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诣西京文，勉图豳国风

潜诣西京文，勉图豳国风——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团队服务广西城市和文化发展纪实

王晓静

2013年元旦，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网上挂出刘士林教授的《元旦寄怀》，其中有两句是“潜诣数子西京文，勉图百城豳国风”。在诗的自注中这样写道：西汉“崇实”、“致用”，不虚为文，有“西京之文实”之论，周代以木铎采风，察民间疾苦及政之得失，其《豳风·七月》尤为典范，念去岁携团队行走中西部多城，叹惋动容、思索煎熬，有似之。的确，这两句诗很能代表刘士林团队的风格与特色。所谓潜诣，就是潜心钻研、揣摩西汉文章的精神与实质。所谓勉图，就是尽量到民间和边缘地区采风调研。从2008年暑假开始，受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的委托，刘士林教授的团队先后四下广西，分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带和桂西资源富集区三大板块，对广西的文化资源和发展现状进行田野考察和深入研究，以文化资源梳理、文化政策研究、文化产业规划和文化推广策划为中心，涉及广西文化发展的理念建构、主题规划、重点项目设计、对策建议等层面，目标是为广西文化发展繁荣提供科学的战略框架和可行的发展路径。

一、大都市和八桂大地的亲密接触

2012年8月末，当国内高校的师生都在启程返校、准备开学之际，上海交通大学刘士林教授一行十余人风尘仆仆地来到中越边境线上的广西凭祥市友谊关。友谊关又名镇南关、睦南关，当年曾是镇南关大捷的主战场，登高远眺，不远处就是中越边境零公里界碑，巍峨的城楼上仍残存着当年自卫反击战留下的弹痕。这既不是旅游观光，也不同于一般的暑期社会调查，而是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团队在广西实地调研的最后一站。

当记者偶然得知这支上海交通大学的城市研究团队，前后花了五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八桂大地上的山山水水，探访了广西全部的地级市、部分县乡和村寨，开展文化资源调研，研究文化战略，探寻文化发展路径，禁不住被这个话题吸引了。

为了做好这次采访，记者先在网上做了些功课，初步了解到，刘士林教授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兼首席专家，这个团队的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最有代表性的在两方面：一是以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为中心，主要研究大都市和城市群的发展问题；二是以上海交通大学985三期文科基地城市科学研究院为中心，主要研究都市文化、文化产业战略、城市规划与创意设计等问题。记者还了解到，从2005年开始，这个团队除了相继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社科、教育部重大项目之外，还先后承担过国家发改委、澳门、上海世博会及国内省市一系列委托研究项目。在2013年“两会”期间，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马德秀接受媒体采访，在谈及以文化创新引领社会发展时，曾重点介绍了上海交通大学的三支队伍，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城市科学团队。她说：“我校刘士林教授领衔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科学研究团队，整合校内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地理学、人口学、法学、环境科学、新闻传播、人文学科、信息科学等多学科优势，致力于为中国城市化进程提供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应用解决方案。”可知这个团队所具有的实力和水平。

城市群和都市文化研究，明显是城市科学中层级最高的部分，它们既时尚又重要，但也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些研究与地处西部的广西到底关系有多大。在一般人的印象中，广西主要是农业地区，城市化水平较低，广西自己最喜欢用的概念是城镇化，和大都市的关系并不密切。同时，广西文化主要是比较传统的少数民族文化，相对封闭，自成一体，与所谓的都市文化也反差很大。但不管从哪个方面说，这都是一个奇特的组合，一方是来自中国最大和国际化水平最高的上海大都市，一方是地处中国西南、经济社会欠发达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这两者是怎么走到一起的。

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提出了第一个问题：“你们怎么会想到去广西开展文化研究，而且连续五年……”

刘士林告诉记者，这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积累方面的原因。城市群和都市文化是他们的重要研究领域，积累了不少的成果，既包括西方城市群、都市圈理论的译介，也包括对长三角等城市群的案例研究。二是广西发展的现实需要。广西尽管属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但在国家越来越重视区域协调发展和文化建设的背景下，他们的发展理念、战略和思路也发生了巨变，主要是希望走出一条跨越式发展道路，避免亦步亦趋、按部就班的传统路数。三是与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的判断和追求有关。在对中国城市化的判断上，尽管长期从事上海大都市和长三角城市群的发展研究，但从很早开始，他们就提出中国城市化的根本问题与出路在于城市化较低的中西部地区，因为东部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模式主要复制于西方，并因此而深陷入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中。而中西部在农业传统沉重、农村人口众多、城市基础设施和管理落后等方面，才真正代表了中国城市化的真实经验。在文化研究价值上，尽管这个团队的确是从都市文化研究起家，但他们的都市文化与一般的差别很大，比如他们从不研究张爱玲，也不研究酒吧和房地产。他们认为，以当代大都市为母体的城市文化与都市生活方式，在文化上正面的积极意义和负面的消极影响都十分明显。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是，以娱乐和消费为本质的都市文化扭曲和污染了大传统和小传统，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和传承，就需要复活各种区域性的文化传统与价值，而这只有深入到像广西这样的中西部才能得到第一手的资料。

“我们知道，现在教授们都很忙，你们会认真地走吗？”这是记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因为现在很多专家到下面走马观花晃一圈，随便发些议论也很普遍，不少还成为网络上的“酷评”。看着记者疑惑的表情，他们拿出近年来的四张考察日程表，记者从中梳理出如下的路线图：

2008年8月17日至8月22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先后考察了南宁市的青秀山、黄氏祖屋、区博物馆、民歌广场、会展中心、民族博物馆、孔庙、体育中心，防城港的采茶戏、港口，东兴市的江平基督教堂、京族文化，钦州市的跳岭头、坭兴陶、市艺术中心、博物馆、刘冯故居、冯子材墓，合浦县的县博物馆、苏轼等名人遗迹、海上丝绸之路、古汉墓群，北海市的白龙城、红树林保护区、冠头岭、银滩、北海老街、近代古建筑群、有关陈列等。

