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诗歌浅探

（代自序）

只要有阿Q、孔乙己们和看客们在时下中国的存在，鲁迅的思想和作品就有在中国存在的必要，这种存在也许还要继续一百年、两百年，甚或更长。其间的对鲁迅的毁誉和骂捧，只不过是墙角的蛛网罢了，轻轻地抹去了，还是无损于这思想和作品的坚实地存在地。

因此，毋庸置疑，鲁迅的伟大的思想和作品，在今天仍有阅读、研究，以期达到继续疗救这几千年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及思想积淀、遗传影响的国民的灵魂的必要。本书所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对鲁迅先生的全部诗歌进行阐释，以期最大限度地接近鲁迅的思想，并以此抛砖引玉，能就教于专家、学者。对笔者来说，即使使大方之家哂笑，亦无暇考虑会使自己汗颜的可能。故笔者不揣冒昧，怀着这样的坚决的心情，抱着欲接近这位伟大的、孤独的思想家的魂灵的目的，试图对鲁迅的诗歌进行粗浅的探讨。

一、 鲁迅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扎实的传统文化根底，为鲁迅的旧体诗歌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鲁迅先生生于1881年，那时的科举考试制度还未废除。在当时来说，通过科举考试以取得仕途仍是读书人的正途。特别是对于当时正在任京官的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来说，希望长孙鲁迅能够通过科举考试重振家业，正是情理之中的事。所以鲁迅于1887年（7岁）入本宅私塾学习，12岁又入三味书屋，开始了严格的旧学学习。

对于当时的私塾学习生活的严厉、枯燥，鲁迅在《朝花夕拾》的文章中进行了回忆。除了私塾，父亲对他的教育的严厉也使他终生难忘。有一次，年幼的鲁迅要到期待已久的绍兴东关去看五猖会，正笑着跳着催促家人快点搬完东西，好赶快去看会，父亲却令他须在背完《鉴略》中的二三十行书后，方可去。鲁迅当时感到“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他在《朝花夕拾·五猖会》一文中继续回忆道：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成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清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1]

正是这种严格的、剥夺儿童快乐身心的私塾学习和家庭教育，使鲁迅在幼年即打下了扎实的旧学根底。到了三味书屋时期，他已读完了《鉴略》和《十三经注疏》中的十一经。《楚辞》、《文选》、《诗韵释音》、《唐宋诗醇》、《二十四孝图》、《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等书，也认真攻读，并看了《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等诸多旧小说。戊戌（1898年）后，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所购阅的书还有《世说新语》、《壶天录》、《淞隐漫录》、《阅微草堂笔记》、《徐霞客游记》、《唐人全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汉魏丛书》、《渔洋精华录》、《池北偶谈》、《曲园墨戏》、《李长吉昌谷集》等。其中《诗韵释音》是鲁迅祖父周福清从北京寄回，要求鲁迅的父亲指导儿子学习的。后周福清又在杭州狱中寄回的《唐宋诗醇》中，夹有一张“示樟寿诸孙”的字条，指示：“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这对鲁迅后来的旧体诗的学习和写作是大有裨益的。

即使在维新派、洋务派举办的江南水师学堂、矿路学堂，鲁迅也得与旧学打交道。而在东京时期，鲁迅又师从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更使他的旧学境界上了一层楼。

唯其如此，使鲁迅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面，成果丰硕，撰著了如《汉文学史纲要》、《中国小说史略》、《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著作，在考据、校录及古籍整理中也体现了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并使鲁迅在新旧文化、白话文和文言文的论战之中底气十足，功绩斐然。其所创作的旧体诗歌，也使我们看到了鲁迅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

