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时期的文教政策

第一节　两宋时期的文教政策

一、兴文教

宋太祖赵匡胤是以“兵变”夺取政权的，他很害怕有人效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再者，唐末五代藩镇割据的历史教训不可不引以为鉴。为了避免再度出现“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和“兵变”的后果，赵匡胤采纳了谋臣赵普的建议，对将帅或武官“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以抑制方镇，强化君权。其治国方针明显地表现出“重文”的倾向。

随着割据势力的平息，建立和稳固社会秩序，恢复和发展经济，逐步成为宋代统治者的战略重点，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治国大政方针。宋太宗认为：“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一）因此，他任用大批文官来代替原来的武官，明确提出“兴文教，抑武事”的方针。两宋时期，天下一直不很太平，境外辽、金、西夏不断侵扰，境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抵御外敌的侵略，镇压农民起义，宋朝建立了庞大的军队，甚至还曾创立武学，培养知兵懂武的人才，一些有识之土也要求改变统治策略，讲求功利。但是，为了防止藩镇跋扈、大权旁落，宋朝统治者坚持文治武功，“兴文教，抑武事”的治国方针，却不曾作过改变。

“兴文教”，既是宋代治国方针的一部分，又是其文教政策的核心。在这一政策指导下，国家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大力推行科举，积极鼓励世人读书学文。宋初统治者大开科举之门，大量选拔读书人充实各级政府机构。据统计，从宋太祖开宝六年（973年）殿试进士开始，到淳化二年（991年），不到20年时间，录取的进士竟然达27300人。咸平四年（1001年），宋真宗赐诸州县学、书院和私学九经，以示鼓励。真宗还作《劝学诗》一首，以金钱、美女、地位来劝诱世人埋头读书。《劝学诗》云：“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出门莫愁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北宋统治者还先后三次掀起大规模的兴学运动，发展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这种大兴文教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读书人的积极性和兴学办学的热情，也为科学技术学术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宋代320年间，始终遭到内忧外患的困扰，但是，宋代的科学技术、学校教育、学术思想和著作等，都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除了有生产力水平提高等原因外，与其兴文教的政策也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这一政策也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全国军事实力严重削弱，虽然军队阵容庞大，军费开支数额巨大，但是缺乏精兵强将，屡战屡败，只能屈辱求和。通过科举选拔的文官多如牛毛，以致造成宋代的冗官现象，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造成专尚言辞、不务实学的不良学风。而且个个文文弱弱，虽满腹经纶，却无“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总之，宋代单方面重文教的治国和文教政策，也造成“积贫积弱”的局面。

二、尊孔崇儒，提倡佛道

尊孔崇儒，是汉唐两世一贯奉行的政策，宋代也不例外。因为唐中叶以来长期混战，父子相残，君臣不义，所谓“三纲五常之道绝”（《新五代史》卷十七）。宋初统治者认为，要缓和各方面的矛盾，结束这种混乱无序的局面，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就必须整饬封建伦理纲常。而孔子和儒学，无疑是最得力的工具。因此，宋初诸帝，都着力抬高孔子和儒学的地位，竭力宣扬儒家思想。宋朝初立之年，宋太祖就诏令增茸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像。第二年又下令贡举人到国子监拜谒孔子，并著为定例。宋太宗则大量重用儒官，还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下令恢复孔家被周世宗剥夺的免税免役特权。到宋真宗时，尊孔崇儒达到高潮。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下令追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又率文武百官及僧道3万余人到泰山封禅，亲往曲阜孔庙行礼祭奠，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并自撰《至圣文宣王赞》，赞颂孔子是“人伦之表”。又亲撰《崇儒术论》，盛赞儒学是“帝道之纲”。还令邢昺等人校定《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孝经》、《论语》、《尔雅》等七经疏义。随后又由邢昺撰《论语正义》、《尔雅疏》、《孝经正义》，孙奭撰《孟子正义》，合唐人九经正义为十三经正义，颁行学校，作为法定的教材，也确定了儒家经典的正宗地位。

宋朝统治者在尊孔崇儒的同时，也承袭唐制，利用佛教和道教两股宗教来为其统治服务。建隆元年，宋太祖就下令保护、修复诸路废弃寺院，塑造佛像，印制佛经。开宝四年（971年）开始雕印《大藏经》，历时12年，雕印了全部佛经5000多卷。这是国家刊印的第一部佛经总集。宋太宗认为佛教“有裨政治”，在五台山、峨眉山、天台山等地大建佛寺，大量翻译佛经。同时下令修建著名道观，还多次召见道士，还曾给道士加封号。逢水旱灾害，常亲自幸视佛寺、道观，祈求风调雨顺。群臣请尊其为“法天崇道文武皇帝”，他欣然应允，只是下诏去掉“文武”二字。宋真宗对佛教和道教更是推崇备至，不仅在全国各地大建寺院、道观，而且亲撰《释氏论》，宣扬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的思想，还下令整理《道藏》。宋徽宗也是一位崇道皇帝，他导演册封自己为“教主道君皇帝”，他重用道土，令各路选派道士到京师培训以为骨干，又令各州县设道学，教习道家经典，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以《庄子》、《列子》为小经，并开科贡举道士。重和元年（1118年），颁《御注道德经》，又诏太学、辟雍各置《黄帝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2人。总之，整个宋朝，佛教、道教都颇受尊崇，非常兴盛，山水胜地，随处可见修复或新建的佛寺和道观，佛经道藏流传很广。

宋统治者既尊孔崇儒，又推崇佛、道，使儒、佛、道三教得以长期共存，广泛渗透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各个领域。

理学的产生是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特点。理学产生于北宋，完成于南宋。北宋初胡瑗、孙复、石介三人，被称为“理学三先生”。但是，理学的实际创始人为“北宋五子”，即周敦颐（1017—1073年）、邵雍（1011—1077年）、张载（1020—1077年）、程颐（1033—1107年）、程颢（1032—1085），至南宋朱熹（1130—1200年）始集大成，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后人称为“程朱理学”。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吸收佛、道思想而形成的理论上更加精致的新的儒学思想体系。所以，理学也称新儒学。儒学在发展过程中曾经过两次大的改造，一次是由董仲舒将其改造成为神学化的儒学，另一次就是由朱熹集大成将其发展成为理学。

理学的形成，意味着儒、佛、道三教经过长期共存、相互斗争，最后还是儒学取得了胜利，它吸收了佛、道思想，使自身更加完善和缜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儒家思想是建立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有着坚实的生存土壤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更符合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理学形成以后，在南宋末年取得了统治地位，并为后世所尊奉。而实际上，理学在得到官方认可之前，由于理学家们的积极倡导和宣传，已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宋代的文化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宋代官学的发展、书院的兴盛等，都与理学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