2011年8月15日至8月22日，广西西江经济带，依次在柳州市的博物馆、鱼峰山歌会、百里柳江、孔庙、柳侯祠、白莲洞遗址、大龙潭遗址，桂林市的博物馆、王城、靖江王陵、兴安灵渠、两江四湖，阳朔县的漓江、印象刘三姐，贺州市的黄姚古镇，梧州市的博物馆、中山纪念堂、龙母庙，玉林市的真武阁、都峤山等地考察。

2011年3月28至3月31日，借在东兰县参加“东兰中华民间传世铜鼓文化论坛”，考察以东兰县为中心的河池市，涉及民间铜鼓收藏馆、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鼓文化研究基地、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壮族铜鼓习俗）、国际铜鼓文化旅游节、东兰民间铜鼓风情展演等。

2012年8月28日至9月2日，桂西资源富集区，考察平果壮族嘹歌、田阳布洛陀文化、百色手斧、粤东会馆、百色起义纪念馆、那坡黑衣壮文化、靖西旧州绣球街、鹅泉、壮锦厂、大新德天瀑布、崇左斜塔、宁明花山岩画、凭祥大连城、浦寨、友谊关。

这几张抽象而简约的日程表，涵盖了广西目前的三大经济区、全部的地级市、若干县级市、县、乡镇和村落。记者了解到，从最初的接触开始，到《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广西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研究》和正在进行的《广西桂西资源富集区文化发展研究》，五年过去，现在团队中每一个成员都深有感触，他们没有白白浪费宝贵的光阴，接触了一个无比丰富和悠久的文化谱系，见识了这里能歌善舞、衣冠简朴的人民。在他们生活的大都市中，每次见到来自广西的同学友人，他们都可以很自豪地说，他们比很多广西人更了解他们的家乡和文化，更热爱这片美丽纯朴的土地和山水，可以如数家珍地讲述他们的广西故事同时，也比一般人更深刻地看到了它前进路上的障碍和问题，感到有责任为八桂大地的城市化尽绵薄之力。

二、文化城市群理论与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模式

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是刘士林团队从广西接的第一个研究项目。

2006年8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听取广西工作汇报时指出：“广西沿海发展应形成新的一极”，为相对落后的北部湾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总体思路。2008年1月16日，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标志着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北部湾经济区主要包括南宁、北海、钦州和防城港四个城市，这是我国中西部第一个以城市群为经济区基本形态的国家战略。《规划》给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是：立足北部湾、服务“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沟通东中西、面向东南亚，充分发挥连接多区域的重要通道、交流桥梁和合作平台作用，以开放合作促开发建设，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北部湾经济区资源丰富，区位优势明显，特色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但作为中国中西部的一部分，长期以来一直处于总体落后和被动发展的尴尬处境中。北部湾作为我国第一个“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对于落实国家西部大开发、改善区域发展不平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由于是试点，加上长期以来我国规划“重经济轻文化”问题，所以这个规划主要是经济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尽管这与广西工业和经济基础薄弱，城市基础设施落后相关，但同时也有发展观念和战略设计上的问题。

北部湾经济区当然需要发展经济和交通等硬实力，但文化发展与建设同样是不可或缺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余益中厅长对记者说：国家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时逢自治区成立50周年，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广西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极大支持。但在全球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的当下，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之间在资源、人才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这对于发展相对落后、各方面准备与经验尚嫌不足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必然带来更多的障碍与困难。许多有识之士提出的共同对策是发展文化。在当今世界，无论是文化产业直接带来的富可敌国的巨大经济效益，还是文化事业对精神文明、社会建设与心理生态健康的深层作用，都表明文化发展在人类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占有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文化发展对于缓解人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走出现代城市发展陷入的困境，改革文化管理体制与解放文化生产力，转变中国城市发展方式，都具有重要的引领与示范性意义。但这一部分在《规划》中却显得薄弱，同时也是区文化厅思考和关注的重大问题。我们也想借助北部湾经济区建设的国家战略，把文化发展提上议事日程。

另一方面，文化资源也是广西与其他省区相比最大的优势所在。由于地理、民族和生产生活方式等原因，北部湾形成了与传统中原文化并存，相对独立、内涵丰富、特征鲜明的文化圈。其主要有四个圈层构成：一是以北部湾自然生态圈为依托的海洋文化圈；二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稻作文化（那文化）圈；三是以传统洲际贸易与活态文化传承为主题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铜鼓文化圈；四是以近代通商口岸城市和当代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代表的国际都市文化圈。与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圈相比，北部湾文化圈具有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并以活态传承的方式与西南文化圈、华南文化圈以及东南亚文化圈保持良好的文化互动关系。广西民族艺术研究院廖明君院长对记者表示：我们作为当地的文化研究者，多年来从事广西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出版了很多著作，但至于怎么在城市化背景下，发展文化产业，提升知名度，却觉得束手无策，同时，也看到由于缺乏规划和低水平的策划，使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经常受到破坏性开发。我们很希望借助国内高水平的研究团队，帮助我们梳理一下家底和发展思路，使广西的文化资源和我们的文化研究成果，在北部湾经济区建设中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是我们主动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团队的初衷。

在接受这项来自西部地区的委托研究前，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团队在区域和文化发展研究上，主要集中在上海和长三角地区。尽管在理论上早已意识到中西部是中国城市化的关键，但真要组建团队、花费很多时间去做一个所知甚少的区域，还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和问题。同时，由于觉得中西部城市发展更加复杂和艰难不易，如果不能做好，或者做得不能切合实际需要，那等于忽悠了那些善良朴素的干部和群众。由于一直反对以“大拆大建”的形式搞文化产业大跃进，提倡文化产业要有“仁爱之心”，要体恤民力、物力和文化资源，所以这一点是这个团队特别介意和慎重的。