二、越文化传统对鲁迅的影响^〔1〕，使他的诗歌创作既能发挥传统的诗歌主题和意象，又能张扬个性

鲁迅对越文化传统强烈的、主动的认同感，使他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传统的熏陶，并成为精神的基础。作为鲁迅出生地的绍兴，地域上属越文化的中心区，灵山秀水，人杰地灵，从古至今，人才辈出。绍兴在浙江省内，河网密布，使得生长于斯的人民“陆事寡而水事众”，在水中谋生的风险，养成了越人具有冒险精神和慷慨的气节。“智者乐水”，河网密布的乡土特色，又赋予越人机敏的性格，文化上重视个性的倾向又十分明显。作为越人的鲁迅，正继承了这样的区域文化精神禀性。

鲁迅的小说多以故乡绍兴为背景，其散文回忆录《朝花夕拾》就描述了少时的故乡生活。但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所表现的对故乡的感情，是没有表示过太多太深的留恋的。在他的晚年更是对浙江表示过明显的不满。他说：“其实浙江是只能如此的，不能有更好之事，我从钱武肃王的时代起，就灰心了。”^[2]所以他曾写下《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诗，委婉地劝说郁达夫不要迁居杭州。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因为鲁迅对于同时代的会稽的所谓的士绅、士大夫之属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官吏颇多不满。他于1911年1月致许寿裳的信中说：“近读史数册，见会稽往往出奇士，今何不然？甚可悼叹！上自士大夫，下至台隶，居心卑险，不可施救，神赫斯怒，湮以洪水可也。”^[3]又如他在致黄萍荪的信中说：“‘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4]都明显表达了鲁迅对会稽所谓的士绅、士大夫之流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官吏如许绍棣、黄萍荪辈的鄙夷。

然而，文化的传承和影响是深入心灵的，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强烈的、主动的越文化认同感。冯雪峰指出：“根据鲁迅本人的自述、别人的追记以及我们所已得到的材料，我们现在已经有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鲁迅在这十二个年头中读了不少的中国古籍。他不仅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并且每每有新颖的见解，而对于旧的观点和封建的、宗法社会的传统的伦理观念常有敢于持异的勇气。同时在所谓正统的经、史之外，对于野史和杂集之类具有特别的兴趣。因此搜寻、阅读以及抄录，也特别的勤快，而且，少年鲁迅也曾经勤于寻访绍兴的文物遗迹，抱着诚敬爱慕景仰的心情去对待绍兴府属的先贤们。而对于这些先贤中的具有反抗思想和爱国精神的诗人、文士与学者的著作的搜寻也更为热诚。”^[5]

这种对越文化传统主动的了解、接触，使鲁迅对越文化的认同感极强。在晚年致黄萍荪的信中，他就以越人自居，并多次强调“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2〕他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又感叹：“会稽往往出奇士”，对越中先贤的赞叹是溢于言表的。他又有感于“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陨落”。^[6]以会稽书肆概括中国文章，认为家乡书肆的没落状况，可概括见出中国文章的陨落，这又是对越传统文化的充分自信的表现。因此，鲁迅广泛搜集有关会稽的史地佚文，汇成《会稽郡故书杂集》，并于1915年印刷发行，这既体现了鲁迅对越文化传统的认同，也是他对越文化的贡献。

除了主动地接触越文化，少年鲁迅还受其祖父周福清（字介孚）的影响。介孚公，为当时有名的翰林，才学不错，但恃才傲物，与时宜不合。他在仕途中，无论是在外放，还是在做居京的京官的时候，都不很得意，故牢骚很多，有名士气，时常骂人，骂人的风格很有绍兴刑名师爷的习气。周作人曾说介孚公的骂人，是家里人最痛苦的事。^[7]这也是导致了鲁迅从少年时就有孤独抑郁的心境的一个原因。而介孚公对子孙要求的苛刻，对子孙的教育的干预，都以越人士大夫的家风影响着鲁迅。1899年11月，鲁迅还在江南陆师学堂恭敬地抄录完毕介孚公手书的《恒训》一卷，虽然周作人认为介孚公“这一本家训算来几乎是白写”（《恒训》的内容是关于治家的种种格言，其中有关于周氏家族兴衰历史的家鉴）。

