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白体诗内涵的分歧与思考

（一）宋人对白居易诗歌及其宋初白体风格评价的不一

白居易诗歌在宋代影响深远，也引起世人广泛的品评。宋人多以“顺熟”“浅切”“流易”概括白居易诗歌的总体风格，这与苏轼对白居易诗歌“元轻白俗，郊寒岛瘦”^[96]的“定性”有极大的关系。如惠洪在《冷斋夜话》中有“老妪解诗”条，其文曰：“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故唐末之诗近于鄙俚。”^[97]魏泰在《临汉隐居诗话》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其文道：“白居易亦善作长韵叙事诗，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更风操，虽众篇之意，只如一篇，故使人读而易厌也。”^[98]甚至对白居易“六军不发争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一诗有越出文学范围的记载：“此乃歌咏禄山能使官军叛逼迫明皇，明皇不得已而诛杨妃也。岂特不晓文章体裁，而造语蠢拙，抑亦失臣下事君之礼。”^[99]王正德则视元、白诗歌为最劣，“吾尝论唐人文章，下韩退之为柳子厚，下柳子厚为刘梦得，下刘梦得为杜牧，下杜牧为李翱、皇甫湜，最下者为元稹、白居易。盖元、白以澄澹简质为工，而流入于鄙近”。^[100]白居易伤感诗中的个人私情也成为批评的靶子，蔡百衲说：“白乐天诗，自擅天然，贵在近俗，恨如苏小虽美，终带风尘。”^[101]胡震亨记载东坡评价白居易道：“乐天善长篇，但格制不高，局于浅切，又不能变风操，故读而易厌。”^[102]等等，难以尽举。

当然，赞誉者也有，钱易在《南部新书》卷三中称赞道：“李白为天才绝，白居易为人才绝，李贺为鬼才绝。”^[103]吴处厚则盛赞其性旷达，说：“白居易赋性旷达，其诗曰：‘无事日月长，不羁天地阔。’此旷达者之词也。孟郊赋性褊隘，其诗曰：‘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此褊隘者之词也。”^[104]洪迈则指出元、白诗歌有深切味夐之处，他说：“白乐天《长恨歌》《上阳人歌》，元微之《连昌宫词》，道开元间宫禁事，最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绝句云云，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105]王直方称赞白居易诗作的优游不迫：“古今人作昭君词多矣，余独爱白乐天一绝云：‘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君王若问妾颜色，莫道不如宫里时。’盖其意优游而不迫切故也，然乐天赋此时，年甚少。”^[106]等等，也不胜枚举。

后人对宋初白体诗的品评深受对白居易诗歌评价的影响，如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曾说：“仁宗朝，有数达官以诗知名，常慕白乐天体，故其语多得于容易。尝有一联云：‘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有戏之者云：‘昨日通衢遇一辎軿车，载极重而羸牛甚苦，岂非足下肥妻子乎？’闻者传以为笑。”^[107]可见，平易浅切也是宋初白体重要的特征。这在对单个作家的评论中也有反映，如吴处厚说：“（李）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晚年与参政李公至为唱和友，而李公诗格亦相类，今世传《二李唱和集》是也。”^[108]但由于白居易诗歌前后有很大的变化，诗学白居易者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这在诗歌批评上也有体现，如方回评王禹偁《病起思归》说：“元之谪商州团练副使时，诗盖白乐天体也。”^[109]而商州之贬的诗作迥异于闲适悠游之作，诗风也不以浅切为主。田锡与宋白论诗时又以“顺熟合依元白体，清新堪拟郑韩吟”^[110]评价其唱和诗作，如此等等。

总之，宋人对白居易的诗歌评价不一，顺熟浅切、流易琐碎者有之，优游不迫、深切味夐者有之。对宋初白体诗的品评受到对白居易评价的影响，无论在诗歌内容还是诗歌风格上都有不统一之处，有必要考察他们诗歌的具体情况，从而更好地认识宋初白体诗的面貌。

