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初的科举制度

自隋炀帝大业二年试策取士创立“进士科”后,法垂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开始了它漫长的历史,中经盛唐数百载的充实,已成封建统治者牢笼士子,择取新贵的一条重要途径。不过,由于门阀贵族的操纵,毕竟取士不多,还称不上举足轻重的作用。及至北宋初期,历经战乱的门阀贵族已荡然无存,加以太祖太宗等四朝尚文抑武及对科举制度的高度重视和竭力提倡,科举才条式大备,空前发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管道,在众多途径的选举制度中居于捷要的地位,一方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历史的进步性,另一方面随着时日推移又弊端丛生,使宋中后期科举制度改革成为历史的必然。

如何评价宋初科举制,自宋中期以来就有争论,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本文就此作些肤浅论述。我以为最主要的特点是:

一、重文轻武,科举捷要

北宋是继藩镇割据,武夫跋扈,新旧王朝更迭纷繁的唐末五代而立的王朝。宋太祖本身就是以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检身份执握军柄,用兵变形式而黄袍加身的。因而用心压抑武夫,着意儒士治国,成其基本国策。立国不久,太祖就企图以儒道改造武臣,“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1],并劝深通吏道颇有权谋的宰相赵普“重学术”,勤读书,甚至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2]的主张,以抬高唐末五代以来散居山林,无由得显儒士的地位。在他看来,“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若用儒臣百余治大藩,“纵皆贪鄙,亦未及武臣一人也。”[3]宋太祖对文人之偏爱,对武夫之贬抑,一至于是,正所谓矫枉过正,太祖之谓也。至太宗时,此情未减,且有发展的趋势。太宗本人就多次自矜“朕无他好,但喜读书”[4],尤重兴文教,抑武事,唯在科场中“博求俊彦”以为“致治之具”[5]。宋真宗继其伯、父之真钵,在惩五代之分崩而定重文轻武之政治方面走得更远,乃至不惜以金玉美女激励天下。在《劝学篇》中,他赤裸裸地鼓吹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6]正是几代帝王的倡导,“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尚文之风得以席卷海内。

以此相抑扬的是武人地位的下降。“凡封边议,论兵要,内宥密而外方镇,多以文臣任之。武臣剟去爪牙,磨冶壮厉,妥处行伍间,不敢亢然自较轻重。”[7]“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当兵吃粮与“针”相类,其贫贱之极可以想象。太祖诸帝既然竭力尚文抑武,在这种国策下,它的选举制度也就不能不打上这一时代的烙印。宋初的选举制主要有科举、补荫、保任、察举等。察举始于西汉,虽经千年,多有兴废,终未退免。开宝八年,因为县察举所谓有孝悌、力田、奇才、异行或有文武才干者,一经试问所习之业,多名不副实,太祖一怒之下,认为“止可隶兵籍”,只因此辈皆号告求免,才斥归乡里[8]。自后察举益轻,微不足道。补荫、保任之制,虽终宋不辍,但所荫任者,得官不显,在整个选举制中依然不属正途。[9]其中居于捷要地位的当是科举取士。“时取才唯进士、诸科为最广,名卿巨公皆由此选。”宋初四帝,无不以“设科取士,最为捷要”。正如宋太宗所云:“朕欲博求俊彦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不仅说说而已,宋初诸帝还亲自参与考试、阅卷。开宝六年,太祖就亲自覆试举子,开帝王殿试之定制。太宗亦亲试举子,“阅卷累日”[10]。真宗更是亲试举子,“临轩三日无倦色”[11]。可见宋初诸帝对科举是非常重视的,反之,亦见科举在选举制度中地位之捷要。

二、不问家世,取诸试篇

宋初的科举制,就其本身来说,显著特点还在于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12]。不论是世代官胄之家,还是散落山林的岩野遗逸、布衣缙绅,除“大逆人丝麻以上亲,及诸不孝、不悌、隐匿工商异类、僧道归俗之徒”[13]外,都有参加科举的资格和入仕当官的可能。录取与否全凭考试成绩之高下(实际上难于做到。但从宋初科举制总的原则要求看,这样说也不会离实际太远)。即令是孤苦无依人家,只要有本领应试,也不例外。庆历新政主之者范仲淹,幼时慈父见背,舅夺母志,贫至“断齑划粥”;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幼时穷得无钱购笔。他们通过苦学,通过科举及第跻身士大夫之列,就是典型。因而谓“一切考诸试篇”尽是官样文章,未必恰当。在孤寒布衣与世胄食禄之家两者间,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为巩固自身专制统治之需,在注意平衡的时候,往往更垂意于前者。开宝年间,宋太祖曾警告百官:“造士之选,匪树私恩,世禄之家,宜敦素业。如闻党舆,颇容窃吹,文衡公器,色宜斯滥!自今举人凡关食禄之家,委礼部具析以闻,当令覆试。”[14]开宝八年,为“防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太祖“躬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畴昔之弊”[15]。太宗时更甚,对一些宰辅子弟同时登第,甚至以莫名其妙的理由黜退。雍熙二年,宰相李昉、参知政事吕蒙正等人的子弟就得到这样的“殊遇”。当时太宗的理由是:“此并势家,与孤寒兢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16]这虽然有点强词夺理,但抑权贵的事实却是不容置疑的。