“我们首先是盘点了自己的积累和优势，看有没有能力接这个项目”，刘士林告诉记者。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团队有两项原创性成果：一是都市化进程理论，认为与两个世纪前英美等国家的城市化（Urbanization）不同，以“国际化大都市”与“世界级城市群”为中心的“都市化”（Metropolitanization）模式是当代城市化的核心机制与主导力量，由于大都市和城市群在密切联系中逐渐融为一体，所以与过去城市化主要以单体城市发展为主流不同，包括多个城市及城市化区域的城市群成为当今城市化的主流。同时，在现代化的交通与信息技术条件下，都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不限于发达的大都市，而是使当今世界在整体上出现了“都市化”倾向，无论是经济生产方式，还是在更高层的文化服务与消费上，中小城市和农业地区不仅不可能与大都市绝缘，相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密切过。二是文化城市理论，提出文化城市是一种以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为主要生产资料，以服务经济和文化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以人的知识、智慧、想象力、创造力等为劳动者的主体生产条件，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和推动个体全面发展为社会发展目标的城市理念、形态与模式。认为在人类进入城市时代和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背景下，一方面，被现代工业恶性损耗的自然环境与资源已无力支持当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一直不受重视的文化资源与文化产业在消费社会中正成为推动城市发展的重要生产要素与先进生产力代表，以城市文化功能为核心的文化城市正成为全球城市的主流发展趋势与重点战略目标。

这些具有原创意义的理论一直在东部发达地区中运用。如在2007年，国务院要求上海率先编写《上海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总体规划纲要》，过去即使是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也一直倚重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一下子要转变，原来的思路和发展框架面临极大挑战。当时，上海交通大学的都市化进程研究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的背景，文化城市曾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理念和基本思路，被上海市政府以购买的方式运用于《规划纲要》的编写。同时，这些研究也曾运用于澳门特区、苏州及“长三角世博主题体验之旅”等项目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但问题在于，这些具有领先意义的理念、理论和框架，是否适合像广西这样的中西部地区。众所周知，中西部的特点，一是城市化水平低，大都市少，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联系松散；二是经济发展落后，很多还处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有些地区还在面临着脱贫和温饱问题。如广西壮族自治区的RPI指数仅为0.418 424，在全国的排序是第25位，说明其经济增长在整体上仍处于粗放阶段，所以按照一般的看法，像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文化产业和服务经济，乃至生态与环境保护问题，与中西部地区关系不大，或者是要过很多年才需要考虑的。

但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团队经过反复研究，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他们认为，在区域发展上，一直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亦步亦趋，一种是跨越式发展。前者的问题是容易陷入“先污染，后治理”，越是中西部，就越容易受此影响，因而最需要先进的发展理念和战略框架。跨越式发展的要义在于，通过确立科学的发展观念、战略框架和路径，使用超常规的策略、手段和战术，缩短和跨越通常认为必须经历的某些社会阶段。都市化尽管是城市化的高端，但与广西的关系并不疏远。这是因为，在都市化进程中，传统农村地区无需再重复农村—乡镇—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的传统发展模式，而是可以大都市为模仿对象、借助大都市提供的硬件与软件资源迅速实现自身的跨越式发展。如广东深圳、上海浦东、天津滨海等，就是跨越了“城市化阶段”而直接融入了全球性的“都市化进程”。在北部湾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在政策和体制上的通道已经敞开，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如何审时度势、把握机遇，制定正确的发展战略和选择有效的战略手段，迅速地集聚起实现这个传统农业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所必需的战略性资源。而且可以预言，广西跨越城市化阶段、融入都市化进程的时间越短，就越有利于在下一轮的激烈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但是很显然，北部湾的都市化和文化发展与其他地区也会有很大的不同。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用什么理论模式去研究北部湾经济区的发展。

这其中有两个问题最突出，一是能不能用“城市群”理论来规划和指导“经济区”；二是在经济比较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的中西部使用“文化城市”这一先进发展理论。

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研究，团队形成了必须走城市群和文化发展的共识。

这主要基于这样几方面的思考和判断。首先，城市群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主流，也是我国城市化的重要战略。城市群正式进入国家战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以小城镇或中小城市为主体的城镇化或城市化模式，不仅因其体量过小而难以适应中国城市快速发展的需要，也因其过于分散而容易造成巨大的环境和资源浪费；二是要解决大城市功能过度集中、城市经济同质竞争等现实挑战，只能寄托于以合理的层级分工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群模式，如果说对东部主要是解决城市病，那么对中西部主要是解决低水平城市化、提升质量的问题。其次，经济区本质上是一个“准城市群”的概念，而城市群代表了经济区的发展目标和方向。其实，在广西最初规划北部湾时，使用的是“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城市群”，希望通过城市组团，形成一个区域发展新引擎，但在上报国家之后，大概是觉得中西部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相对滞后，最后被命名为“北部湾经济区”。这不是个别现象，中原经济区也是如此。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在于，经济区侧重发展经济，城市群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具有合理和科学层级分工体系、避免一家独大的寡头式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城市间恶性竞争和同质发展的城市共同体，是一个区域发展的理想模式。按照城市群的理念和模式为北部湾发展布局，可以有效避免城市发展的“同质化”。实际上，这恰恰是中西部最需要的，我们看到，在中西部很多城市密集区，由于不注重系统设计和相互协调，已经暴露出很多的弊端和后遗症，如项目重复建设等。北部湾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定要选择走城市群的发展道路。再次，城市群正在成为中西部的发展主流。过去人们一般以为城市群只是东部发达地区的事情，其实不然。在国家区域规划的有力调整下，我国中西部的城市群在布点上已超过东部。由于城市群涉及的人口更多、经济体量更大、发展层次更复杂、矛盾也更多，因而也需要有更科学的规划和系统的设计。确立城市群目标，可以先走一步，占得先机。

