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翔凤《乐府余论》

25.宋翔凤《乐府余论》

【作者小传】

宋翔凤(1777—1860)^[133]，字于庭，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授泰州学正，改旌德训导，保举湖南兴宁、耒阳等县知县(兴宁即今资兴，《清史稿》作新宁，误)，以湖南宝庆府同知致仕。翔凤为清代经学大师庄述祖之甥，庄有“刘甥(申受)可师，宋甥可友”之语。淹贯群籍，通训诂名物，志在西汉家法，微言大义，得庄氏之真传。又游段懋堂之门，兼治东汉许、郑之学。翔凤兼工诗词，隽雅可诵，“弱冠后始游京师，就故编修张先生受古今文法”，并心仪张惠言“穷比兴之体类，宅章句于性情”之说。其后问词于江都汪全德，受汪氏“平其气以和其疾”词学思想的影响，抒情言性力求愈淡愈妙。^[134]故宋氏虽亲历鸦片战争，其后期还从邓廷桢为属吏多时，然其词却绝少时代之音。著有《论语说义》十卷、《论语郑注》十卷、《大学古义说》二卷、《孟子赵注补正》六卷、《过庭录》十六卷、《香草词》、《洞箫词》、《碧云庵词》(以上三种总称《浮溪精舍词》)、《乐府余论》一卷。生平见《清史稿》卷四八二、《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卷七、《吴县志》卷六十等。

【成书时间】

《乐府余论》一卷16则，附于词集《洞箫词》后。其末有刘履芬同治庚午(1870)所作《乐府余论跋》，内载翔凤之言云:“此《洞箫词》，刻在道光己丑(1829)，版存京都琉璃厂。今印本罕存矣，此帙检以赠子。”故知是书作于道光九年(1829)之前。盖宋氏于作词之余，附论所见者，故曰“余论”。又卷中尝历引宋、元人载籍，证知宋、元间词即是曲，曲即是词，其后度曲者但寻其声，制词者独求于意，词曲遂致分途耳。宋氏欲求合于古意，故不曰词，不曰诗余，亦不曰长短句，而称“乐府”。

【内容述略】

是书皆记两宋词人词事，并附以己论，其论时见精彩。如王-《默记》载奸党诬欧阳公盗甥，其《望江南》有“堂上簸钱堂下走，恁时相见已留心”之句，钱穆父素恨公，笑曰:“此正学簸钱时也。”后皆以此词为钱氏以诬欧公也。独翔凤云:

此词极佳，当别有寄托，盖以尝为人口实，故编集去之。然缘情绮靡之作，必欲附会秽事，则凡在词人，皆无全行，正不必为欧公辩也。

又如第9则推求《草堂诗余》之作者及编集是书之由云:

《草堂诗余》，宋无名氏所选，其人当与姜尧章同时。尧章自度腔无一登入者，其时姜名未盛，以后如吴梦窗、张叔夏，俱奉姜为圭臬，则《草堂》之选，在梦窗之前矣……《草堂》一集，盖以徵歌而设，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使随时即景，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更是此意。其中词语，间与本集不同，其不同者恒平俗，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适当一笑，而当时歌伎，则必需此也。

所言甚确。词话还云:“则词实诗之余，遂名曰诗余。其分小令、中调、长调者，以当筵作伎，以字之多少分调之长短，以应时刻之久暂。”

宋翔凤既于张惠言学习今古文，且心仪其词，与常派词人李兆洛、丁履恒、陆继辂等人谊兼师友，故其论词亦主比兴寄托，如云欧阳修《望江南》词“当别有寄托”，云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意在恢复”，云姜夔“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则辞愈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所言皆能引申皋文之旨而博其趣者也。

宋翔凤论词无派别成见，此与张惠言、周济异。他对张、周所贬抑的柳永、姜夔等词人皆甚为推许，如评柳永词云:

曲折委婉，而中具浑沦之气。虽多俚语，而高处足冠群流，倚声家当尸而祝之。

慢词，当始耆卿矣。

此与张惠言异趣，肯定了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柳永大量填制慢词，铺叙委婉，情景兼融，自不当以浅近卑俗而轻忽之。评姜夔则云:

词家之有姜石帚，犹诗家之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

此与周济力贬姜夔又截然殊途。他对南宋词人评价颇高:“南宋词人，系情旧京，凡言归路，言家山，言故国，皆恨中原阻绝。”此皆异于独守常州词派者。

【版本考略】

据刘履芬《乐府余论跋》可知，是书与《洞箫词》合刊有道光己丑(1829)自刻本、同治庚午(1870)刊本，此外现存有《浮溪精舍丛书》本、《云自在龛丛书》本(第四集《名家词》、《碧云.词》附)、《词话丛钞》本、《词话丛编》本(据同治间刘履芬重刊《洞箫词》所附录入)等。

【其他词论】

宋翔凤有《论词绝句》十二首^[135]，如论张惠言《词选》云:“风雅飘零乐府传，前开太白后金荃。引申自有无穷意，端赖张侯作郑笺。”并在自注中云:“张皋文先生者，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者也。”评浙西词派云:“南宋风流近未存，浙西词客欲销魂。沉吟可奈情俱浅，片片空留襞积痕。”其《香草词自序》、《洞箫词自序》及为邓廷桢词集《双研斋词钞》所作序文亦为重要的词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