（二）现代学界对宋初白体诗内涵风格的分歧

现代学界对宋初白体诗的认识仍然不一。程千帆、吴新雷二先生在《两宋文学史》上说：“为了颂扬圣明和粉饰太平，赵宋王朝有意提倡应酬赠答的诗赋。……所以宋初诗坛盛行的是唱和诗，而白居易的元和体就成了时流学习的榜样。……元和体可分为两类：‘其一为次韵相酬之长篇排律’，‘其二为杯酒光景间的小碎篇章’。两者互相渗透影响，就形成了宋初以小碎篇章互相唱和的白体诗风。”^[111]又说，白体诗“完全是一种应酬消遣之作，内容上是留连光景，形式上是依次押韵，风格则平易清雅，不求雄浑典丽”。^[112]这与前文已引陈寅恪先生的观点基本一致。

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对宋初白体也有简短的阐述，他们说：“‘白体’诗人，是宋初效法白居易作诗的一批诗人，代表作家有李昉、徐铉等人。……他们的诗歌主要是模仿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等人互相唱和的近体诗，内容多写流连光景的闲适生活，风格浅切清雅。”^[113]

赵义山、李修生先生主编的《中国分体文学史》，则把宋初白体诗的范围缩小为模仿白居易的闲适诗，他们说：“宋初士大夫承晚唐之余，对通俗浅易的白居易闲适诗情有独钟，号为‘白体’。”^[114]闲适诗即白居易所说的：“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115]

张海鸥先生说：“‘白体’是北宋人的说法，指宋初诗坛流行的学习白居易的诗。”^[116]继而阐述宋初“白体”有三义：其一，创作方式以模仿白居易唱和诗作为主；其二，诗歌风格多追求浅切、随意，不务学问、典故；其三，效仿白居易旷达自适、知足保和的生活态度，如此等等。

文学史对宋初白体诗内涵的阐释大同小异，这虽符合白体的大致情况却牺牲了白体众多的个体差异性，其发展的过程还是模糊不清，当然这也与写作体制有关。相比较，张海鸥先生的观点，使我们对宋初白体诗有了更为明确的把握，把学白扩大到对白居易心态的追慕上来甚有启发。

（三）论者关于宋初白体诗内涵风格的思考

其一，宋初白体诗内容与风格的稳定性与统一性。

宋初白体诗是近承五代宗白诗风，远绍中唐白居易诗歌，并在接受过程中融入新朝气息，以至形成的一种诗歌风格相近的诗体。在诗歌内容与风格上有明显的趋同性，即诗歌题材比较狭隘，或是君臣之间的应制酬唱，或是臣僚们的富贵闲适的记游赠别、咏物叹老及怀古思退之作。其风格大多追求浅切随意，不尚学问，不崇典实。抒发的情感也是以富足自适、悠闲无闷的心境为主，具有明显的趋同性与稳定性。

其二，宋初白体诗内容与风格的阶段性。

宋初白体诗内容与风格的阶段性更应值得关注。太祖、太宗朝前期主要承袭五代尤其是南唐唱和之风与白居易的闲适篇章，创作内容无疑以君臣酬唱应制与白居易闲适之作为主，具有较为普遍的逢迎味道，诗人自己也充满自适自得之气，如陶穀、李昉、李至，贾黄中等，他们位尊权高，诗作内容都以君臣及官僚之间的酬唱为主，如《宴林唱和集》《二李唱和集》等等。在体裁上，他们喜用五、七言律体；诗歌风格上，追求明白晓畅、顺熟浅易，以表达馆阁重臣的幽雅闲适心境与志得意满的心理。

至太宗诗坛，随着南唐、吴越政权的相继瓦解，东南文士纷纷入朝，扩大了中朝白体文人群体的力量，徐铉、郑文宝、张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虽然在创作内容上没有带来多少新鲜的东西，但把清丽隽永的南唐宗白诗风携入中朝，使得宋初白体诗的风格进一步丰富，在求易尚浅之中加入典丽清雅的南唐之风，并使得太宗朝白体诗迅速兴盛起来，成为文坛的主流。

