌人的经历一样，在看完几百个洞子的壁画和彩塑之后，惊叹、兴奋、神往的感情便完全攫住了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你就是拿一百条棍子赶他走，他也不走了。

但是樊锦诗院长还是让他走了——送他去深造。他到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硕、博连读，取得博士学位后樊院长又派他到日本继续深造。日本学成归来，他被安排到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和所长助理。从此如鱼得水，在敦煌学的汪洋大海中奋臂遨游。

由中央编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敦煌画稿研究》是沙武田的代表作，也是近年来敦煌学研究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部54万字的学术著作，是沙武田博士积十年心血写成的，也是用十年的汗水浇灌而成的。它被收入《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成为代表国家社科研究最高水平的著作。获此殊荣者，甘肃仅沙武田一人。2010年秋天，我见到沙武田时，青年博士感慨良深地说：“敦煌确实是一块沃土，你只要付出了，就一定会有收获。”

我笑问：“听说外面很多单位都要你，你去吗？”

沙武田沉思着说：“大城市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确实比敦煌好。但我常常自问：你能舍得下敦煌吗？答案是舍不下。”

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93岁高龄已患痴呆症卧床多年的段文杰先生，经常会在半夜里突然叫他儿子：“兼善！兼善！领我去敦煌，我要看428窟。”段兼善说：“这么晚了，怎么去？”老人提高声音说：“叫车！叫车！”听到这个故事，沙武田的眼泪流下来了。

他又重复了一遍：“我能舍下敦煌吗？”

是啊，沙武田舍不下敦煌。这里所有的年轻人都舍不下敦煌！

如果说沙武田是由于好奇跑到莫高窟的，那么张先堂研究员则是靠“走后门”来到敦煌的。这真是奇了，有走后门升学求职的，有走后门参军转干的，有走后门从乡里调进城里的，更有走后门加官晋级的……中国的后门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唯独没有走后门从大城市调到沙漠中的。如果有，那张先堂就是其中响当当的一位。

张先堂祖籍山西，家在兰州。山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从事敦煌文学研究。按说这就是最理想的工作了：父母妻子在身边，一家人其乐融融。社科院院子里鸟语花香，绿树成荫，旁边就是奔流不息的母亲河。一般人想到这里工作，根本没有门。然而张先堂却不这样想。他认为热血男儿应该为事业而生，而不能为生活所累。如果为了生活舒适，他还可以到更好的地方去。事情明摆着，研究敦煌文学，只有在敦煌才能深入进去。那里的文献最多，资料最丰富，可以切磋的人也更多。那里才是耕耘敦煌学的最佳土壤。他把这个想法对院长支克坚谈了，支院长笑了笑，没有表态。再去催问，依然不表态。支先生是张先堂在西北师范大学上本科时的授业老师，他清楚张先堂是怎样的青年：现在像这样埋头做学问而且很有抱负的娃娃还真不多。他不同意放，甘肃省社科院也需要人才呀！张先堂又去找他，支院长语重心长地说：“先堂呀，你曾经是我最勤奋的学生，现在也是我最得力的干将。社科院的工作离不开你。你的心我拦不住，但是起码，在我当院长期间，你不能走，你要支持我的工作。等我退下来了，你爱到哪里到哪里。”张先堂心想：你还这么年轻，啥时候才退休？等你退下来了，我做学问的黄金时段也就过去了。

于是便另谋良策。他想起了省委宣传部长石宗源。石宗源在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之前，曾担任过临夏回族自治州委书记。而张先堂的岳父杨荣青先生，曾长期在临夏一中专担任校长，和石宗源熟悉。张先堂央求老岳父去找石宗源，为他说项。杨老先生是一位古板人，做事从不求人。但他深知对于这位视事业为生命的青年来说，不调到敦煌他是不会罢休的。便硬着头皮，去找石宗源“走后门”了。宣传部长听了杨荣青的一番话，哈哈笑了起来：

“这太好办了！别人找我，都是要往北京调，往深圳调，你女婿倒好，要往敦煌调。行，这个忙我帮！”