“但我们还不止于此，我们不仅用城市群规划北部湾，还结合北部湾文化资源优势和中国文化发展繁荣的国策，提出了北部湾文化城市群的战略。”刘士林对记者说，跨越式发展是很多中西部地区喜欢的口号，但它的实质却在于，通过发展理念自觉和发展路径规划，尽可能地缩短或取消某些阶段或环节。文化城市群就是中西部跨越式发展的一个理论创新。文化城市群是可以规避区域内城市在文化产业等方面同质发展、恶性竞争的科学理论。在城市群发展框架下，不仅城市经济、人才和技术发展需要走一体化道路，文化发展也同样存在着这个问题。其实，在很多城市发展文化产业，甚至是农家乐旅游时都出现了同质竞争的问题，既浪费了资源，也降低了效率。城市群发展的理想目标，是走促进文化城市协调发展的文化城市群之路。对于北部湾城市群而言，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避免重蹈“长三角的圈始终画不圆”的覆辙，即不再走“经济型城市群”的区域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在发展过程中经济、交通和社会文化并重。北部湾不仅有连结西南、华南、东南亚的区位优势，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和边疆文化，是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地区所缺乏的。提出北部湾文化城市群，既能够最大限度利用自己的文化资源和优势，又可以在整体上与中国其他城市群实现错位发展，因此，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的研究，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城市文化的单体研究上，而是要在更为广阔的城市群框架下对其共有文化资源与文化一体化进程进行整体把握与全面研究。为此他们设计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型城市群发展框架，确定以“文化发展”与“城市群建设”双核共建、双核融汇的基本主题，为广西北部湾文化发展提供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使广西北部湾文化发展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在理性的引导下，有序、高效、又快又好地走出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为落实《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提供有力的文化服务与精神支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区建设的深层次问题和综合性矛盾。

但这些理论对不对，能不能行得通，关键在于能不能与北部湾的现实结合起来。中国传媒大学耿波副教授告诉记者，北部湾经济区恰好是以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组成的一个城市共同体。作为“中国沿海第四增长极”的北部湾城市群，具有中国其他城市群所没有的得天独厚的资源与条件。但另一方面，在北部湾城市化进程中，北部湾独特和丰富的文化资源一是贡献很小，二是潜力巨大。北部湾经济区文化资源丰富，品类齐全，特色鲜明，以自然遗产资源、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都市文化资源四种基本类型为主体，圈定了经济区文化资源的基本版图。在文化发展的意义上，北部湾经济区丰富的文化资源大多数还没有得到较好的开发利用，多数可列入潜在资源的名录下。目前北部湾地区没有一个世界遗产项目，没有一个国家5A级景点。从文化资源的发展前景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有望成为世界级文化资源的有：铜鼓文化、国际民歌艺术节、中国—东盟博览会。有望成为国家级文化资源的有：钦州坭兴陶烧制技艺、北海银滩、青秀山、三娘湾、刘冯故居。同时，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的自然环境与物产资源既有整体上的一致性与相似性，也因地理、历史与社会的差异而各具特色与优势，为城市群内的资源合理配置与集群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

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团队确立了以文化城市群理论为基础，以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为中心的研究思路，即摈弃“先污染，后治理”的中西部区域发展怪圈，树立文化发展对于北部湾经济区科学发展的促动作用。以区域内核心城市的优势文化版块为增长极，提升北部湾城市群文化竞争力与合作吸引力；以文化发展创造区域开放格局，扩大北部湾文化圈与相邻文化圈的互动，强化中国—东盟文化交流与合作，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最终打造以城市群带动文化发展、以文化发展反哺经济发展的“北部湾文化发展模式”。

“这正是我们紧迫需要的”。广西文化厅余益中厅长指出：一方面，作为中西部地区，看到发达地区的文化产业，我们感到很着急，我们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却只能端着金饭碗要饭，有了文化城市群的概念，通过在城市化框架下对广西文化资源的梳理，我们知道了什么是优势和生长点，特别是需要规避的问题和陷阱。因而，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等于为我们明确了发展理念和主题；同时，其中提出和论证的重点项目前期研究，也为我们的文化工程建设提供了思路和基本架构。

成如容易却艰辛。北部湾文化城市群的提出不是一帆风顺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自2008年3月正式确立合作研究之后，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团队和广西民族艺术研究团队反复磋商和交流，关于研究计划曾先后做了六七种方案，每个方案均数易其稿，针对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资源不清、缺乏分类梳理、理论研究薄弱、战略定位模糊等问题，决定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以理念建构、理论研究、战略设计为中心的“文化发展”，研发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文化发展战略框架，二是用先进文化分类标准和框架对广西文化资源进行全面梳理和综合研究，为今后的研究、规划和建设提供文献与信息服务。

北部湾项目是第一个，也是用时最长、反复最多的研究项目，主要原因除了确立理论框架、熟悉地方经验、选择理论方法外，为了弥补上海团队对广西的陌生，和充分利用广西当地文化艺术研究的力量，以上海交通大学和广西民族艺术研究院为核心，组建了综合理论与经验、大都市和本土的综合研究团队，促进团队间的合作，逐渐形成了独特的研究模式。

第一是团队合作研究模式。团队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以上海交通大学为主体，先后有中国传媒大学、文化部民间文艺发展研究中心、山东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东南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参与的区外专家团队，二是以广西民族艺术研究院为主体，同时加上各地文化宣传系统的区内专家，前者有理论和视野，后者熟悉本土资源和问题。这两方面的结合实现了优势互补，效率很高，取得了双赢。对于上海团队，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基层接触现实和问题，很好地了解了中西部的城市化进程，对于广西方面，则是培养了在城市背景下的文化研究，开阔了视野，为当地培育了城市发展的研究人才。

第二是区域文化发展研究模式。以两大团队为基础，其核心是把理论与战略研究和文化资源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具体是由上海团队从事理论与战略研究，主要涉及区域自然、社会与人文概述、区域文化发展主题、区域文化发展主体内容、区域单体城市文化发展研究和城市群一体化文化发展研究。广西团队负责区域文化资源梳理和研究，主要包括区域文化资源的基本类型和主要特征、区域自然遗产资源、区域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和区域内都市文化资源梳理和研究。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研究中心王学文博士对记者表示，这个模式的好处在于，上篇提供思路和理论，下篇提供资料和信息，如果觉得上篇的思路和理论具有可行性，就可以按图索骥，利用下篇的内容资源直接操作，可以避免有了想法再查找资料的麻烦。正是由于其理论性和实践性完美地结合，《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成为一本当地文化系统的实用工作手册，颇受文化工作者的欢迎。

