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书院制度

第三节　两宋时期的书院制度

一、宋代书院的产生

书院之名，最早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主要是作为国家修书藏书的机构，当时有丽正书院、集贤殿书院，实际就是皇家图书馆，与专门进行教育学术活动、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是有明显区别的。

书院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以私人创办为主，聚集大量图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

书院产生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第一，社会的动荡和需要。唐末五代数十年间，“兴干戈，学校废，而礼仪衰”，许多读书士子穷居草野，无由显身，私人书院有所创立、发展。第二，书籍集聚和传播。书院作为教育机构，积书、藏书多，而在唐朝以前，书籍非常难得，唐以后造纸术达到一定水平，书籍才有了印刷、复制的条件。第三，私人讲学的传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就是一种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秦朝虽禁私学，但私学禁而不止。汉朝以后，私学一直与封建官学并行发展，遍设于全国城乡各地，成为培养人才的另一条重要渠道。唐代私人设置的书院有聚徒讲学活动，正是历史上私学的继承和发展。第四，佛教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佛教在西汉末、东汉初开始传入中国，至魏晋隋唐而大盛，佛教徒每就山林名胜之地，建立禅林作为修道讲习之所，并定有详密的学习和讲授佛经的规程，使用记录大师讲学语言为“语录”等办法，书院学则的制订，教学活动方式均受禅林讲学制度的影响。

专门进行教育学术活动的书院最先出现在民间。民间藏书的书堂、书屋、书舍与私人教学的书馆、精舍不断发展，逐渐演化成学者讲学说书、学子读书求学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教育机构，这就是民间最早的书院。这些书院的出现，大约在唐代的贞元、元和年间（785—820年），比较著名的有：贞元间进士张九宗在四川遂宁创建的遂宁书院；贞元进士幸南容在江西高安创建的桂岩书院；元和年间李宽在湖南衡阳创建的石鼓书院，亦称“李秀才书院”，后成为宋初有名的“四大书院”之一。

唐末五代以来民间出现的书院，多由重视文教学术的士大夫或文化人兴建，负责人山长和教师都不是国家任命的学官，而是聘请有学行的学者担任。教师可自由讲论，学术研究也充分自由，学术空气非常民主。学派可自由讲学，问难辩论。可见，书院是继先秦私学和两汉精舍之后一种新型的私学。

书院是私学，它继承了古代私人讲学的优良传统，在教学和组织管理上又有其自身的特点。首先，书院的组织和讲学形式，不同程度地受到佛教禅林的影响，书院山长与寺院的禅师、方丈职责极为相似。书院的教学颇似寺院之学，组织管理比较全面、规范，其教育管理水平要超过传统的私学。其次，书院不仅是讲学的场所，也是学者研究著书修书及刻书印书藏书的学术中心。许多学术思想和著作都是在书院产生的，所以书院对古代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是古代书院最大特点之一。再次，书院一般建筑在山水胜地，如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岳麓书院在长沙岳麓山下等，而且书院的建筑设施往往具有一定规模，布局也很讲究，一般包括照壁、泮池、讲堂、斋舍、祠堂、藏书楼、启圣殿、明伦堂等。

二、宋代著名的书院

书院萌芽于唐末，但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形成和兴盛则在宋朝。宋朝实现了国家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安定，士心向学。然而，当时的统治者急功近利，只注重科举选拔人才，以满足立国之初对于大批治术人才的需要，而忽视设学培育人才，以至在立国之后的80多年间，官学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书院便以新生事物所特有的强大生命力，得到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并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它既满足了读书人求学要求，又受到统治者的赞许。

宋初书院在得到较大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六大著名的书院：白鹿洞、岳麓、应天府、嵩阳、石鼓和茅山书院。

白鹿洞书院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唐贞元年间（785—805年），洛阳人李勃、李涉兄弟隐居庐山读书，养一白鹿，其地遂称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937—943年），就其地建学馆，置田产，以国子监教授李善道为洞主，有学生百余人，称庐山国学。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江州知州周述请赐国子监印本九经供学子研习。当时称白鹿国庠。何时改称白鹿洞书院史载不详，只笼统地说是宋初。白鹿洞书院的发展，是在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知南康军重修以后。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请皇帝赐《九经注疏》，增购图书，置建田庄，亲定学规，亲自讲授，质疑问难，使其盛极一时。