说着拿起电话，给支克坚做工作：“老支呀，你堂堂甘肃省社科院还怕招不来人才？黄河之滨，瓜果飘香，高人云集，生活方便，多好的单位！放了一个张先堂，马上就有十个八个张先堂想进来。你还怕什么？”

支克坚笑了笑，同意了。

于是乎，张先堂如愿以偿，从黄河之都来到了戈壁大漠。这可能是我国“后门”史上别具风采的一章吧！

调到敦煌来，张先堂辛勤耕耘，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写出了《敦煌文学与周边民族文学、域外文学关系述论》、《晚唐至宋初净土五会念佛法门在敦煌的流传》、《唐代净土教宗师法照与五台山、并州关系新探》、《观相念佛：盛唐至北宋一度流行的净土教行仪》等一系列影响重大的论文，主编了《全唐文补遗·敦煌文献卷》，主持编写了《敦煌石窟供养人研究》等专著。这些成果无一不以其体例新、材料新、方法新、论点新而获得广泛赞誉。特别是《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发展演变——以佛教史考察为中心》一文，不但判明了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历史分期，而且论述了莫高窟供养人画像的世俗化演变轨迹，有助于人们从供养人画像这一具体视角见证佛教艺术在唐代以后日益中国化、世俗化的演变轨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张先堂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具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是那种可以独当一面的人。敦煌研究院量才使用，让他担任了主管科研工作和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的职能部门学术委员会的秘书长，以及科研处处长。先后主持筹办了2000年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一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2004年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07年敦煌壁画艺术继承与创新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国际学术活动，获得了圆满成功。

2010年8月，张先堂办了一件大事：受敦煌研究院委派，具体筹办为我国硕果仅存的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敦煌祝寿的活动。饶宗颐是名副其实的国宝。饶先生是广东潮州人，1949年移居香港，任香港大学教授。先后在印度班达迦东方研究所、法国高等研究院从事研究，又在美国耶鲁大学和新加坡大学担任教授。饶宗颐治学领域极广，在古文字学、考古学、金石学、古典文学、音乐史、艺术史、宗教史等方面均成就卓著，已出版各类专著八十余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国际学术界享有极高的威望，被誉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潮州人认为，有两个人是潮州的骄傲：经济上的李嘉诚，文化上的饶宗颐。香港大学校长这样评价：有了一个饶宗颐，香港就不再是文化的沙漠了。敦煌研究院的一些老专家甚至认为，尽管世称“北季南饶”，但就国学而言，无论广度还是深度，季羡林先生都不能出其右。此次祝寿，饶先生刚到北京，就受到了温家宝总理的亲切接见，可见其在学术界的分量了。

那么为什么身在香港的95岁高龄的老人，要坐着轮椅，跨海越漠到敦煌来祝寿呢？这就要说说他对敦煌学的贡献。饶先生多年来钟情于敦煌，对敦煌学用力甚勤，收获颇丰。可以说，这个领域的研究是饶宗颐先生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之一。他发表的《敦煌本<老子想而注>校笺》，最早校录、笺证伦敦所藏这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阐明了原始道教思想，引发了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热潮；他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他的《敦煌白描研究》是关于敦煌白描画的开创之作；他的《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是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先驱之作；他也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他编撰的共29册《敦煌书法丛刊》，对敦煌书法研究影响深远。饶宗颐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当代敦煌学大家。由于在敦煌学方面的卓越贡献，饶先生被聘为敦煌研究院荣誉研究员。而到莫高窟度过自己的95岁生日，既是饶先生自己的心愿，也是众多敦煌学家的期望。

由中央文史研究馆、敦煌研究院和香港大学联合举办的“庆祝饶宗颐先生95华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0年8月8日至11日在敦煌莫高窟举行。香港学界对这次活动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一下子就来了三百八十多人，加上内地及海外的敦煌学家，共有五百多人参加了这次盛会，大大超过了预期人数。这就忙坏了具体筹办的张先堂。就在他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他母亲心脏病复发，病危住院。他匆匆赶往医院，看了母亲一眼，又去连轴转了。这是世界敦煌学界都在瞩目的一件大事啊，他不能有丝毫怠慢。他准备等庆寿活动结束后，再到病床前陪伴母亲。谁知两天后就传来了噩耗：母亲去世了。张先堂顿足痛哭，后悔没有送她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但重任在肩，容不得他儿女情长。张先堂擦干眼泪，又投入这项意义重大的国际学术活动了。