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力图建立一个适合广西或中西部的区域文化发展模式，为城市群发展在起步阶段就吸取先发展者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避开一些现代化的陷阱，实现事半功倍、“后发先至”的跨越式发展提供思路和借鉴。但理论对不对，还要通过实践来检验。在完成了北部湾文化发展研究后，双方都尝到甜头。一方面是地方文化发展获得高水平的智力支持，在工作中明确了定位、战略和发展路径；另一方面，借助在北部湾经济区的城市化和文化研究，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的城市群研究也跃上新台阶，初步确立了中国城市化的关键问题在中西部的方向调整。南京大学高小康教授很有体会地说：以前他们最喜欢讨论的是“长三角离世界第六大都市圈有多远”、“上海文化大都市”、“长三角艺术城市”等，现在成了中西部的问题，有了越来越鲜明的学术风格、研究个性和自主话语。大都市的都市研究者走出大都市，是一个代表。

在实践中，也迅速受到认同和欢迎。据介绍，2009年出版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不仅成为市县的文化工作手册，同时很多意见直接成为广西文化“十二五”发展规划的重要部分。由于这些成功的合作，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形成了在全区进行文化发展研究的工作思路。

2009年12月，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促进广西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积极打造西江经济带产业集聚优势”，强调“桂东、桂中、桂北沿西江地区，面向珠江三角洲，背靠西南腹地，交通运输便利，工业基础较好，要进一步整合资源、集聚优势，加快形成西江经济带”，并对柳州、桂林、梧州、玉林、贵港、贺州、来宾等7个市提出了发展方向的指导意见。在经过充分的前期研究和讨论后，2011年初，两支团队再次联手，开始了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研究。尽管有了模式，但团队仍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不同区域进行调整和补充。如根据西江经济带民族文化设计现状与存在的突出问题，邀请华东理工大学艺术设计系主任于炜承担了《西江经济带民族文化设计产业发展研究》子项目，为西江经济带提出以现代设计为手段，提升竞争力、打造品牌等新思维。

2011年，40余万字的《广西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研究》出版。至此，对广西的研究只剩下桂西的河池、百色和崇左三个地级市，即桂西资源富集区。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的一幕。

2013年初，“广西三部曲”的最后一篇——《广西桂西资源富集区文化发展研究》出版，连同此前已完成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研究》、《广西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研究》，一张关于广西文化发展的宏观战略框架图跃然纸上。

三、在广阔田野上放养中国城市研究人才

人才培养是高校最重要的核心职能之一，但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发展面临着很多新课题、新领域和新矛盾，很多传统学科的生存与发展面临着很大挑战。对于中国而言，从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现代的产业经济、从传统的农村社会转向现代的城市社会、从传统的农村人转向现代的城市人，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最突出的问题与矛盾。如何对接国家和社会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重大需求，是当今高校面临的普遍问题和实施学科建设与创新的重点战略。

城市化进程是当今世界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城市问题研究在国家城市化战略中具有顶层设计、全局视野、战略核心的重要地位。上海交通大学主管文科的副校长徐飞告诉记者，学校以媒体与设计学院的都市化进程研究、国际大都市传播发展研究、文化产业研究、城市创意与设计，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长三角都市圈发展研究、中国服务经济研究，法学院的区域与都市法研究、城市治理研究，国务学院城市公共社会研究、生活质量研究，船建学院的城市规划与政策研究，环境学院的城市生态研究，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研究为基础，以服务国家战略和重大需求为中心，确立了在未来十年内培育和创建“城市科学”新型交叉学科、基本建成国家城市化战略高端智库的战略目标。主要设想是，以城市重大问题与矛盾为中心确立研究的对象与范围，通过城市科学基本理论问题与学科框架体系的研究与建设，促进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以及与理、工、农、医等学科的交叉建设，实现中国城市科学与世界城市研究的理论互动，对已有的城市地理学、城市人口学、城市规划学、城市人类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经济学、城市发展史、城市考古学等展开内涵建设。创建城市科学理论、城市环境科学、城市交通科学、城市生态学、城市设计学、城市管理学、城市文化学、城市史学、城市美学等新兴学科，在未来十年内推动城市科学成为一级学科，为国家城市化战略和地方城市发展培养大批需要的优秀研究与管理人才。

在城市科学团队中，活跃着几个年轻的身影，他们是上海交通大学等高校的博士后和研究生，引起了记者极大的兴趣。

现在已成为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的刘新静副教授，在刚刚开始走广西时还是一名博士研究生，她告诉记者，走广西不只是极大地扩展了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新的学习方式和人生历练。城市科学属于新兴交叉学科，有很多知识根本不能指望先在书本中学了再用，在走广西的过程中，她几乎接触到了全部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和知识，有些还越界到城市规划、建筑学、农学、机械制造等领域。

以考古学和人类学为例，在广西他们既见识了5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也目睹了曾上过《科学》封面的80多万年前的百色手斧。以民族学和民间工艺为例，在广西他们既接触了壮、瑶、苗、侗、仫佬、毛南、回、京、彝、水、仡伦等少数民族，也亲手触摸了铜鼓、服饰、织锦、蜡染、刺绣、挑花等民族工艺器物。以民俗学和民间艺术为例，他们先后考察过防城港大板瑶的“阿宝节”，钦州、灵山、浦北一带的“跳岭头”，也深入了解了万尾、巫头、山心京族三岛800多米长的拉大网和高跷捕鱼等文化遗产。在建筑学上，他们既被壮族“干栏”、瑶家竹楼、苗家吊脚楼、侗族鼓楼、侗乡风雨桥、毛南族民居等的匠心独运而折服，也为北海老街骑楼古罗马建筑风格和中国文化的融合及容县那个“柱脚悬空不落地”的真武阁而惊叹不已。在历史学和文学上，他们既为海上丝绸之路上的“合浦珠还”典故、桂海碑林博物馆的元祐党碑、柳侯祠的“三绝碑”而动容，也为广西能出现大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刘三姐”这样的文化产业而兴奋。在城市史和城市发展上，既为曾是云、贵、川、湘等省区陆路通往广东沿海必经之地的容县的衰落而感慨，也了解了有“山水城市中工业最强，工业城市中山水最美”之称的柳州。其他还有很多，如与江苏宜兴紫砂陶、云南建水陶、四川容昌陶齐名，以食物和茶叶长久储存而不变质的坭兴陶，在水利工程学上堪与万里长城媲美、兴安县世界上最早的人工运河的灵渠，还有在始建于明万历初年黄姚戏台，看当代人演出媳妇不孝顺老人的故事……

