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时期论纸币

三、宋孝宗时期论纸币

(一)宋孝宗论稳健的币政

宋孝宗赵眘(慎)(1127—1194)，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即位，次年改元隆兴，阅二年改乾道，阅九年改淳熙，十六年去世，南宋第二代皇帝，重视“钱谷之事”，曾表白道:“朕以会子之故，几乎十年睡不着⁽⁶⁷⁾。”为推行较稳定的币政，采取多种措施，使会子一度出现相对稳定的时期。

他注重理财，批评“今士大夫微有西晋风，作王衍阿堵等语，岂知《周礼》言理财，《易》言理财，周公、孔子未尝不以理财为务⁽⁶⁸⁾”，引典籍以圣人为据，足证轻视理财不足为训，重视理财才是正务。而且主张人主不该有贪心，“人主苟有贪心，何所不至⁽⁶⁹⁾”。这就为他治理通货提供了较好的理念环境。

他不主张多印会子。淳熙十年(1183)春正月，他讲:“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⁷⁰⁾。”这话凝聚着沉重的历史教训，出自一位帝王的直面独白，相当之不易。

更值得我们记上一笔的是，他的知而后行。一是他并不讳言发钞是为了弥补财政。淳熙十年，他说:“养兵费财，国用十分，几八分养兵⁽⁷¹⁾。”十二年又说:“会子之数不宜多，他时若省得养兵，须尽收会子。”他意识到:“朕欲尽数收上，它时终为民害⁽⁷²⁾。”在他看来，发行钞币只是权宜之计，绝非长治久安之策。二是他未雨绸缪，预立则安的理念。《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亁道三年(1167)“大事记曰:楮未至于滞也，而已虑其滞。隆兴元年(1163)广行堆垛本钱以给之;楮未至于轻也，而已虑其轻，淳熙二年多出金银以收之;楮未至于多也，而已虑其多，淳熙三年更不增见在之数。故赵雄谓:圣虑深远，不复增印，民间艰得，自然贵重，而楮币通矣”。所言固有臣下阿谀之嫌，宋孝宗诚惶诚恐，小心谨慎的用心亦跃然纸上。而吴泳在《鹤林集·乾淳讲论会子五事》中也记载，孝宗皇帝之谕辅臣，乃曰“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曰民间甚贵重楮，不可使散出过多;曰恐二三年后壅并，必不通快;又曰:“利在天下，权在朝廷。”三是他主张发行纸币，要有本钱(准备)。所以他说:“楮币在处可行，但须得本钱称提乃可⁽⁷³⁾。”四是动用内帑白银回收纸币。隆兴二年(1164)陈良祐言会子之弊，愿捐内帑以舒细民之急。上曰:朕积财何用?能散可也。慨然发内库白金数万两收换会子，收铜板勿造，军民翕然。据载，淳熙二年用银一百万两，三年用银二百万两收兑会子。

