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应星论高利贷酿乱

二、宋应星论高利贷酿乱

宋应星(1587—1666?)，字长庚，江西奉新人，明代著名科学家。万历举人，历任江西分宜教谕、福建汀州推官、南京亳州知州等职。崇祯十七年(1644)弃官回乡，曾任于南明，卒于清顺治康熙年间。博学多能，注重实学，尤究心于农工生产技术。主要著作有《天工开物》、《野议》、《论气》、《谈天》、《思怜诗》等。

他的经济思想中最具特色，在世界经济思想史应占一席之地的是独领风骚的财富观。他的财富观可概括为:劳动创造财富;财富通指百货，即工农业产品，而非钱币;货币只是衡量物质财富的尺度和实现其流通的媒介。他50岁著成的《野议·民财议》，其写道:“天下未尝生，乃言乏。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钱币)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wū)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在《天工开物·五金·黄金》中又写道:“黄金美者，其值去黑铁一万六千倍，然使釜鬵(xīn，烹器)斤斧不呈效于日用之间，即得黄金，值高而无民耳。”他的这一概念认识较之同期西方重商主义者和18世纪的重农学派的魁奈，该说要先进和科学、准确，较之亚当·斯密的财富观则要早出139年(1776)。

基此，他关于信用方面的观点同样集中于《野议·民财议》中，他论述了高利贷为酿乱之祸，批驳了富家不借贷，贫民就无所食，即“富家借贷不行，隐民无取食焉”的剥削阶级传统观点。他对高利贷的猛烈抨击，在中国历史和明代都是屈指可数的。

高利贷的酿乱作用。《野议》的成书年代，适值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铺天盖地，席卷全国，朱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呼喇喇二百多年的大厦行将坍塌。究其原因，他认为其中之一是高利贷“朘(juān，减)削酿乱”，以致于此。富贵闻人(名人)的“家人子弟出其称贷母钱，剥削耕耘蚕织之辈，新谷新丝，簿帐先期而入橐(tuó，无底袋)，遑恤(何暇)其他。”因是，“蚩蚩之民，目见勤苦耕桑，而饥寒不免，以为此无益之事也。择业无可为生，始见寇而思归之。”在高利贷敲骨吸髓式的压榨和掠夺下，农民和手工业者一年到头劳苦操作，所有劳动果实都被高利贷者掠去，劳动者的血肉被榨干吮尽，他们忍饥挨饿，穷困潦倒，生产的积极性完全消失。在谋生无计，择业无生的情况下，只有把“落草为寇”当作自己的归宿，“从此天下财源，遂至于萧索之尽;而天下寇盗，遂至于繁衍之极矣”。

当然，宋应星在指斥私人高利贷为酿乱根由之时，并未把它视为唯一的根由。他认为平民百姓是“愚民”(这点不如王安石高明)，是要有所效法的，官府该使他们有严令以遵守，望门贵族则应有所提倡引导而使他们以听从。可百年以来，官府失职，不体察民情，他们平时忙于行贿受贿，沽名钓誉，催征参罚，升官考绩，即“馈送邀誉，调繁内转(外官调为京官)”。战时只知“催征参罚，以便考成(政绩)”，又怎么会顾及百姓的死活!“畎(quǎn)亩(田亩)山林之间，穷檐蔀(pù)屋(贫舍)之下，为何如景象者!”基此，富家子弟出其称贷母钱，剥削耕耘桑丝之辈，才使贫民“择业无可为生，始见寇而思之”。百姓在苛政猛如虎，高利贷毒如蝎的压榨、攫取下，忍无可忍，激起民变，势所必然。只是宋应星未曾提及与高利贷一同压榨贫民的蛇蝎——地租。

对于世家大族，显贵闻人及其文人食客所宣讲的剥削阶级的一贯逻辑，不是贫民养活富人，相反，倒是富人养活了贫民，所散布的剥削有理、高利贷有功的辩解性理论:“富家借贷不行，隐民(贫民)无取食焉。”对此，宋应星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他认为:“夫天赋生人手足，心计糊口，千方有余，称贷无路，则功劳奋进而出。”人们借助自身的体力和心计糊口，不仅不成问题，且会绰绰有余。称贷无路会使人绝处逢生，激发起勤奋辛劳的热情。可轻意就能得到称贷，则“饘糜(zhān mí，稠粥)且无望焉”。即便是“田亩有收，绩蚕有绪”，也会因为借了高利贷，而“转眄(miàn，眼)输入富家，铚镰(农具)筐箔(蚕具)未藏，室中业已悬磬”。今后若是再有困难，因为他们的膏血已被榨干，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榨取的了，富人便会“闭其称贷而绝交焉”。贫民百姓“计无复之，有不从乱如归也”?这种对高利贷的猛烈抨击，及其成为酿乱之源的认识，在他的《怜愚诗》其六、其三十九中也有所表露:“青苗子母会牙筹，吸骨吞肤未肯休。直待饥寒群盗起，先从尔室报冤仇。”“人到无能始贷金，子钱生发向何寻?厉词追索弥年后，生计萧条起绿林。”

既然高利贷活动是这样的凶残，且具有极大的破坏性，那为什么偏偏没有人触动，千百年来反倒被大家吹得美妙而又动听。司马光就曾直言不讳地讲:“富者常贷贫民以自饶，而贫者常假富民以自存，虽苦乐不均，然犹彼此相资，以保其生⁽⁴⁸⁾。”陈亮也认为借贷是“量取其息”，借贷双方是“交相养，有无相通，缓急相救⁽⁴⁹⁾”。就连丘濬也在替高利贷辩护。这缘故在宋应星看来，“盖凡力可建言之人，其家未必免此举也!”此话不差，有权有势，在朝为官的人家少有不是高利贷者，他们哪个不放债，又有哪个不靠掠夺剥削穷人来发财致富!这些私人高利贷者不种植树木，不畜养鱼蛤，不耕耘田地，只是“终日割削右舍左邻以肥己”，以致招来“兵火之至，今而得反之”。在“均田免粮”、“平买平卖”等农民起义军经济政策的感召下，穷人揭竿而起，富人反被打翻在地，“尚何言哉”!宋应星以一位科学家的犀利目光，在经济学方面具有同样敏锐的洞察力和深邃准确的判断力，与沈括一样，他们的认识都较为深刻、较为科学。

马克思在论述高利贷的两种作用中的第二种作用时，这样写道:“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⁵⁰⁾。”明末清初，近代商品货币经济的萌芽已经出现，出卖劳力的傭工在城乡业已存在，中国传统金融机构，如当铺、钱肆也开始经营借贷业务，然而这一切都还是处于萌芽状况，与传统社会的旧势力尚未形成尖锐的对立，发展为势不两立的地步，因而宋应星只是认识到高利贷的贪婪和危害，不仅占有劳动者的剩余劳动，而且占有他们的必要劳动，迫使他们丧失生产和生存的条件，“饥寒不免，以为此无益之事也，择业无可为生。”完全失去了劳动生产的积极性和维持现有生活状况的可能性。只有“从乱如归”，变成“草寇”。他对高利贷剥削的残酷性和破坏性的揭示，应该说较之前述东汉桓谭和《太平经》要深刻和科学。

吕坤、宋应星等人对高利贷的敌视态度，是新的经济关系的萌芽在中国出现后，新兴市民经济利益在知识分子中的反映，是社会进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