庆寿十分成功。来自中国内地和港、澳、台地区，以及法国、日本、美国、韩国、澳大利亚等国的专家学者共向大会提交了八十多篇论文。饶宗颐先生在轮椅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感谢敦煌给他的滋养，感谢祖国对他的厚爱，祝愿敦煌永远辉煌。

祝寿期间，恰逢甘肃舟曲发生特大泥石流灾害，饶先生当即将潮州老乡献给他的160万元的寿礼，全部捐给了舟曲人民。这一义举为祝寿活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活动结束后，一身疲惫的张先堂回到家里，默默地立在母亲的遗像前，含泪献上一束白色鲜花，刚叫了一声“妈！”就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了。

比起上面几位男士，北京大学毕业的女硕士赵清兰，大概就有点“另类”了。她在敦煌的作为，似乎更具个性色彩，也更含有和传统观念抗争的意味。她以自己大胆新潮的生活方式，在这荒漠孤岛的沉寂水面上投下了一颗石子，激溅起层层浪花。她本是在兰州工作的。20世纪末，赵清兰北大考古系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甘肃省博物馆。对于一位女性来说，这是一份相当不错的工作。但她却不安于在那个舒适的环境里混日子，她要求到敦煌来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著书立说的抱负。经过多次努力，申请被批准了，她孤身一人来到了莫高窟。然而这是新一代女性，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也要追求个人的幸福。她直言不讳地阐述了自己的人生观：“对我来说，事业固然非常重要，但生活仍然是第一位的。一个人如果没有了爱情，没有了幸福的家庭，纯粹为了事业，为事业牺牲一切，那就太悲惨了。我要搞好事业，但我也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因为我是人，而且是新时期的人。老一代的敦煌人为了事业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有些人一辈子实际上没有爱情生活。他们克制得太厉害了，太律己了，太压抑了。对于他们，我是既崇敬，又同情，觉得他们太可怜了。而我们这一代人，起码是我吧，对于自己所爱的事物，所爱的人，敢于爱也敢于追求，不管别人说什么。爱穿漂亮的衣服，爱吃好吃的东西，敢于追求心中的白马王子。真的，我可以什么都不要，就是要活得高高兴兴，实实在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虚名都是过眼烟云，我不羡慕。而那些弯着腰向外国游客卖画、低眉顺眼巴结老外讨小费的人，尽管赚了不少钱，但是要我那样去挣钱，我的心灵上就会很痛苦。我追求的是内心的充实。”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在敦煌炒得很热的关于她的爱情生活的传闻。对于这个话题，赵清兰不但不忸怩作态，反而谈得十分率直，目光里洋溢着无限的深情和眷恋。

“我们是几年前相识的。”她说，“他是安徽人，在海南工作，是一位有点名气的雕塑家。那一年，院里请他来帮助雕塑，我们就认识了。当时只谈过一次，仅仅一次。但就是这一次交谈，我们对于雕塑艺术，对于敦煌文化的感受，竟是那样的投机，那样的默契，彼此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两个月之后，他到澳洲去了，我也上北京外国语学院去深造。三年后他又来了，我们陈列馆正式聘请他为兼职美术师。一别数年，见面之后有一种老友相逢的感觉。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我一个人艰难地在敦煌过了好几年，而他也经历了漫长的婚姻危机。所以再见到他时，犹如在沙漠中长途跋涉之后突然发现了一眼清泉，或者一棵茁壮的大树，感到有了一种依托，可以给我宁静的幸福。我心里明白，我终于找到了理想的丈夫。可是你知道，他当时并未离婚，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爱情要经受多么大的磨难，要承受多么大的压力，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我不怕。不管社会舆论有多大，不管他年纪有多老，也不管他结没结过婚，我都要跟他。因为我们的两颗心撞击到了一起，我们的呼吸是那样的协调。我们之间一个眼神就可以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要什么。他的前妻长得非常漂亮，在外贸部门工作，成天和企业家、外商打交道，世俗的东西太多了。他是艺术家，喜欢自然的东西，要的是气质和素养。因此可以说，我们结合是必然的，共同的语言把我们拉到一起了。我们的爱情是在十分艰难的环境中进行的，各种冷眼，各种嘲讽，叽叽喳喳，指指画画，我都经受了。我绝不低头，绝不后退，因为我有爱的权利，爱是没有错的。”