宋孝宗的纸币思想、对策和实效，成为我国古代统治者论述纸币，治理通货，应对通货贬值的经验之谈。因其所居位置的特殊性，为后世推崇，成为一段佳话。

(二)杨冠卿论救楮

杨冠卿(1139—?)，字梦锡，江陵(今属湖北)人。举进士，尝知广州，因事罢。才华清隽，尤工四六文，有《客亭类稿》。

他有《重楮币说》专论纸币问题。救楮的理论基础，是“物之轻重随乎我”，“轻重之权岂不在我”的名目论。他认为:“物无轻重，物物者能为轻重。物物者执物之权者也。故轻重不随乎物，而物之轻重不得不随乎我。……齐之君、汉之主执其物物之权，故欲重而重，欲轻而轻，惟所欲耳。愚固知执利权以制天下者不患乎物之不我随也。”观其意，我，与物对立之人，泛指帝王君主;物，则既指百货之物，也指货币之物，物价之高下，货币购买力之大小，全在帝王之一个念头，一句话，一个决断，取决于权力的大小。这是彻头彻尾的名目论国定说的言论，此其一。其二，他认为楮虚钱实，钱日乏而楮日轻。“铁之为质易于盬坏，不可以久藏如铜比也。是则铜者人之所贵;铁者人之所贱，故蜀之铁与楮并行而无弊。今之铜所以日乏者，正以富家巨贾利其所藏，而不肯轻用耳。其意若曰楮虚也，其弊又不可言也;钱实也，藏之而无弊也。况夫上所出之楮日至而无穷，民间之输于上则惟铜币之为贵，吾何苦以吾之实而易彼之虚哉!故钱日乏而楮日轻。州郡之间执虚券相授，殆有终日而不见百钱者，则又何怪其不弊耶?”以虚实来解释铜币与铁楮之关系，铜币是实，楮币是虚。铜币是实，所以无弊，会被富家巨贾收藏，皇上也只收藏它而不要楮币。铁楮并行，楮虚，铁币似实而杨氏未做正面说明，笔者据文推衍得出铁贱，不能与价贵的铜币相比，也就没有人会收藏，所以它不会日乏。在四川才可能成就铁楮并行的局面，而不会出现铜日乏楮日轻的结局。杨冠卿的理念做如此理解，当不会错吧。

他赞同楮无不宜于东南的观点。然而认为四川与东南行楮不同，楮之不宜于东南，废之的观点又不能苟同，提出:“救之可也，废之非也。”因为救弊之法在蜀实行了，在东南并未实行净尽，未尽行的有二，一条是租税、茶盐酒酤、关市泽梁的收入都可以折纳用楮。再一条是楮“贱则官出金以收之而不使常贱，贵则官散之以示其称提”。这样做的结果是，在蜀“楮与铁常相权而公与私常相济，何弊之有哉!”看来流通比较正常，不比东南，东南“今此则不然，天下之输税不责(索求)以楮，而必责以钱，官务之支取既无其钱，而徒易以楮。至发纳上供，官则以微价收民之楮以充其数，则是我不欲此矣，而求民之无轻乎此!其势固不可得也”。在东南，官府只放不收纸币，要收也不过是以官价做做样子，连官府都不把楮币当回事，民间百姓自然不会认真对待，相信它的真实能力。

他的救楮之策，面对“今自行都、两浙、近郡之外，闽、广、荆、楚楮币不通之患如昔也。夫欲使民之视铜如楮，视楮如铜”。问题看起来发生在下面，其实产生的根源还是在上头，在皇上、在官府，不在平民百姓。“此其原不在乎下而在乎上。今为之法曰吾之楮与铜初无轻重也，将以相权而行也。自今日以往，凡远近之输于公者，钱楮各半，否者不纳也。如是则非特近者重之，而远者亦重之。远者重则近者有所泄，楮之价其必无减折之患，而铜之重亦变而为轻。民之楮虽不支于官，其价自与官等矣，轻重之权是岂不在我哉!”他注意到官府对楮币只放不收的弊端，提出只要是官府收款，无论税赋捐费自当一律按钱楮各半，等比缴纳，亦无论京城及其远近一视同仁，没有差别。这个政策方案的提出，固然是件好事，它有助于楮币回笼，也有助于恢复楮币信用。至于楮币投放与回笼是否该成比例，能否形成良性循环，还是杯水车薪，我们可先不去考虑。只是就杨氏的提议来看，在执行过程中，若近地执行，远处不完全或不执行，应该怎么办?或者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该如何监督检查，要不要奖赏处罚，一概未提，似乎只是纸上谈兵，即便上达天庭恩准了，亦未必真能付诸实施。因为这是政策性研究，非纯理论研究，故针对性、实效性极强，绝非谈而论道，自然不能不令人怀疑它的实用价值。

(三)吕祖谦论钱币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人称东莱先生，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南宋著名文史学家。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进士，官至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博学多识，与朱熹、张栻，时称东南三贤。主明理辑行，反对空谈心性，开浙东学派先声。著作有《东莱吕太史集》、《历代制度详说》等。