“最突出的是责任感。”华东理工大学于炜副教授对记者说，以前我们也做规划，但主要是在城市中，但来到广西这样的不发达地区，和在长三角不同，我们觉得，对于不发达地区，科学规划很重要，很多问题和后遗症都是由于规划错误和问题。在基层调研时最大的感受，是地方政府对发展充满渴望，同时也被当下的城市化冲击得厉害，既有迅速发展经济的焦虑，也有很深的文化与精神痛苦。在广西，他感到最痛心的问题有二：一是看到中西部地区本就薄弱的财力“打水漂儿”，如很多地方斥巨资搞文化产业工程或城市形象工程，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多少消费者。二是看到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生活方式的消失或商业化，对很多珍贵的文化传统和遗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我们最大的感觉就是贫困地区不能再被不科学的规划“折腾”，要通过科学和因地制宜的规划，特别强调一要规划先于实践，避免大拆大建和盲目上马；二要利用广西丰富的文化资源，避免盲目西化或模仿东部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以便为这些地区确立正确的发展理念和战略。

人是城市化的核心要素，但在走基层之后，这个人不再是抽象的城市化率，而是和中国城市的历史与现实缠绕在一起的活生生的生命。当然，在广西的调研走访中，最令人感动的也是人。东南大学博士后张兴龙告诉记者：在广西，他们既拜谒了杜甫、白居易、范椁、苏东坡、汤显祖、冯敏昌、刘永福、冯子材、孙中山、李宗仁、齐白石等历史名人的足迹或故居，了解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如在百色，尽管大家都知道著名诗人、翻译家梁宗岱，但却很少知道他当年在百色为情人打架而轰动一时的故事，同时也近距离地感受和接触了当代人，其中有广西的歌王，新桂系作家，柳州鱼峰山唱歌的阿婆阿公，用嘴叼着铜鼓表演的瑶族青年，更有一边唱歌一边敬酒的黑衣壮妇女，伏波山上早晨跳水表演的一对父女，也难忘在漓江象鼻山为我们朗诵苏轼诗的船老大……但最令人感动的，是一些地方文化工作者。在黄姚古镇考察时，他们碰到了一个北京大学88届考古系毕业生，他穿着短裤，脸庞被亚热带的阳光烤成深红色，和一般的乡镇干部没什么差别，根本想不到当年的北大学生的意气风发和激扬文字。还有百色博物馆的那位手斧研究专家，我们在展览馆中曾看到他第一次参与考古发掘的照片，挤在一大堆专家群中，稚气未退、额头光洁的一个书生，但现在却体态略显臃肿，根本看不出与当年那个年轻人有什么相似。在感慨人生匆匆太匆匆的同时，我们对这些在中西部第一线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也不由产生深深的敬意。不光是为他们的学问，也包括他们的人生，他们显得那么坚毅和专心，欲望简朴、心态平和，又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和条件下……这些活生生的个体和生活方式，和大都市的咖啡馆、酒吧、各种会展，也和各种电子游戏等构成的虚拟世界，差别巨大，对这些来自都市和名校的青年人，可以说是最好的人生教科书。

当然，走广西也是乐在其中的。“我们还深刻体验了舌尖上的广西”，上海交通大学孔铎博士告诉记者：几年来，在好客的广西各地，我们遍尝了各地的美味特产，像梧州龙母庙的龟苓粉，那坡县黑衣壮的酸肉，桂林街头的冰镇凉粉，黄姚的豆豉和养生酒，柳州的螺蛳粉。如果不来广西，根本不可能享受到。他印象最深的是梧州的冰泉豆浆，由于名气太大，以至于吃饭的桌子都要提前预订，而且每桌只能吃1个小时。还有一些独特的风俗，也是只有在广西才能体验，如中元节，尽管山东、河北等地也过，但只有到了桂西，才知道什么是中元节，这个在中国人记忆中渐行渐远的节日，在广西要过一周，重视程度超过了春节，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是放假和吃鸭子。他们在桂西调研时，正逢这个节日，很多干部放弃了休息，陪同他们参观、讲解，那份感动，显然不是一般旅游所能体会的。

清代颜元很重视“实学”，他有一句名言叫“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特别是信息技术催生的景观社会，高校人才培养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纸上谈兵”或“电子化”，这就不可能接触到真正的中国社会和中国发展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尤其如此。上海交通大学文科处蒋宏处长指出：长期以来，如何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使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一直困扰着不少人。理论脱离现实，不仅使学术研究越来越“圈子化”与“私语化”，也产生了一些相当严重的现实问题，如学生就业难、科研脱离社会需要等，结果使传统学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存危机。这不仅体现在传统的文史哲，也同样存在于一些与城市相关的研究中，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主要学习的是西方的城市政策、规划、设计、管理等理论知识。学习西方当然是必要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源自西方的理论和知识在中国、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合法性。实际上，很多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管理方法之所以不能解决中国的城市问题，多半是由于它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与需要。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走基层，深入了解中国广大农业和城市化水平很低的地区的实际情况与真实需要，让书本知识在实践中变成解决城市问题的智慧。

其实，除了在实践中获得真知，走基层还特别有助于青年人价值观的培养。中国城市发展差距很大，如果整天呆在北上广，就很容易认同西方城市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并据此对中国城市发展指手画脚。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研究生聂翔宇对记者说，刚到广西时，不大看得上基层干部，特别是县城、乡镇和村级干部，一方面会觉得他们办事不够规范，比如曾发生过当地干部把我们到来的时间都搞错的事情，再加上媒体上不时传出的负面报道，这种印象甚至是根深蒂固的。但经过在很多县乡村组的走访，特别是和基层干部的面对面接触，大家都深深感到，他们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仅真的付出了很多，同时也有很多创造性的想法和独特的智慧，但可惜的是，这些真正源自基础、解决了很多实际问题的中国经验，却一直是缺乏梳理和总结的。