看，这就是新一代的敦煌人。这就是新一代的幸福观。他们不再接受灵与肉的分离，而追求灵与肉的统一与和谐。他们的勇气是值得喝彩的。

有情人终成眷属。他的前妻在商海中另有自己的追求，他们结婚时她表示了良好的祝愿。而那些弥漫在沙漠中的风言风语也自动消散了。现在她生活得很安静，也很幸福。她把全部精力用在了学术研究上，她参与编写的《敦煌莫高窟全集》正在顺利进行之中，她参与撰写的《莫高窟第268—第275窟报告》即将出版。我发现她其实是一个很文静的人，是一位性格内向、事业心很强的青年。她用十分真诚的口气告诉我：“我喜欢敦煌，因为它特安静。生活在这里心灵上有一种宁静的感觉，可以专心致志地做学问。我也感谢敦煌，我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我这一生过得无怨无悔，既有事业，又有爱情，很满足。比起上一代敦煌人来，我要幸福得多了。即使别的年轻人都走了，我也不会离开敦煌。真的，这是心里话。”

在敦煌，我还认识了一位比赵清兰更有个性的女青年杜秀珍。她是莫高窟的法语讲解员，丈夫马克是巴黎的一位青年学者，应聘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杜秀珍的法语水平是有名的，连许多法国人都知道她的名字。这位杜小姐很有点脾气，第一次接待部组织座谈时，领导上指名她参加，她当着我的面拒绝了：“我不去！烦着呢。”后来勉强参加了，却不发言。我问她为啥不说话，她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没劲！”

“为什么？”

“这种千篇一律的文章，有什么意思？”

“你怎么知道是千篇一律的文章？”

“那还用说。这些年，北京的、上海的、兰州的记者来海了，采访几天，回去写出来的全是一个调子：敦煌如何如何好。敦煌如何好，还用你来说，中国人谁不知道？纯属浪费时间。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苦恼，说了一大堆，到时候他们一个字都不写！”

说完就再不吭声了。直到座谈会结束，她一直望着窗外，明显地表现出对这种例行采访的反感。我快要离开敦煌的前几天偶然碰见了她。那是一个闷热的傍晚，我吃了饭在院子里散步，却发现她赤着脚坐在廊道里乘凉，看见我，她微微一笑，指了指对面的水泥条凳：“坐下吧。”我坐了下来。她略带歉意地说：“上次我的态度不好，可能得罪你了吧？”

我笑了笑：“哪里！要不是你拒绝合作，我还不会想到去访问那么多的年轻人呢。”

“这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才和你打招呼呢！”杜秀珍微眯着眼睛说。朦胧的暮色中，她看上去像是一位吉卜赛女郎。“你要真想写一篇全面反映敦煌的文章，就应该了解我们这些人，知道我们在想些什么。比如这些讲解员吧，我们那一批一共来了二十一个人，一个枪毙了，一个疯了，一个进了监狱，还有几个当了领导。枪毙的是因为钱，疯了的是因为婚姻问题。两地分居是家常便饭，连简单的生活用品都没有，孩子生了急病根本没有办法。拿我来说，丈夫在法国（在中国是暂时的），我在敦煌，一年见不上一次面。工作十多年了，连个中级职称也评不上，至今没有房子住，我能没有想法吗？我能那样高兴吗？”

杜秀珍连珠炮似的放了一通，然后停了下来，逗她身边的一个小女孩玩。好像忘记了我的存在似的。玩够了，她又转过头来，接着前面的话题讲：“所以说，我对敦煌是既恨又爱。”

“那么，”我问了一句，“是恨多呢，还是爱多呢？”

“那当然是爱多了。”杜秀珍毫不犹豫地说，“我们这些日语、英语和法语讲解员，都是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了好几年的，有些还是留了学的，属于高层次翻译人才，大城市的旅行社和博物馆都抢着要我们，可我们一个都没有走，啥原因，还不就是这点恋情吗？”