既有压抑,必有扶掖。在抑权贵的同时,宋初诸帝对赴京就试举子给予一定的资助。“所荐举人,并给往来公卷”[17]。“数道所贡士,县次往还续食”[18],使“士大夫造朝不买粮,节用者犹有余还家”[19]。这对孤寒之士来说,应试无饥寒之忧,应该说是“皇恩浩荡”,在取士不问家世方面是切实做了一些事情的。

三、放手招官,降格录用

宋初的科举,取士数额也是惊人的。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不完全统计,太祖在位十有六年,共十五举,登第者近五百人,平均每年三十有余。此数似乎不大,但就发展趋势看,却不可小视。从刚立国的建隆六年到开宝二年,每举录取数不过十几人,至开宝三年创立“特奏名恩例”[20],降低标准,放手招官后,每举数额便有大幅度增长。是年,诏礼部阅贡士,及十五举终场者,得百六人,赐本科出身。开宝六年一举亦达百五十之多。宋太宗继位,“以疆域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掩滞,以资其厥”,太平兴国二年第一次开科就取士近五百,比太祖朝十六年总数还多[21]。太宗在位廿一年,累八举,登第者约七千人(《宋史·王禹偁传》称近万人)。每举约九百人,年均约三百三十人,是为太祖朝的十倍。真宗在位廿四年,凡九举,登第者五千二百余,每举约六百,年均约二百二十。与太宗朝数额相比,稍有下降。仁宗在位四十年,十有三举,登第者万零二十八[22]。每举约八百,年均约二百五十。与真宗朝相比,数额又有回升。从上述数字不难看出,科举取士数额是非常之大的,并且越来越大。虽然真宗、仁宗两朝年均数比太宗朝有所下降,数额最大者不在仁宗而在太宗时,但就总数看,如此说来也未尝不可。难怪宋人刘敞谈及此事时也说:“唐世岁举进士至繁,然所取不过三四十人。今国家四年一贡,多至五、六百人。”[23]按宋初四朝科举数算,除太祖朝基本上是年贡外,余者皆暗合三岁一贡。刘敞之言略有出入,然每举至“五、六百人”则与实数相若。不论如何,宋初几朝,科举取士数额巨大是无疑问的,谓之放手招官,确是事实。

四、仕途通达,待遇优厚

不仅取士数额大,且登第举子待遇特别优厚。一是登第即除官。据《续资治通鉴》卷十八,太宗太平兴国二年春正月条所载:“第一等、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丞、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进士及诸科,并送礼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薄尉。”这些新进举子,尤其上第者,数年后皆入显贵之列。仁宗朝十三举,“其甲第之三人凡三十有九,其后不至于公卿者,五人而已。”正如《宋史·选举志一》载:“名卿钜公,皆由此选,而仁宗亦向用之,登上第者不数年,辄赫然显贵矣。”查宋初四朝宰辅,共百九十三,科举出身则达百四十七人,占百分之七十,若以仁宗朝宰辅八十七人而科举出身者七十七人算,比率几达百分之九十。一般的登第举子,只要任职期间大“节”无亏,三年即可例升一级,此即“磨勘”。若享寿有年,亦可升至高官。二是俸禄高厚。登第举子一旦除官,衣食终生无虑。正除俸外,尚有各类补贴,若禄粟,随身兼人衣粮,薪、蒿、炭、盐钱,赡家钱,马刍,给卷,茶酒厨料,公用钱以及职田即是。可谓名目繁多。宋代每年官俸高达一千六百九十六万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两[24]。其数额之巨大,历代少见。所以真宗咸平五年,王曾一甲一第,有人就对他说:“状元一生吃着不尽。”[25]三是光宗耀祖。举子一旦登第,“皆赐袍笏”,设廷筵,“帝自为诗”以庆。状元更是出尽风头。大中祥符八年,为与新进举子捧场,真宗甚至郑重其事下诏规定:“自今第一人及第,宜令左右金吾司七人导从,许出两节,每御试,即预差在殿外袛候,永为定式。”[26]四是无殴刀之辟。宋太祖登极之初,“勒石,锁至殿中”,使嗣君三戒,“不杀士大夫”是其一。自“宋太祖不杀士大夫之誓,诏以子孙,终宋之世,文臣无欧刀之辟。”[27]细观一代宋史,官场倾轧频频,党争之祸接踵,然失意者大多不过贬放而已,断头之事确系少见,说宋初统治者优容士大夫,决不为过。