其实，不仅是研究生，团队中的各位教授也深有体会，受到砥砺。山东大学张士闪教授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细节：在柳州某区调研时，团队曾看到一个又矮又脏的小拖拉机，停在一个繁华十字街头的马路中央，拖拉机上竖着一个用来指挥交通的红绿灯……一问才知道，是这个街区停电了，而这个小拖拉机的功能就是哪个街区停电了，就开到那个街区临时指挥交通。而一问当地陪同的文化局干部，才知道不是广西电力不够，而是过去用不完，就卖给了广东。但随着这几年广西快速发展，自己的电力也不够用了，现在还要想办法再买回来……如果不是到这里，真难想象还有这种装备。而如果看不到这种装备，也就不能更深刻地了解落后地区发展的尴尬和曲折……正是借助大量第一手经验和知识，五年来这支队伍中的青年人学会了换位思考，磨去了浮躁和虚荣，变得耐心和专业，成为一支既有先进理论知识，又深入了解中国国情的城市科学研究队伍。

当然，面对研究比较落后、充满发展焦虑的中西部，这个团队的感受还有很多。刘士林向记者说，在最初做北部湾时，他们雄心勃勃，想把这个规划做成一个示范和样板，并且能够落地生根。但城市发展有时也如同个体的沉浮，就在北部湾规划成为国家战略几个月后，四川汶川地震发生，整个国家和社会关注的重心迁移，使北部湾的蓝图未能很好展开，同时也是他们的文化发展研究很多设想未能落地的原因。“但这种经历也磨炼人，使人们可以更好地面对复杂的城市化进程”。

在谈到城市科学团队建设时，刘士林笑着对记者说：“我们的目标就是培养一支野战军，野战军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作战，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可以面对，无论碰到什么任务都能完成，我们不愿意自己，尤其不愿意我们的学生太娇气，所以也从不娇生惯养他们。”

四、推动中国城市话语建设与中国城市发展走向双赢

刘勰说：“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建造了20 312座新城镇、213座中等城市、78个大城市、49个特大城市和15个城市群的同时，也直接催生了许多与中国城市化进程桴鼓相应的新理论与新学术，城市科学就是其中之一。上海交通大学张杰校长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不是别的，而是在“乡土中国”躯壳上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的都市和城镇。中国城市的发展不仅极大推动着自身从传统向现代的结构转型，也为亚洲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与繁荣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和人口大国，中国城市化进程还远未结束。如西方学者曾预言，美国的高科技与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的两件大事。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也表示，我国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还会持续30年到35年。这表明，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城市化进程仍将是影响中国与世界未来的重要因素。由此可知，城市问题研究在国家城市化战略中具有顶层设计、全局视野、战略核心的重要地位。上海交通大学秉持“天地交而万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的精神，素以学术经世、科学报国为己任，为主动对接和服务我国的城市化战略。上海交通大学在国内外相关城市研究和探索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城市科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与框架体系建设为基础，以中国城市化进程及日益严重的“城市病”为重点研究领域，打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管理科学长期形成的学科壁垒，以城市发展为中介实现与相关理、工、农、医的学科交叉，以国家重大问题导向和未来世界战略需求为驱动，培育和创建“城市科学”一级学科，建成我国城市化进程的理论高地和软性智库，推动传统人文社会科学转型，提升其对国家发展的服务能力与水平。

城市科学作为国家城市化的智力支撑系统是毋庸置疑的，但怎么建设、有多少时间可以从容建设，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却显得越来越紧迫。一方面，西方城市发展在前，西方城市研究作为主流话语也迅速传播并深度影响了中国的理论与实践；但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西方理论与中国城市化的不适应和对立问题也日益突出，很多城市发展的问题、闹剧和后遗症，可以说西方理论和对西方城市的机械模仿是根源。这是因为，西方的理论尽管高明，但作为西方城市化发展的总结却很少关注中国问题和经验，所以不可能为中国城市化提供可行的路径。近年来人们经常谈的“中国话语”问题，是从总体上表明了理论研究向中国自身的回归，在某种意义上，这个问题在城市研究领域可谓尤其严重。

在不久前举办的一个国际都市圈会议上，全球区域研究排名第二的英国纽卡斯尔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所的一个教授就提出，他很不明白中国城市群是怎么发展的，其中特别是为什么近年来会出现落后的中西部在城市群数量上超过了东部发达地区的趋势，这完全是不符合西方城市群的一般规律和进程。在以往遇到类似问题时，中国学者的解释一般都比较苍白，往往是大而无当地谈一下中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差异。但经历了走基层的历练和经验后，以广西、中原经济区等地方经验为基础，刘士林教授告诉他，这是因为中西城市群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个差异可以用“空间因素”和“时间因素”来概括。西方城市群缘于戈特曼的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最重视的是自然空间演化、城市形态蔓延、空间距离改变等。但中国城市群规划与建设的主要动力是人工的规划、设计和推动，更多地受制于历史趋势、时代特征和当下诉求等“时间性因素”。或者说，很多紧迫性、当下性的需要和愿望往往比经济、人口和交通等更能主宰我国的城市群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城市群和中国现代化一样，有着自己的规律和特点。怎么发现这些问题和特点，就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只能深入到中国的现实中去。

中国的现实是区域差别很大，而走基层最大的收获是可以找到和发现中国城市化的真正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东部的大都市和城市群受西方理论与模式影响很大，同时这也是近年来它们发展趋缓、城市病和各种后遗症剧增的根源。对于中西部而言，由于模仿东部就是间接模仿西方，特别是中西部与西方的落差更大，所以这是一个在逻辑上特别可怕，同时在现实中也已产生很多严重问题和后果的“城市化陷阱”。这是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团队在走入中西部以后最大的精神觉悟。正如刘士林教授在做客“河南省厅级领导干部经纬讲坛”时所说，中原经济区是中国城市化最重要的一面镜子。中国城市化的主要问题不在大都市和上层社会，而是在中西部和基层。无论是“逐鹿中原”，还是“得中原者得天下”，在今天都可以新解为：谁能把中原问题解决好，谁就有可能把中国问题解决好。中原问题解决好了，中国问题就解决得差不多了。这表明，中国城市化最大的问题不在东部，而在中西部。