这时天已经黑透了。杜秀珍静静地望着远处逶迤起伏的山峦，眼里闪着熠熠的亮光，声音变得很轻很轻：“我经常把敦煌比作我的母亲。我母亲特爱唠叨，有点神经质，交代起事情来没完没了，特让人心烦。但我一离开酒泉就想她。每次回家，见了满脸皱纹的老妈，立即感受到一种温暖，一种力量，一种深入骨髓的母女深情。”

我感到一阵心动。已经有两位青年在抱怨敦煌的同时，将敦煌比作母亲。这不是偶然的。杜秀珍接着说：“我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挺开放，骨子里却挺乡土。我本来可以到法国去定居，在巴黎生活，但却没有走。我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敦煌，敦煌有我的事业，有我的回忆，我的生命之根在敦煌。我到外地去，到法国去，我说我是敦煌人，大家都肃然起敬，脸上现出尊重的神色，我就感到特别骄傲，一股暖流就会通过我的全身。说实话，这比给我一笔钱更让我高兴，更让我心里踏实。如果到外国去打工，虽然可以挣一点钱，但人生的价值却不可能像在敦煌这样体现出来。”

这我完全相信。据我所知，杜秀珍不但自己不想离开敦煌，而且已经说服了丈夫马克，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应聘期满后来敦煌和她一起工作。当时正值暑假，马克就成天跟着爱妻进洞子为欧洲游客讲解。这样忙碌的时候，她也忘记了种种令人心烦的事情。我问她：“每年可以赚不少外快吧？”

“不。”她轻轻地摇摇头，“我虽然工资不高，但绝不死皮赖脸低声下气地缠着外国人卖画讨小费。要是没有了国格人格，只知道捞钱发大财，那莫高窟就又回到王道士的时代了。”

我一惊。没有想到这位被人们认为身上有“刺”、头上有“角”的现代女性，竟能说出如此深刻的话语。

这时候，马克——一位典型的法国美男子来到了我们的身边，静静地坐在一旁，听妻子说话。当他听到杜秀珍说起斯坦因和伯希和盗窃敦煌文物的时候，不由站了起来，用流利的汉语解释道：“不是偷的，是买的。”

杜秀珍瞥了马克一眼，用激动的口吻反驳丈夫：“不对，是偷的！”

“是买的。”

“是偷的！”

“买的。”

“偷的！偷的！偷的！”

“好好好，偷的，偷的。”

马克垂头丧气地坐下了，苦笑着对我说：“她的爱国心强着呢。每天给游客讲解，都要我按她的口径讲。稍有差错，她就给我好看。”

杜秀珍嘴角闪过了一丝笑意：“这算什么爱国心？每个中国人都会这样的。”

说得好！

在敦煌，还有一个“怪人”，我称他为21世纪的凿洞人。这就是常书鸿先生的儿子常嘉煌——一位侨居日本的敦煌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他就以个人的力量，在莫高窟附近的断崖上开凿新的石窟。截至2010年底，经过15个年头的努力，已经开凿了20多个洞窟，以及长达300米的地下通道。请注意，这里所说的石窟，并非一般的洞穴，也不是陕北的窑洞，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神殿！里面要供奉众多的佛爷和菩萨，四壁要画上以飞天为主的五彩缤纷的绘画，其艰巨的程度可想而知。15年所开凿的洞窟，相当于唐代僧人180年间所开洞窟的总和。这是何等了得的功业！难怪一些媒体要誉他为“敦煌之子”了。这里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常嘉煌新开的20多个洞子，大部分还是“毛坯”，已经完成绘画和彩塑的，只是其中的四座。但就是四座也不简单啊。历史上敦煌的一些达官贵人，将军骑士，富豪乡绅，开上一个两个洞子，就已经了不起了，就已经名垂青史了。而常嘉煌一凿就是20个！想想看，在敦煌千佛洞的一侧，在党河河谷的崖岸上，突然出现了一群新的石窟，出现了四座宏大的神殿，这是何等壮观的景象！然而在这辉煌的背后，有多少汗水和泪水，又有多少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困厄啊！