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宋开宝九年（976年），潭州太守朱洞建讲堂斋舍，创辟书院。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诏见山长周式，赐“岳麓书院”匾额及各种图书，岳麓书院因此而名闻天下。后大师张栻主教，以“造就人才，传道济民”为办学宗旨，使之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朱熹曾会讲其中，听讲者多达千余人。

应天府（睢阳）书院在河南商丘，亦称“应天书院”。原为名儒戚同文旧居。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邑人曹诚就戚之旧居建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招徒授业，由戚的孙子戚舜主持。真宗赐额“应天府书院”。范仲淹曾就学于此，后应晏殊聘请又主讲书院，因此书院名声大振。景祐二年（1035年），改为应天府学。

嵩阳书院又名“太室书院”，在河南登封太室山麓。五代后周时就嵩阳观改为“太乙书院”。宋至道三年（997年）赐名“太室书院”，颁九经子史等书，有生徒数百人。景祐二年（1035年），设山长，置学田，更名“嵩阳书院”。洛学大师程颢、程颐兄弟先后讲学于此。

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旧为寻真观。唐元和年间（806—820年），李宽读书于此。宋至道二年（996年），郡人李士真于李宽读书的故地，兴建书院。景祐二年（1035年）太守刘沅奏请朝廷，宋仁宗赐“石鼓书院”匾额及学田。

茅山书院在江苏金坛三茅山后，宋仁宗时处士侯遗创建书院。天圣二年（1024年），江宁知府王随奏请赐学田三顷。后来时有毁废。淳祐年间，知县孙子秀于茅山故址重建书院，广招生徒。咸淳七年（1271年），又迁建县南顾龙山麓。

南宋中央和地方勉强设学，却是有名无实，于是私人书院又应运而起，日益发达，几乎取代官学成为当时的主要教育机构。南宋是书院的兴盛时期，宋代有书院173所，南宋占136所。南宋时影响较大的也有四大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和象山书院。

三、宋代书院的制度

宋代的书院发展已经相当完善，管理体制基本上已实现正规化、制度化，形成了有别于官学和以往私学的许多特点。

（一）书院的管理体制

书院最主要的负责人是山长，或称院长、洞主、主洞、堂长，多由学有专长、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充任。山长担当行政事务主管和教学主讲，为书院各项工作的主要组织领导者。规模较大的书院还设有副山长、助教等，协助山长的管理工作。山长聘请学行兼优的学者为教授或讲书，负责教学讲授。有的书院还设副讲，负责“批阅文字，辨析疑义”。

此外，书院还设有管干、斋长等职，均由学生担任，如白鹿洞书院设管干一人，副管干二人，管理总务后勤、经费收支、膳食、修缮等事务，由院中公举“有才而诚实者为之”，如不称职立即撤换。书院设斋长，每斋一长或两斋一长，主要负责管理生徒的学习、生活，协助管理书院财物，检查督促勤杂人员的工作，相当于现今的班长。书院还设典谒二人，负责“谒圣引礼”，由生徒中“声音洪亮、进退疾徐中节”者充任。

书院还设有厨房工役、门斗、堂夫、斋夫、看司等一系列勤杂人员，从事各种勤杂劳务，保证书院环境的整洁和学习生活的秩序。

（二）书院管理的制度化

宋代许多书院都由当时著名的学者、教育家分别定出了名为《教条》或《学规》的条规，以加强管理。其中以吕祖谦的《规约》和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亦称《白鹿洞书院教条》）最具代表性。尤其是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教条》，影响最为广泛、深远。这是中国书院发展史上一个纲领性学规，不仅对当时及以后的书院教育，而且对于官学教育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兹摘录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别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别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朱子文公集》卷七四）

在这个学规中，朱熹首先明确了要以“明人伦”为学习的目的，即要懂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其次，指出学生修身、待人接物的要领。其中“修身之要”要求“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要求“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要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再次，规定了学习的次序和方法，即“为学之序”，要求“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问、思、辨四者，在于穷理，笃行是指履行道德行为规范的具体实践。《教条》成为后世书院学规的范本。使书院教育逐步走上制度化的发展轨道，其贡献不可低估。

（三）教学制度

宋代的书院，由于许多大师直接施教，参与管理，教学制度已相当完善，现归纳如下：

宋代书院的课程设置，以《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为主。理学大师朱熹著《四书集注》后，该书便成了书院和各级学校的主要教材，地位逐步超过了“五经”。此外，一般书院也要学习一些历史和诸子之书。