五、考规大备,法网严织

问题是科举考试有如鲤鱼跳龙门,成败与否,士庶天隔。虽然宋初统治者降低标准,放手招官,破格录用,但应试举子与登第举子数相比,终约是百取其一,绝大多数难逃“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的结局。即使这样,应试举子依然是趋之若鹜,这就使得科场竞争异常激烈。正因为这样,科举作弊也就屡见不鲜:或公荐挟私,未试之前固已取之胸中;或寄籍应考,妨占本地孤寒举人解额;或官胄子弟与考官沆瀣一气,以试卷为识验;或考官用情,取亲好,弃疏恶;或延长考时(即继烛),泄漏考题;或贵以势、富以财、亲以情请托;或请人撰述,投献文章;或怀书为奸,遥口相授……总之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其结果是考风大败,恩归私门,奸邪并进。为了更好地发挥科举的政治职能以巩固皇权,宋初统治者绞尽脑汁,集科举制之大成,创立了一系列严格的考规,使科举制更臻完备:

禁断“公荐”。“故事,知举官将赴贡院,台阁近臣得荐之负艺者,号曰‘公荐’,太祖虑其因缘挟私,禁之。”[28]

禁送公卷。公卷,即投献文章,作为考试录取的参考。因举子“诈他人之述作,窃自己之声光”[29],无法反映举子真实水平,禁送。

禁求赐科名。景德二年,大臣毕大安、寇准“各以所亲为请”,真宗“不得已而为之”。为免他人效法,特下诏:“诸王、公主、近臣,无得以下第亲族宾客求赐科名。”[30]

确立殿试制。宋太祖时,在省试之后,再行殿试。此制度开宝六年始创,“自兹殿试遂为例程”[31]。殿试制使取弃之柄,收归“人主”。

创立弥封、誊录制。弥封,亦谓糊名。即将考试卷禁封,糊去举子姓名。淳化三年始创,“遂为例”。誊录,即在弥封基础上,将试卷编号,另付封弥官誊写,再将复抄卷送阅卷官阅卷定等。阅毕,折封对号,第其等级。此制定于真宗景德四年[32]。

确立锁院、别试制。锁院,即临时差遣性的考官,一旦受命,必须“径赴贡院,以避请求”[33]。别试,又叫“别头试”。凡“与试官有亲嫌者”,皆移别处由别的考官试之[34]。

制定考第之制。真宗景德时,规定考第之制凡五等:“学识优长,词理绝精为第一;才思该通,文理周率为第二;文理俱通为第三;文理中平为第四;文理疏浅为第五。然后临轩唱第,上二等曰及第,三等曰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35]

上述所谓破旧立新,一般而言,主要是针对试场外的舞弊而作。至于考场内的布置和命官的监考,宋初的科举制亦有新的建树。太宗时规定“量定人数,相参引试,分科隔坐,命官巡察监门,谨视出入。有文字往复与吏为奸者,宥之于法;私以经义相教者,斥出科场,伍保预知,亦连坐。”[36]真宗时,试场布置尤周密。“凡策士,即殿两庑张帘,列几席,标姓名其上。先一日表其次序,揭示阙外,翌日拜阙下,乃入就席。”[37]由此可见,宋初科举在防止考官与举子作弊方面是颇费心力,其考规是相当完备的。

综合上述可见,宋初的科举具有地位捷要、不问家世、录取数巨大、登第举子待遇优厚、考规完备等五大特点,尤其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更具时代特色。与秦、汉、隋、唐诸朝相比,在广开才路、繁荣学术文化乃至重视知识分子,扩大统治基础等方面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即使今日,对于我们改革高考制度,亦不失借鉴作用。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巩固赵宋王朝集权统治的前提下出现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往往使之矫枉过正,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弊端。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放手招官,这固然是优容士大夫的一个表现,但事物的发展超过了一定的“度”,性质就会发生变化。放手招变成滥招,其结果只能是使一大批困顿风尘,潦倒场屋,学固不精,业亦难专的不合格者,潮水般定期涌入官场,以至“吏部以有限之官待无穷之吏,户部以有限之财录无用之人”[38],不仅造成冗员剧增,官僚机构膨胀,乃至吏治腐败,同时也造成冗费沉重,财政困迫。