常嘉煌为什么要凿洞？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还是年轻人的异想天开？非也。这里面，既有父亲常书鸿的遗愿，也有他的理想——他想把现在留给未来。他永远忘不了，1994年父亲临终时拉着他的手，艰难地、断断续续地说：“嘉煌啊，保护敦煌的任务，我们这一代完成了……如何发展敦煌……就交给你们了……”老人说完，脸上浮起一阵红晕。常嘉煌知道，那是回光返照，父亲要离去了。接着，老人鼓足了最后的力气，用极微弱的声音说道：“我们不能……永远守着老先人留下的洞子……敦煌要有新的洞窟……”他更忘不了，父亲临断气前喊出的两个字：“开洞——”

常嘉煌泪如雨下。他对着父亲的遗愿发誓：“嘉煌记下了，嘉煌要到敦煌去！”

他来了，真的来了，携着半生的积蓄，搀扶着70多岁的老母。这里需要交代的是，常嘉煌此时已在东京定居，并且娶妻生子，有了家室。而母亲李承仙则常年住在北京，且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现在，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志，为了施展自己的抱负，在没有任何人支援的情况下，两位“敦煌痴人”单枪匹马来闯戈壁滩了。

经过实地考察，他们把窟址选在了距离莫高窟60公里的党河边。党河早已干涸，没有水患之忧。而崖岸上的石质又软硬适度，容易开凿。它的旁边是西千佛洞，由于有人参观，交通也比较方便。至于洞窟的内容，母子俩经过反复的思考、对比、论证，决定先凿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洞窟。它们是：海外遗宝窟、唐代精华窟、中日净土窟。海外遗宝窟将复原多年前被外国人盗走的敦煌壁画。唐代精华窟要复原莫高窟220窟当年的艳丽。这是一座唐代贞观十六年完成的石窟，被公认为是敦煌壁画里最精美、艺术性最高、保存得最好的洞窟。当年为了保护它，常老先生曾经花费了不少心血。也就是说，在莫高窟四百多个洞窟里，如果要选一座代表性洞窟的话，那就非它莫属了。而中日净土窟，则主要绘制中日两国僧人友好交往的历史。应该说，这个选题是最佳选题。

说干就干。用泥土造了一座院落，修了几间土屋，挂了一块“中国敦煌现代石窟艺术中心”的牌子，就正式开张了。从附近雇了几十个农民，都是有开挖砂洞经验的，热心敦煌艺术的。一间土屋收拾得像样些，并带着几分神秘感，是总指挥兼法人代表常嘉煌的工作室。另外几间，床铺连着床铺，床单上落满了尘土，是民工们住的。——这是1996年8月份的事。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15个年头过去了。15年来，常嘉煌带领着他的民工弟兄们，打洞子，清泥沙，挖通道，拉出的砂石堆成了山。脸晒黑了，手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曾经风度翩翩的旅日青年画家，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三危山下的老石匠。辛苦算什么？最重要的还是经费来源。

开掘伊始，常嘉煌就定下了一条原则：不搞商业运作，不接受带有营利目的的各种赞助。当然，热心的帮助他是欢迎的。我曾经看过这个工程，这是一座开掘在地下的庞大石窟群。为什么要在地下凿洞呢？原因有三：第一，可以防止沙子堵塞。莫高窟就被风沙堵塞的问题困扰了上千年；第二，可以防止悬崖断裂。莫高窟曾经有一千多个洞子，由于漫长岁月的风吹日晒，大部分断裂了，只剩下一小部分；第三，石窟开在地下，更具神秘感，佛国气氛更浓。工程未动，水电先行。而水电在几公里之外，这可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青海石油管理局听说了此事，立即从几千米之外无偿地引来水电，支持“敦煌之子”开凿新石窟。这仅仅是个开始，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钱从什么地方来呢？靠父亲的遗产？对不起，父亲生前已将自己创作的全部绘画捐赠给了他的故乡浙江杭州，杭州专门建立了常书鸿美术馆。常嘉煌所带的上百万元的积蓄，短短两年就用完了。李承仙全力以赴。母子相濡以沫，儿子的事就是她的事。她不仅拿出了自己一生的积蓄，还将每月剩下的工资、剩下的药费，拿出来支持这项事业。但这还是远远不够。一些外国公司和团体得知了他们的窘境，提出了一些带有明显商业目的的投资条件，被常嘉煌拒绝了。一家日本株式会社的社长提出了由他指定的画家进行壁画创作的投资条件，也被拒绝了。常嘉煌认为，第一个洞窟的艺术创作，必须是中国人的作品。