他的《历代制度详说》分为十三门，钱币为其中一门，文中广泛讨论了货币的起源、职能、作用、钱法和纸币等问题。他承续了圣人“救荒而设”的传统货币起源说;承续了重本抑末的学说，在此前提下肯定货币的积极作用，肯定了既定物质财富条件下，“咸得其利，钱虽少，不过钱重;钱虽重，彼此相权”的相对价值论;肯定了金属学派的货币理论，反对铸钱减值，以汉五铢唐开元通宝大小轻重最为适中，“钱之正”的主体、样板，而刘备所铸大钱，第五琦所铸乾元钱，只是“钱之权”，权宜之计，汉武帝的鹿皮为币，王莽的以龟贝为币，则是“钱蠹”，蛀虫而已。

吕氏关于纸币的认识，一方面以为“冦瑊之在蜀创置交子，此一时举偏救弊之政，亦非钱布经久可行之制。交子行之于蜀，则可;于他，利害大段不同”。纸币究非正宗、主体、正道，只适应于四川一隅救弊的政事，不能令其推行全国;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纸币产生于民间，百姓自发创立，非圣王贤人的杰作，“交子之法出于民之所自为，托之于官，所以可行”。此虽不完全准确，确有道理，反映了部分实情，应予肯定。又，他以为“铁钱不便，交子即便”。此虽非纸币产生的唯一原因，但确系原因之一。

宋代大儒朱熹(1130—1200)对于纸币流通的区域性问题发表过意见，以为政府设立兑换所，规定兑换率，《朱子语类·论财》讲:“两淮铁钱交子，试就令不行处作个措置，不若禁行在会子不许过江，只专令用交子。如淮人要过江买卖，江南须自有人停榻交子，便能换钱。又不若朝廷捐数万贯钱在江南收买交子，却发过淮南，自可流通。”这态度倒是积极而又谨慎的。至于在货币起源说、铜钱外泄和毁钱为器诸方面，朱熹所论平平，不赘。

(四)辛弃疾论铜楮实一

辛弃疾(1140—1207)，原字坦夫，后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属山东)人。词坛英杰，力主抗金，南宋支持楮币的理论发挥第一人。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始，历任建宁(今南京)通判，司农司主簿，知滁州，江东安抚司参议官，仓部郎官，湖北、湖南、福建、浙东安抚使等官。擅长短句，风格悲壮激烈，与苏轼并称“苏辛”。著作辑有《辛稼轩诗文笺注》、《稼轩长短句》、《辛弃疾全集》。

孝宗淳熙二年(1175)，会子曾贬值，治理后币值虽稳住了，然稳定整个通货的问题就严肃地摆到朝廷面前，时任仓部郎官的辛弃疾上奏《论行用会子疏》⁽⁷⁴⁾，提出“会子本以便民，其弊之所以至此者，盖由朝廷用之自轻故耳”的观点，支持会子的流通，查找流弊的根由，并提出稳定币值的建议。

支持纸币的流通。辛氏抓住理论要害，指出“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从解决人们的温饱而言，铜楮一样，都不可能直接解决。这一认识上的突破，打破长期困扰人们的世俗成见，确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应得到肯定。表面上看来，一个价值比较昂贵一个低廉，其实质都是一个样，没有什么差别，这个认识该说是相当深刻的，特别是纪元铸币，乃至纸币，正是对足值货币商品，即价值实体的否定。只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有现代人的理念和认识，诚如辛氏之表述确实不易。所以，他认为“见钱有般(搬)载之劳，物货有低昂之弊;至于会子，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百千之数亦无亏折，以是较之，岂不便于民哉!……无事之时，军民无会子之弊;缓急之际，朝廷无乏兴之忧，其利甚大”。平时军民只有体味纸币的便利，军情急迫时，朝廷也不会因经费的短绌而犯难，这种上下咸宜是多大的好处，何等的利益。货币形态发展至今，怎么能不为我们的先人能如此坦诚热忱地接受新鲜事物，并为之找到理论上的支撑而骄傲自豪。对于宋代经济的大发展，货币金融超常发展，遥领世界之先，有了深刻的感悟和认知。