太宗朝中后期至真宗朝初期，自信而富有革新意识的新朝文士逐渐步入文坛，特别是王禹偁、田锡、张咏、孙何等出现在诗坛上，较之第一代文臣他们的心胸眼界更为丰富，人格情感更加丰富，在对待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上，表现出前代文士所没有的勇气与独立意识。

在继承前朝白体诗人诗作的基础上，已融入更多新朝与自我特色，使宋初白体诗的创作达到新的高峰。他们的诗歌内容具有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伴随着所谓盛世假象的营造，文坛之上颂声大作，文人们也公开说颂德是文学侍臣的职责之一，诗歌不仅追求平易流畅，也十分注重颂声所需要的典雅与富赡，尤其是长篇应制之作，才学味道渐浓。臣子之间的酬唱宴饮之作，也具有明显的注重文辞修饰甚至以诗炫才逞技的成分，已与太祖白体诗人尚易求顺及太宗朝的白体诗人清丽典雅不同。另一方面，面对统治上的危机，尤其是辽人的步步紧逼，表现出束手无策的懦弱与无能，边疆问题使得赵宋统治的威严性丧尽，诸多社会问题也日益显现出来。宋初白体诗人在雍容华贵的庙堂生活中，也开始关注眼下时局，时事民艰逐渐进入诗歌之中，白体诗的内容进一步扩大，白居易诗歌中的济世讽谕精神有一定程度的恢复，这其中又以王禹偁、田锡、张咏为代表，其诗歌风格也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闲雅之气、自适之态有明显的减少，诗风变得沉实厚重起来。儒家事功伴随着宋代士人人格的扩大而渐次走向文坛的中心，使宋初白体诗得到极大的飞跃与提升，这提升也预示着宋初白体诗未来的走势与历史命运。

其三，宋初白体诗的内容与风格的个体差异性。

宋初白体诗的内容与风格除了具有阶段性外，还具有明显的个体差异性，太祖、太宗朝的太平宰相李昉的诗作给人端方雅正、平直浅切之感，与南唐降臣徐铉的内敛含蓄、清丽流婉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太宗朝翰苑文臣众多，诸如李昉、汤悦、徐铉、扈蒙、李穆、宋白、贾黄中、吕蒙正、李至、苏易简、李沆、韩丕、毕士安、张洎、钱若水、宋湜、王禹偁等，都清一色是白体风貌。虽然宋初诗文散佚严重，不少诗作不得一见，但从当时或稍后的评价，可见他们各有专长，彼此诗风存在显著的差异。如：南唐降臣张洎，博涉经史，文采清丽，太宗称赞他“富有文艺，至今尚苦学，江东士人之冠也”。^[117]宋白擅文，“学问宏博，属文敏赡，然辞意放荡，少法度。在内署久，颇厌番直，草辞疏略，多不惬旨”，^[118]有“颇事浮丽，而理致或不工，善谐谑不拘小节”^[119]的倾向，陆游称其诗：“诗虽多疵颣，而语意绝有警拔者，故其自负如此。”^[120]苏易简才思敏捷，文辞富赡，尤长于诗赋，但却不善为文，“由知制诰入为学士，年未满三十，属文初不达体要，及掌诰命，颇自刻励”。^[121]其个性、才情上的不同势必会影响到白体诗的创作。

这种差异性随着新朝文士步入文坛主流而更加突出，至真宗朝初期，著名的白体代表诗人都有显著的个体色彩，如乘运独善的晁迥与崇儒事功的王禹偁，无论是诗歌内容风格，还是个人思想情感，都存在较大的不同，应予以区别。

其四，宋初白体诗而非宋初白体诗派。

宋人结盟意识突出，诗歌注重宗系派别。宋代诗歌流派甚多，吕肖奂先生在《宋诗体派论》^[122]中以宋调的孕育、初创、典型、转型、反拨、变异、旁支等等将宋诗分为诸多体派，诸如宗唐三体、新变派、荆公体、东坡体等等，并阐释其内在关联，使人们对宋诗有较为宏观的把握。王水照先生《宋代文学通论》指出：“这种论诗辨体的风气，正反映了宋诗创作中‘体’与‘派’的繁多兴盛，标志着宋诗的成熟与丰富。”^[123]