那么钱从哪里来？常嘉煌既非官员，又非商人，他没有自己的公司，没有正式的公职，他只是一个旅日画家而已。如果是大师级的画家，事情也好办。拍卖一张两张，几千万几亿，问题早就解决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而这样的画家在日本不知有多少。常嘉煌坦言，由于自己头上有“常书鸿儿子”和“敦煌人”两道光环，他的画作还是比较好卖。但办一次画展，最多也就卖个十万八万。卖上几十万，就不得了了。而这点钱，对于规模宏大的地下工程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于是他就不住地往日本跑。回家之后，集中精力创作一批敦煌题材的画，然后开画展，卖了钱又匆匆往敦煌赶。如此循环往复，这些年至少跑了十几趟。经常搞得头晕眼花，疲劳不堪。有一次，钱花完了，工人的工资发不不去，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了。常嘉煌安慰说：“不要紧，大家再坚持一下，我这就回日本作画，卖了钱马上回来。”工人们答应了。因为常书鸿的儿子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他们从附近农民家里借了面，依然挥锤打洞不止。这一次，常嘉煌按约定的时间没有回来。民工们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他们已经揭不开锅了。一些人回家去了，另一些人坚持在工地上。哪怕饿肚子，他们都要等常总回来。一个多月后，常嘉煌回来了，面容疲惫，神情黯淡，眼睛里没有了往日的光彩。

“咋回事？咋回事？”民工们围了上来。

常嘉煌不说话，一屁股跌坐在沙滩上。

“钱呢？钱带来了吗？”

常嘉煌摇摇头，泪水从眼眶里涌了出来。

“忽”地一下，民工散开了。

他们哪里知道，执拗的常总多年在敦煌凿洞，照顾不了妻儿，每一分钱都用在工程上，他的后院已经起火了。这次回去，家庭矛盾闹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常嘉煌无心作画，处理完家事后又匆匆赶回敦煌。望眼欲穿的工人们等来的原是落魄之人。

人们离去了，这些憨厚的农民！这些年来，尽管工资很低，而且经常拖欠，但他们无怨无悔地跟着常嘉煌，吃的杂粮炒面，喝的苦咸水，打了一眼又一眼洞子。迷宫般的地下方舟在他们的手里已具雏形。再坚持个十年八年，或许就能大显风采。但他们的主人常嘉煌，现在已是山穷水尽了。他们眼泪巴巴地望着年轻的主人，依依不舍地离去了。当然，他们只是暂时地离去。他们坚信常嘉煌会把事业进行到底，因为他身上流淌的，依然是常书鸿的血。

这时太阳已经西下，一轮硕大的夕阳挂在三危山上。火红的晚霞烧透了西天。常嘉煌凝视着洞子外面的一片血色，一动不动。他感到那是从自己的心里流出的血……

常嘉煌的义举感动了上苍。西安美术学院的老师带领学生来敦煌现代石窟绘制壁画；西北师范大学成立了敦煌艺术学院，聘常嘉煌为教授，以敦煌现代石窟为学生实习的课堂；印度英迪拉·甘地艺术中心选派一批优秀的学生来这里学习和画画；香港凤凰卫视聘请他为高级顾问。而常嘉煌这些年来通过到处演讲，卖画，出书，又筹到了一批资金，完成了四个洞窟的“精装修”。粗粗算来，15年的光阴，常嘉煌先后投入了数百万元的资金，还有他的青春年华和母亲的健康。就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力量而言，这已经达到极致了。而此项工程的总投入，初步估算，最少也得两亿人民币！

