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潜论纸币国之命脉

四、吴潜论纸币国之命脉

吴潜(1196—1262)，字毅夫，号履斋，宣州宁国(今属安徽)人。宁宗嘉定十一年(1281)状元，历官江东安抚留守，淮东总管，兵部尚书，浙东安抚使。理宗淳祐中，两度入相。晚年被贬，循州安置。著作辑有《履斋遗集》。

宋理宗绍定六年(1233)，第十四、五、六三界会子共发行三亿二千万余贯⁽⁸²⁾。翌年端平元年，时任太府卿，总领淮西财赋的吴潜，肩负救楮之责，上《条陈国家大体治道要务凡九事》，第八事即“楮币当权新制，以解后忧”。他异常重视楮币作用，把楮币提到国家命脉的高度，一针见血地指出:“臣观今日国用殚屈，和籴以楮，饷师以楮，一切用度皆以楮。万一有水旱盗贼、师旅征行之费，又未免以楮，则楮者诚国家之命脉也。”这一年，适逢元灭金之际，在他看来，“金人之毙，虽由于鞑，亦以楮轻物贵，增创皮币，或一楮而为三缗，或一楮而为五缗，至于为十为百，然人终不以为重。其末也，百缗之楮止可以易一面，而国毙矣”。此一观点与真德秀(1178—1235)相近。这不是虚张声势，故弄玄妙，如其所说，国家“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则国非吾国矣”。国家军事费用开支，政权运行一切开支完全依靠楮币支撑，楮币的命运自然就成为国家的命脉。吴潜继续说:“新楮甫出，其弊已尔，年岁之后，将甚于昔。官司之所仰者在楮，而民不重。官之所倚者在法禁，而民不服。楮非吾楮，则国非吾国矣”。既然楮币关系着国家生死存亡的大计，救楮也就等于救国，对于朝廷来讲，自然是头等大事。所以在《经筵奏论救楮之策所关系者莫重于公私之籴》中，提出“本源者何?救楮而已”。在《内引第三札奏论尹京三事非其所能》中，又指出:“米乃民之命脉，而苦于直之涌;楮乃民之血脉，而苦于直之低。”正所谓楮轻而物重，特别是米价腾涌，使得百姓无以为生，如此则国家还能在限期内有宁日吗?

吴潜的救楮办法，是商人在限期内用盐钞买盐，必须搭用旧会子，以加大回收纸币的力度。“若有术以驱商贾，使之急于品搭。”他估计每代盐如搭收旧会三十贯，三百万代盐就可回收九千万贯钞;再利用度牒、官银、金银和新会子回收一二千万，“不出数月，旧楮尽而新楮见行，将自流通，物价将自减落”。

对于本节前述郑清之的计亩纳会子办法，时权江西转运使兼知隆兴府的吴潜，在《再论计亩纳钱》中以为“纵使目前会价渐穷，物价渐减，而朝廷之印造不已，奸民之伪造不已，铜钱则海道之漏泄不已，器用之销不已，朝满夕除，势所必至，不过年岁，弊将如初”。故“其害有九，其利有一”。求快一时之利，而损害官户寺观利益，以至人心离异，立国在民，民心一失，民力又穷，能保祸乱之不作乎?此正“剜心肉以救眼创，拨根本以扶枝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