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灯史影》序

说到历史文化散文，几年前我在黄裳先生散文研讨会上陈述过这样一种意见：作为一种文体正式提出来，确是为时不久；但其创辟并非始于今日，起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都是文化散文的典范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历史学家翦伯赞写于1960年代的《内蒙访古》。而黄裳的分别结集于1940、1980年代的《锦帆集》、《锦帆集外》、《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等，也都是上乘的历史文化散文。就是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坛的盛行是其来有自的。

至于1990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异军突起，顿呈勃兴之势，这可能和社会、时代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而文化散文较之轻灵、精致的抒情、写景的美文，有着更多的文化反省的意味，写得好可以提供较深的精神蕴涵。

当然也无庸讳言，随着恢宏阵势的拉开、写作队伍的泛化，这类作品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饱遭訾议的是，凑泊故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来处置，见不到精神与情感的展示，缺乏主体性；往往是借助史料的铺陈来救治作者心灵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

我从1995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十五年来，结集为九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开始写作时，同样存在着上述缺陷——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后来逐渐地加以改进，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现实感。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实际上，他所讲的也就是历史文学的现实关怀，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为此，我在创作中，努力把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命运抉择、生存困惑表现出来，用以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

在这里，现实针对性应是要旨。我写过一组友情系列的散文。这里有宋美龄与张学良信守承诺，终始不渝的感人佳话；有周恩来弥留之际还记挂着老朋友的动人美谈。同样都是清代的政要，我写了纳兰性德为了营救患难中的吴兆骞，甘冒巨大的政治风险；而李光地为了一己之荣华富贵，竟然以怨报德，出卖挚友陈梦雷。在《不能忘记老朋友》一文中，我写了周总理由于长年累月超负荷地工作，特别是“四人帮”的明枪暗箭、百般刁难所造成的巨大精神负担，使其心灵饱受痛苦的煎熬，终于患上了恶性肿瘤，并已严重扩散。临终前，他曾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特别提到了张学良，说他是千古功臣。寥寥七个字，杂合着血泪，凝聚着深情，映现着中华文明伦理道德的优秀传统，闪射着伟大革命家高尚人格与政治远见的夺目光辉，当然，里面也渗透着我党数十年来斗争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长期以来，每当想到我们国家筚路蓝缕、艰辛创业过程中，有那么多老朋友向风慕义、毁家纾难、赤诚相与、万里来归，我都为之无比振奋，向往于无穷，同时也为某些“忘掉老朋友”的作为感到痛心。写张学良与宋美龄的重情守信，也是有感而发的。在我们号称“礼仪之邦”的泱泱华夏，自古就流传下来“挂剑空垅”、“一诺千金”的诚信美谈。及至现代，世道浇漓，人情薄如纸，一切以功利、实用为转移。“红口白牙”当面承诺的事，甚至“剖符作誓，立字为据”，到头来都统统不算数，说翻就翻，说变就变。正因为如此，今天记下两位百岁老人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根于良知的信守不渝，还是不无借鉴意义的。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绝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我在写作中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用反讽、揶揄等解构手法，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我写秦始皇，说历史老人同雄心勃勃的始皇帝开了一个大玩笑：你不是期望万世一系吗？偏偏让你二世而亡；你不是幻想长生不老吗？最后只拨给你四十九年寿算，连半个世纪还不到。北筑长城万里，抵御强胡入侵，不料中原大地上两个耕夫揭竿而起；焚书坑儒，防备读书人造反，而亡秦者却是并不读书的刘、项。一切都事与愿违。这是历史的无情。我写杀人不眨眼的成吉思汗，说“天骄无奈死神何”。成吉思汗西征胜利归来，在六盘山下踌躇满志地说：现在没有征服的就只剩下死神了。他不想死，也没有“人皆必死”的心理准备，他忘记了“死亡是自然对人所执行的无法逃避的‘绝对的法律’”（黑格尔语）。他同许多权势者一样，是“死不起”的。生前拥有的越多，死时丧失的就越多，痛苦也就越大，就越是“死不起”。死不起也得死，就在他说过这番话半年之后，阎罗王就把他召唤去了。我写宋、明两朝开国皇帝，说开基创业的老皇帝，忧危积心，机关算尽，对足以挑战皇权的所有因素，确是般般想到，无一疏漏。可是，实际上却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对此，人们习惯于简单地归咎于“天意”，说“种的是龙种，收的是跳蚤”。其实未必尽然。且不说皇权专制制度存在着无法化解的根本性矛盾，单就老皇帝自身来说，缺乏政治远见，“火烧眉毛顾眼前”，只求现实功利，不计后患重重，乃其招灾致败之由。许多祸患的发生，似出“天意”，实系人为。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种下的本来就是“跳蚤”，而并非“龙种”。

在这些系列作品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现实工作、生活中，我发现有的知名作家当了相当一级的领导，劳形苦心，筋疲力尽，最后陷入矛盾重重的水深火热之中，创作根本无法进行，最后竟至一蹶不振。履新伊始，原也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很有一番修齐治平的宏伟抱负，周围也是一片“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过高的期许，实则大谬而不然。看来，搞好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了一位古人，他就是李白。他是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自视甚高，认为只要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和制作诗文没有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他是地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习惯于按照理想来构建现实；对于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也缺乏透彻的认识。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

我有一篇题为《用破一生心》的散文，是写曾国藩的，同样也有现实的针对性。我在市里工作时，身旁有一位领导干部，我们关系很好。可惜的是，五十岁刚过就去世了。原来，他已经发现胃部长了肿瘤，可是，由于人大只有一年就换届了，为了能够进市级领导班子，他就把病情隐瞒下来。最后，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当上了，但因延误了治疗，致使肿瘤扩散，搭上了一条命。还有一个市的人大常委会主任，肝癌已经到了晚期，行动困难，但为了不致落选，在代表入场前，先让人抬着他在主席台上坐好。这样，继续当选了，但一个月后就进了火葬场。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觉得“欲望杀人”真个不假。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换了个说法：“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我脱开惯常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上的评判，不让自己的文字成为流行观念的逻辑演绎，而是把他还原成一个现实中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人性弱点、人生困境上，具体说来就是一个“苦”字。我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慨叹他由于欲望太高太大太强烈了，因而活得太苦太累太可怜了。曾国藩追求“内圣外王”，既要建立非凡的功业，又要做天地间之完人，从内外两界实现全面的超越；那么，他的痛苦也就同样来源于内外两界：一方面是朝廷上下的威胁，因而“畏祸之心刻刻不忘”；另一方面，来自内在的心理压力，时时处处，一言一行，都细加检点。为树立高大而完美的形象，同样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的惕惧。这种苦难经验与旧时的贞妇守节有些相似。贞妇为了挣得一座旌表牌坊，甘心忍受人间最沉重的痛苦；而曾国藩同样也是为着意念中的“功德碑”而万苦不辞。

每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步步延伸、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止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我在散文《驯心》中说，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

总之，在这部作为表达主观倾向的载体——《秋灯史影》中，我把观念交给了人物的个性与命运。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王充闾

2009年8月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