书院的教学，多采用自由讲学的形式，讲授并不求其系统完整，而是突出重点。名师硕儒讲学，都注重讲述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研究成果，并把自己的学术著作作为书院的主要教材。以自己的著作作教材，讲授自己和本学派的学术见解，是书院教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一般是由名师拟定课题，聚集生徒“升堂讲说”。主讲学者有时让副讲协助教学，对学生的德行、道艺进行全面的指导或答疑。当书院有名师主持和讲学时，慕名来学者便会与日俱增，于是又采取汉代董仲舒等大儒所创立的弟子次相授受的“导生制”，如朱熹就让高足弟子林用中、黄干、王阮、胡泳等随之讲学。

书院有时还礼聘院外名师来作专题讲座，这是升堂讲说的一种特殊形式，也称“会讲”。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朱熹带领学生范伯崇、林用中等由福建专程到长沙，在岳麓书院与张栻“会见讲论”，讨论“太极”和《中庸》之义，进行友好的学术交流，开书院会讲之先河。后有吕祖谦与朱熹、陆九渊等人讨论“教人”、“读书”等重大教育问题的“鹅湖之会”；朱熹邀请陆九渊讨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白鹿洞之会”等。明代继承宋代“会讲”的传统，并将其制度化，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制定了明确的会约，对讲学的宗旨、会期、经费的开支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当时著名的有《东林会约》、《崇实会约》等。至清代，安徽紫阳书院的《紫阳规约》集诸会约之大成，最为完备。

书院教学以自学为主，提倡师生之间、同学之间相互质疑论辩。书院的会讲就是师生辩论研讨的最好时机。平日大师的讲授也都是重点阐发，启发诱导，主要让学生自己钻研。学生在自学过程中，如产生疑惑，就向老师质疑问难，大师则根据弟子的不同程度，因材施教，或明确讲解，或稍加点拨，或与之反复论辩。

考课，是书院教学的重要制度，宋代的书院已开始实行。起初主要是仿效王安石的“太学三舍法”，通过考核积分以便升级学习。当时，湖南湘西书院的学生，通过考试得分高等者，可升入岳麓书院。书院中还有一种成绩水平考试，如朱熹在岳麓书院就以抽签的方式，考核学生对《大学》的学习理解情况。他“诣学升堂，以百数签抽八斋，每斋一人出位，讲《大学》一章”。书院的这种考课制度，至明清时期发生了质的变化，变成了科举的“预备考试”。

展礼，是书院教育教学的重要形式。书院教学开讲时，必须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仪式。祭祀的人物很广泛，主要是孔子，并配以颜、曾、思、孟“四圣”，以后还扩大到许多儒家的“先贤”。祭礼典礼除开讲举行外，每月的朔望也要举行，并成为常规。除祭祀外，书院的师生之间、生徒之间，凡迎来送往、升堂讲学、课试授业，都有礼仪，均须展礼。这些活动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言行礼仪教育的重要手段，对书院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有一定的作用。

（四）图书与经费制度

宋代书院非常重视图书的建设和管理。书院的图书来源主要有四：一是奏请皇帝赐书。宋代著名的书院都有皇帝赐的经书。二是动员官绅捐赠。岳麓书院为此还专门订立了《捐书详议条款》。三是书院自筹经费购置。如陆九渊的门人彭兴宗在象山书院，见藏书甚少，便下山增购，以供披览。四是书院自行刊刻。宋代书院的刻书，被世人公认为珍本。此外，书院对图书的收藏、分类、编目及借阅披览等，也逐步建立了一些规制，以加强管理。

宋代书院经费的来源，主要是依靠学田的田租。学田的来源：一是由朝廷或官府赐给。如石鼓书院，朝廷就赐过学田。茅山书院也曾得赐田三顷。更多的则是地方官府拨给田产。淳熙十年（1183年），知南康军朱瑞章一次就拨给白鹿洞书院田产700亩。地方官府拨给学田以充经费，自宋至清从未间断。二是靠私人捐赠。私人捐资办学是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宋代许多书院都得到过私人的资助。朱熹知南康军时，就出资买田以充白鹿洞书院的办学用费。以后大量的地方书院，差不多都是依靠私人的捐赠。书院经费的收支管理，一般都有规章制度，严格规定了经费收支管理的原则。

宋代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的时期，给后世书院各方面的建设，特别是管理体制的发展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