几年前，我曾陪同著名美籍华人作家聂华苓女士参观敦煌。看完莫高窟之后，又去看了常嘉煌新开的石窟。推开工作室的一扇门，一个光线昏暗的地道口出现在我们眼前。下面是陡峭的台阶——一共82级。我搀扶着聂华苓，一级一级往下走，下了大约10多米，就到了现代石窟的中央通道。里面灯火通明，上下两层，蜿蜒曲折，左右贯通，洞子挨着洞子。俨然一座地下迷宫。我们先到唐代精华窟参观。当四面墙壁上横空飞舞的香音神——飞天仙子向我们迎来时，我们感到了一种震撼。我们似乎听到了她们拨动琵琶所发出的神妙的音乐，闻到了她们撒下的花瓣所飘散的奇香。

“太美了！”聂华苓发出一声惊叹。

这是常嘉煌母子的手笔。它们既有唐代飞天色彩鲜丽、气韵生动的特点，又溶入了现代观念、现代视角，特别是意识流的手法，使飞天仙子看起来更具生命力和亲切感，也更加扩展了观众产生遐想的空间。

聂华苓对我说，她到过世界上不少地方，也看过许多名胜古迹，但真正让她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敦煌。她还要来，果然，第二年她又来了，不但自己来了，还带了好多美国教授和学者。

在海外遗宝窟，我见到了正站在架子上绘制壁画的李承仙老人。老人此时已是78岁高龄，为了支持儿子的事业，全部身心都扑在了现代石窟上。民工告诉我，老人每天都要下80多级台阶，来到地下。进到洞子里以后，立即爬上架子作画。她有高血压，上下架子不方便。她干脆一画就是一天，中午不吃饭。当看到老人颤巍巍地站在架子上，聚精会神绘制壁画时，泪水立即模糊了我的视线。在我们参观的第二年，老人就去世了。

毋庸讳言，常嘉煌面前的路还很远，也很艰难。根据目前的情况，单靠常嘉煌个人的力量，想要建造的宏大的“地下方舟”，或者地下神庙，十有八九难以实现。最后的结局很可能是留下一群未曾“装修”的石窟。我想强调的一点是：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精神，一种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我们的先人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也就不会留下令中华儿女骄傲和自豪的敦煌石窟了。应该允许常嘉煌试验，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行为艺术，而行为艺术是没有句号的。我和常嘉煌是忘年之交，我对他的祝愿是：既然已经上路，那就走好。

在我离开敦煌的前夜，樊锦诗院长将一位满身尘土、汗水涔涔的青年领到我的房间，说：“给你领来个伴儿。”我给他倒了一大茶缸凉开水，他仰起脖子一口气就喝干了，看样子是渴极了。樊锦诗走后，他打开水龙头，脱光衣服，足足擦洗了半个钟头，才将浑身的热气冲跑了。他告诉我，他是在摄氏四十度的阳光烤晒下，从西宁横穿格尔木，走了整整两天，才来到敦煌的。

我问他：“是来参观的吗？”

他回答：“已参观过多次了。”

“那么……”

他指了指放在地上的大包小包：“是来敦煌工作的。”

“噢？”我从床上一跃而起，重新打量眼前的这位青年：高大，结实，粗犷的眉宇间透出一股豪气。

他叫王武，陕西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这些年一直在青海的一个省级单位工作。

“为什么要来这里？”我问他，“西宁不是挺好吗？”

“我到敦煌来，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专业特长。”王武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

“为啥不到你们老家去？在陕西搞考古更有用武之地嘛！”

“敦煌有敦煌的优势。”他说，“这样多的石窟和壁画，历史上那么多的民族杂居在一起，这些都是中国独一份儿的。”

“想过投身商海吗？”

“没那本事，不眼热。”

他告诉我，他们一个班的北大同学已经有好多去了广州、深圳、海南，都发财了。

“人家都在下海，我是下沙漠。”他笑了笑，“人家是孔雀东南飞，我是笨鸟向西飞。各有各的追求嘛。”

好一个笨鸟向西飞！我们当前所缺的，不正是这种笨鸟精神吗？

王武休息之后，我去院子里纳凉。回想这些天来的感受，心潮难平。仰视太空，群星闪烁，最明亮的是年轻的新星。眺望远方，一群骏马正在原野上奔驰。

铁马风铃再次响起，奏响了敦煌的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