之所以会产生这些独特的体会与经验，都源自这几年的走基层。走基层的主要收获有三方面：“一是了解真实的中国，能够发现真正的中国问题，这与我们从书本，特别是从主流学术刊物和媒体上看到的西方理论与判断差别巨大；二是了解真实的中国生活，了解中国人的性格和需求，他们在社会发展中表现出的创造力，承受的痛苦和压力，真的是值得好好研究的；三是走基层有助于自我反思和批判，这既包括理论和思维方式，也包括价值观念和心态”。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一次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采访时，刘士林曾写下这样的走基层感言：“不到中西部看看，就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中国式城市化，也不可能了解权力、资源、社会、个体甚至是文化心理在中国城市发展中的组织方式、耦合机制以及巨大的障碍与同样巨大的创造力，一言以蔽之，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城市化的真实历程与经验。”

在汲取基层的中国城市化经验、改造和丰富理论研究的同时，以西方城市化理论为基础，以中国城市发展为研究对象的各种成果，也对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和文化发展发挥了重要影响。比如2009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完成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规划建设管理委员会指出，该研究“最终明确了广西北部湾文化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领域和发展理念”，同时，其中的理念、思路、框架和一些对策建议，则被自治区文化厅和所属城市采纳并应用于文化建设中。由于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相互缠绕，广西北部湾在文化发展理念和思路上，长期以来正如很多一线文化干部在调研时所坦言，一是“想也不敢想”，二是“敢想也不敢干”，但在有了《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文化发展研究》之后，他们不仅开阔了思路，尤其是增强了文化自觉和自信，其中最有意思的是，不仅该研究报告提出的发展主题和战略直接纳入自治区文化发展规划中，其中一些针对个体城市的研究和规划，也被整体“植入”一些城市和城区的文化工作计划或方案中，实现了以高校智力支持中西部城市发展的夙愿。特别需要提出的是，由于理论创新和扎实的田野工作，该报告出版后还获得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二等奖。一般的研究报告在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获奖，可以说还是很少见的，说明了理论研究的扎实与创新。与北部湾一样，《广西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研究》完成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江黄金水道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样认为，该报告明确了西江经济带文化发展的文化主题、重点领域和整体战略，“对推动西江经济带形成发展有积极意义”。余益中厅长对记者说，五年来，上海交大团队对广西文化发展的系列研究，最大的价值在于完成了顶层设计，主要是确立了以文化城市群为发展主题的基本定位，以城市化和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的两大内容以及将广西文化发展划分为北部湾经济区、西江经济带和桂西资源富集区三大区块，这些研究与设计，对于将文化发展纳入经济区的整体建设规划中，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换为先进的文化生产力，从整体上带动和提升民族地区的发展水平，完善我国沿海沿边文化布局，提升广西的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水平，深化中国与东盟面向繁荣与和平的战略伙伴关系，注入了新的发展理念，形成了文化创新的机制。特别是在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先行了一步，符合广西城市发展的现实需要与长远利益。下面的工作，是如何在具体的建设中，扎扎实实地推进，使这些凝聚着整个团队心血的理论成果转化为现实成果。

与城市科学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体系，与我国知识分子走向现实世界的追求相对应，这也有制度方面的催化和推进作用。

近年来，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提出了“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知识服务社会成为我国高校普遍关注的重点。例如，刘士林团队的一个重要品牌是教育部《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教育部社会科学司张东刚副司长对记者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建设项目作为新一轮哲学社会科学繁荣计划的试点，不同于一般的规划项目，它的特点是高度关注现实重大问题，紧密跟踪和服务国家战略需要，关注地方政府特别是中西部的发展需求，目标是打造教育部系统内的国家智库。同时，“这与我们学校文科发展的地位与战略有关”，徐飞副校长说，城市化进程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政府高度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一所国家重点建设的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明确要求要在国家实施的经济、社会、文化战略中有所作为。近年来，聚焦我国城市发展的重大问题导向和国家城市化战略需求，学校大力发展应用文科，以建构城市科学新兴交叉学科为中心，推动跨部门和多学科的协同攻关，在人才集聚与团队建设、打造学术和社会服务品牌、服务国家区域规划战略等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以刘士林教授为首席专家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科学研究团队”，不仅在我国新城新区、现代化等研究中为国家发改委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他们的文化产业标准内参得到温家宝、李克强、刘云山、刘延东、马凯等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同时也深入基层，关注中西部的发展问题，用长达五年时间对广西文化发展的系列研究，以团队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文化城市群”理论为主体框架，设计了以文化资源为对象、以文化旅游业为主导产业、以“文化发展带动经济繁荣”的跨越式发展战略，是其中突出的例子和代表。他还告诉记者，最近上海交通大学与广西签署了全面战略合作框架，走在前面并取得多项成果的城市研究团队，在今后的两地合作中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走完广西走哪？这是记者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刘士林对此表示，七八年来，他的团队已经做了十个左右的中国城市案例，其中既包括体量庞大的城市群，也包括农村和乡镇。其中既有关于这些地区城市化进程的真实记录，也包含着他们团队的学术模式和价值理想。团队将会把研究视野放到整个中西部地区。目前，他们已开始着手建设中国城市化的数据库和案例库，并开始在国内布置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基地，以便更好、更近距离和长期跟踪中国城市化进程，希望能在适当的机会，出版一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研究案例》，同时把它翻译成英文，让世界了解中国这个史无前例、同时也很可能是后无来者的城市化进程，了解中华民族在这个过程中的艰辛不易、巨大的牺牲代价，以及很多来自基层的创造和思考。

作者简介：王晓静，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