严羽说：“辨家数如辨苍白，方可言诗。”^[124]接着说，以人而论则有“白乐天体，元白体（微之、乐天，其体一也），杜牧之体，张籍、王建体”。^[125]此处“体”的含义侧重于风格。宋初三体尚处在派别形成的雏形时期，中国古代“具有‘宗派’之名，并有明确的创作主张，形成大体相同的艺术风格，又成为一定时期的特殊诗风的，即始于宋代的江西诗派。……他（吕本中）所说的‘宗派’含有‘宗主’和‘派别’两义，近似于今天‘文学流派’的观念”。^[126]它与严格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是有很大区别的，对此童庆炳先生说：“（严格意义上的文学流派）是以结社的形式出现的，有组织，有纲领，甚至有刊物和出版社。”^[127]即应该要有公认的流派领袖，有明确的创作主张，有相对固定的创作主体与活动场所及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等等。虽然不能以我国古代的文学实际来硬套西方所谓的文学理论，但宋初白体实与后来的江西诗派不能同日而语，更不要说现代意义上的诗歌流派。所以称体更为适宜，即是一个诗歌内容相似、诗歌风格相近、创作时代与创作方法接近的相对松散的诗歌群体。

此外，白居易的诗歌并非只是平易流畅、浅切熟易，他也有求奇求险、逞才炫艺的成分，白居易在与元稹长篇次韵唱和时往往流露出苦心竭力、不堪其苦的创作感受，其斗胜的意识甚浓，此类作品与平易浅切无涉。因而，陈寅恪先生说：“若排律一类必为老妪所解时可笔录，则《白氏长庆集》之卷帙当大为削减矣。其谬妄何待详论！唯世之治文学史者，犹以元白诗专以易解之故而得盛行，则不得不为辨证耳。”^[128]

宋初追慕白居易的次韵唱和之作也有这类情况，就连以平易浅切著称的二李也不例外，他们的唱和之作多达数十首，创作心态不是随意悠游的，诗歌风格也不是一味追求简易通俗，从他们的诗题就能见其一斑，如李昉以《地僻尘埃少》组诗五首应和李至，其诗题为《侍郎吟思愈清，逸才无敌，唱弥高而和弥寡，我已竭而彼转盈，欲罢不能，盖彰其余刃，知难而退，甘竖于降旗。五章强振于芜音，三鼓那成于勇气，暂希解甲，少遂息肩，庶重整其懦兵，愿别当其坚阵。此时胜负，期一决焉，却以〈地僻尘埃少〉为首，希垂采览》。^[129]二李往返次韵唱和，简直作诗如作战，大有决一雌雄的架势。至真宗朝，不少翰苑词臣的应制酬唱之作典雅富赡的一面就更加突出，非平易流畅所能概况，更不用说王禹偁商州之贬以后的诗作了。因而，说宋初白体诗风平易流畅，创作心态悠游闲适，略显笼统。

总之，我们认为宋初白体诗是五代宗白诗风的自然顺延，并由此追慕白居易且不断融入新朝气息而形成的一种诗风相近的诗体；其模仿的对象不局限于白居易的闲适之作（当然这是追慕的主体，尤其表现在白体流行的前期），而应包括白居易其他的诗歌题材，尤其是极具现实精神的讽谕诗作；其风格自然就具有明显的复杂性，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既具有明显的稳定性与统一性，也有较突出的阶段性与个体差异性，不能笼统概括为平易流畅、浅切清雅。对具体白体作家既要关注风格趋同的一面，也要留意于他们的个体差异性，这样才能更真实地反映宋初白体的面貌。此外，其创作方式多样、创作心态不一，也是因人因时而异，以动态的眼光审视宋初白体诗的发展历程更为妥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