古越传统文人中对鲁迅影响最大的是东汉末年的王充（会稽上虞人），他的思想风格和鲁迅最相似。王充著《论衡》，无视孔、孟、墨、道各家的思想权威，通过尖锐和犀利的分析，剥去他们的外衣，暴露各家显学的弱点，倡“疾虚妄”、“归实诚”；在文学上，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反对虚妄，重文学的独创性和个性，主张华实相符，内容和形式的统一，以达到文学“劝善惩恶”的目的。这都与鲁迅的大胆揭露“礼教吃人”的本质，和身体力行、以文学疗救国民的魂灵的观点一致。同时，《论衡》在文字的尖锐、犀利方面，又与鲁迅的杂文风格一致。尽管“现代评论派”的陈源（西滢）教授讥讽鲁迅兄弟有“贵乡绍兴的刑名师爷的脾气”，但毋庸讳言，鲁迅的杂文的犀利泼辣，的确有这种传统文风的影响，并在鲁迅的诗歌中也有体现。这种文风，犀利、坚韧，精细而又显刚性，曹聚仁在《鲁迅评传》中评之为“冷隽尖刻”。影响在鲁迅的诗歌中的，如《赠邬其山》、《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教授杂咏》等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以辛辣的讽刺，直斥的勇气，都体现了鲁迅在杂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犀利泼辣的风格，令人赞叹！

越文化传统对鲁迅产生影响的，还有越人的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越之先贤，多以天下为己任。明代的徐渭（文长）^〔3〕是在绍兴家喻户晓的人物，其故事在绍兴乃至浙江广为流传，故事无论是真是假，以其大名，不可能不为鲁迅所注意。徐文长为不第才子，怀才不遇，只得入胡宗宪幕府做师爷，但他“位卑不敢忘忧国”，曾亲自深入前线，研究抗倭之法，并屡建奇功。又如比徐渭更早的南宋诗人陆游，其爱国热情至死不渝（有意思的是陆游、徐渭、鲁迅在绍兴的故居相距都不远）。爱国、爱家，以天下为己任，这些都是越人的优秀传统，对鲁迅的影响很大，鲁迅的《自题小像》中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自嘲》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正是这种爱国情怀、积极入世精神的由衷表现。

章太炎先生是鲁迅最钦佩的老师，对鲁迅的爱国精神也有深刻的影响。鲁迅认为太炎“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8]对老师的革命爱国精神的赞叹是由衷的、充满激情的。其他如王思任、张岱、章学诚、李慈铭等，也都为越人中的佼佼者，都或多或少地对鲁迅有所影响。

另外，鲁迅在外求学、谋生时同乡观念也很强烈，其青少年时期所处于的越同乡交游圈，对他的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在日本东京时期，鲁迅结识了许多绍兴及浙江老乡，如许寿裳、范爱农、陶成章等，且于1902年11月与许寿裳、陶成章、厉绥之、张邦华等浙江籍留日学生一百零一人在东京组成了浙江同乡会，并出版月刊杂志《浙江潮》。在北京期间，鲁迅有一段时间还住在绍兴会馆，接触的大多是以绍兴同乡为主的浙江人。这些交游和经历，也都使鲁迅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越文化传统的熏陶、影响，并成为他思想及性格的基础。

因此，越文化对于鲁迅的影响，表现在诗歌的创作上，使得鲁迅完全继承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诗歌主题和意象，无论在表达爱国爱乡、同情下层劳动人民、反对黑暗统治、反抗权势等方面，还是在表达个人的情怀如赠别、友爱方面，都体现了这种继承和发扬；在诗歌中所表现的思想主题，既能不落窠臼，张扬个性，道人所未道，言人所未言，令人振聋发聩，耳目一新，又能体现冷峻尖刻、幽默讽刺的一面，并于极冷静的写实之中体现极其火热的感情，犹如冰水之中包裹着烈火。

三、鲁迅的诗歌中所表现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影响

由于从小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的教育和熏陶，以及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的书香礼义之家，鲁迅于旧体诗歌的写作，其出发点应是一种传统文人士大夫情调的表现，他的写作旧体诗歌，是一种表达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味的方式，是一种审美爱好。这在鲁迅早期的旧体诗歌的写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他在1900年写的《莲蓬人》中说：