第二,取士不问家世,“一切考诸试篇”,固然是广开才路,对于实现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参政,具有相对“平等”性质,有利于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扩大北宋政权的社会基础,但是,在考试内容上它沿用隋唐时期以诗赋取进士,以帖经、墨义取诸科之旧,又形成一严重的秕政。用诗赋、帖经、墨义取士,在隋唐之时,对于打破门阀地主世代垄断政权的局面,不无进步意义,但到北宋时,士庶的出身界限几乎消失,仍因隋唐之旧也就难免弊端横流。诗赋,一味追求形式美,“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39],更有甚者,追新呈异,争奇斗艳。“朝廷恶其然,屡下诏书诫饰,而学者乐于放逸,罕能自还”[40],与日益强化的专制皇权在意识形态的思想统一背道而驰。而帖经、墨义,既不求理解,更不务实际,“惟观其记诵而已”,这只能使士子皓首穷经。此外,是很难说有什么积极作用的。总之,专以诗赋,帖经、墨义取士,不但是使“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识者,十无一二”[41],反而像一根指挥棒,将天下士子引入歧途,使“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42],一至侥幸成风,人才大败。虽然科举入仕者中不乏杰出人才,如庆历新政的主持者范仲淹、熙宁变法的主持者王安石、《资治通鉴》的主编者司马光、杰出的文学家欧阳修、豪放派大词人苏轼等都是名垂青史的一代风流。而像李靓这样的大思想家未能科举及第,跻身仕途者毕竟是个例外。但是,在科举及第者中,更多的则是务虚不实,苟且因循,只会作诗赋而不知案牍、政令为何物,甚至“三司官吏积习依违,天下文碟有经五、七岁不为裁决者”[43]。

第三,科举发达而官学衰败。宋初统治者高度重视科举,以至只问收获,不务耕耘[44],放弃了对官学的兴办和管理。直至仁宗庆历三年,州府办学者才十五个。嘉祐年间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时,“州县虽有学,取墙壁具而己。非有教导之官,长育人才之事也。唯太学有教导之官,而迹未尝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未尝在于学,学者亦漠然自以礼乐刑政为有司之事……学者之所教,讲说章句而已。虽白首于庠序,穷日之力以帅上之教,乃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45]可见,宋初的官学,在科举发达的同时,却陷入培养士子数既不丰质亦难优的衰败境地。这当然不能归过于科举制本身,但也反映宋初科举制的基础是不甚牢固的。正因为上述几个原因,北宋中后期以改革科举、兴办官学为主要内容的三次兴学运动也就作为历史的必然产物而广泛地发动起来。

注:

[1]《宋史·太祖纪》。

[2]《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七。

[3]《长编》卷十三。

[4]《续资治通鉴》卷十四。

[5][9][10][13][18][28][32][35][37][38][40]《宋史·选举志》。

[6]《绘图解人颐》卷一。

[7]《宋文鉴》卷八十七。

[8]《文献通考》卷三十四。

[11]《文献通考》卷三十。

[12]《长编》卷一百三十二。

[14]《长编》卷九。

[15]《长编》卷十六。

[16]《长编》卷二十六。

[17]《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三之一。

[19]《挥尘后录》卷一。

[20]见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宋史·选举志》解释说:凡士贡于乡,而屡黜于礼部,或廷试所不录者,积前举数,参其年而差等之,遇亲策士则别其名以奏,径许附试,故日特奏名。

[21]《长编》卷十八。

[22]此数据《续资治通鉴》计,仁宗庆历六年、皇祐五年、嘉祐二年数取自《宋史·仁宗纪》。

[23]《宋文鉴》卷一百二十四。

[24]《宋史·职官志》。

[25]《续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26]《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三之一一。

[27]《宋论》卷一。

[29]《宋会要辑稿》选举卷三之五。

[30]《长编》卷五十九。

[31]《长编》卷十四。

[33]《长编》卷三十三。

[34]《长编》卷六十八。

[36]《长编》卷二十六。

[39]《文献通考·选举仪》。

[41]《长编》卷一百四十三。

[42]《范文正公文集·上时务书》。

[43]《长编》卷四十八。

[44]《范文正公文集·上时务书》。

[45]《王文公文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社会科学家》1988年第3期。1990年获江西省抚州地区第四次社会科学优秀论著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