会子贬值原因的分析。有利即有弊，其弊就在于币值不稳。辛氏认为，一是“朝廷之自轻”。怎么讲?“往时应民间输纳，则令见钱多而会子少;官司支散，则见钱少而会子多。以故民间会子一贯，换六百一二十足。军民嗷嗷，道路嗟怨。此无他，轻之故也。近年以来，军民输纳，用会子见钱中半，比之向来，则会子自贵，盖换钱七百有奇矣(江阴军换钱七百四十足，建康府换钱七百一十足)。此无他，稍重之故也。”就是说，朝廷、官府自己率先轻会子重钱币，会子只顾投放，不考虑回收，很少回笼，钱会兑换比例提升，引起会子贬值。二是“夫会子之所以轻者，良以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今所谓行使会子之地，不过大军之所屯驻，与畿甸(京郊)之内数郡尔，至于村镇乡落，稍远城郭之处已不行使，其他僻远州郡又可知也”。发行数量不是根据市场需要，而是为满足军费需要，加之流通区域狭小，吸纳量有限。这种矛盾不对称的现象已为有心人发现，实非理论上的突破，只是一种直观上的考察分析所得，足以令人认知。

救弊办法。辛氏针对上述问题，提出:“欲乞姑住印造，止以见在数泄之诸路，先明降指挥，自淳熙二年以后，应福建、江、湖等路，民间上三等户租赋，并用七分会子、三分见钱输纳(僻远州郡未有会子，先令上三等户输纳，免致中下户受弊)。民间买卖田产价钱，悉以钱、会中半，仍明载于契;或有违戾，许两交易并牙人陈诉，官司以淮折受理。僧道输纳免丁钱，亦以钱、会中半。以臣计之，各路所入会子之数，虽不知其多寡，姑以十万为率论之，其已输于官者十万，藏之于家，以备来年输纳者又十万，商贾因而以会子与兴贩往来于路者又十万。是因远方十万之数，而泄畿内会子三十余万之数也，况其数不止于此哉。会子之数有限，而求会子者无穷，其势必求买于屯驻大军去处。如此则会子之价势必踊贵，军中所得会子，比之见钱反有赢余，顾会子岂不重哉。行一二年，诸路之民，虽于军伍，市井收买，亦且不给，然后多行印造，令诸路置务给卖，平其价直，务得见钱而已，则民间见钱将安归哉。”辛氏的救弊方策，主要是从限制发行数额，加大回收力度，扩大流通区域，这样几个方面入手，若能得到认真实施，定当收到实效。

控制纸币发行数额，即所谓调控货币供应量，这是纸币流通条件下亘古不变的法则，我们的先人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值得肯定。然而关键是能否将此思想落到实处，转化为上下一致、坚定不移的行动。宋孝宗也承认纸币发行是为了军费，是权宜之计，时间长了必定害民，这一方面反映出宋孝宗是金属论者，另一方面反应了当时的实情。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只就纸币来谈论纸币，怕是无济于事，难以真的实现控制住发行数额。同样，辛氏要加大对三等以上人户收缴纸币的比例，难度很大。军队边防能够接受吗?职能部门能答应吗?绍兴三十一年(1161)“户部奏，左藏西库见钱不多，所有月支券会等钱，欲以银会品搭。诸司百官以十分为率，六分折银，四分会子;军(队)五分折银，三分见缗，二分会子⁽⁷⁵⁾”。这种开支标准不好随便调整，关乎前方将士的根本利益，也就决定住军心斗志，国之安危。提高纸币比重，压缩钱银比例的抵制之声是会动摇一切决心和各种方策的。纸币流通法则是不会屈从于任何外来强力的，在币值贬损的走势下，纸币如同烫手的山芋，谁也不肯让它在自己手上久留，这本身就加快了纸币流通速度，等于加大了纸币投放量。政府既然把它投入市场，就是在转嫁困难，就有赖账的打算，怎么会让它回流呢?如果皇上从内库拿出钱银回收流通中的纸币，却未关上发行的闸门，一样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投放到市场的钱银财物，跟打水漂的石子一样，有去无回，只怕连个响声都听不到。因而，即便主意出得不坏，可要落实却难上加难，几无可行性。元代把纸币推向全国，亦未能挽救，或者说减缓其覆亡命运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