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这首诗歌咏赞美荷花的果实莲蓬的高洁的气质，很明显是受周敦颐《爱莲说》的影响的（据《鲁迅年谱》，1900年8月4日，在南京的鲁迅托返乡亲戚捎书给家中诸弟，内有张伯行刻的《周濂溪集》一部四本），但它表达了文人士大夫的情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和情调。这种崇尚高洁的主题和情调，和爱国思乡、抒情述怀等中国传统文学的主题和情调一样，在鲁迅的旧体诗中占相当的比重。《别诸弟》二组诗，则表达了兄弟惜别和兄弟怡怡之情。又如鲁迅后期诗歌的创作，有些是赠人之作，有些虽非专为赠人而作，但写好后以条幅的形式赠人，也是这种文人士大夫情趣的表现。那些赠人的诗及条幅，应日本友人的索求为最多，又有应友人如郁达夫、许寿裳、柳亚子等人的索求而写作或书写的。而鲁迅自己也对中国传统诗画有深厚的爱好，他收集古代艺术品、今人字画，都是这种文人士大夫情趣的表现。同时，通过创作诗歌、收集诗画以及题咏赠人等这些能体现传统士大夫生活情趣的业余爱好的享受，对于鲁迅繁忙的著译生涯，也不失为一种业余怡情的、积极的休息之法。

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对鲁迅诗歌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屈原的影响。鲁迅早年就喜欢屈原的作品，在日本弘文书院时，除了阅读大量的日文版的西方文学书籍外，就是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并对许寿裳说：“《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9]

鲁迅的《祭书神文》作于1901年2月，他写道：

上章困敦之岁，贾子祭诗之夕，会稽戛剑生等谨以寒泉冷华，祀书神长恩，而缀之以俚词曰：

今之夕兮除夕，香焰纟因缊兮烛焰赤。

钱神醉兮钱奴忙，君独何为兮守残籍？

华筵开兮腊酒香，更点点兮夜长。

人喧呼兮入醉乡，谁荐君兮一觞？

绝交阿堵兮尚剩残书，把酒大呼兮君临我居。

缃旗兮芸舆，挈脉望兮驾螙鱼。

寒泉兮菊菹，狂诵《离骚》兮为君娱，君之来兮毋除除。

君友漆妃兮管城侯，向笔海而啸傲兮，倚文冢以淹留。

不妨导脉望而登仙兮，引螙鱼之来游。

俗丁伧父兮为君仇，勿使履阈兮增君羞。

若弗听兮止以吴钩，示之《丘》《索》兮棘其喉。

令管城脱颖以出兮，使彼惙惙以心忧。

宁召书癖兮来诗囚，君为我守兮乐未休。

他年芹茂而樨香兮，购异籍以相酬。

此骚体诗文辞典雅，想象丰富，体现了与钱神绝交、矢志读书的浪漫而清高的情怀，深得屈赋神韵，明显受到了屈原的影响。又如《无题》诗：

一支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播芳馨。

此诗则全用骚词和屈赋意象，从诗的表层意思来看，是歌咏赞美屈原的，表达了《离骚》和《九歌》的诗意，可见屈原和他的作品对鲁迅的影响之深。又从此诗的深层意义来看，鲁迅通过屈原的“举世皆醉唯我独醒”的形象，表达了自己孤独的情怀。在这一点上，鲁迅和屈原是相像的。鲁迅其他的诗如《自题小像》、《送O．E．君携兰归国》、《湘灵歌》、《无题二首·其二（雨花台边埋断戟）》、《送增田涉君归国》、《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偶成》、《悼丁君》等诗，不但在遣词造句上使用屈原的辞赋，而且在诗歌的意境和意象的创造上也学习屈赋，这都明显地受到了屈原的影响。

鲁迅在青年时代还喜欢李贺的诗，并与其弟周作人购买了《李长吉昌谷集》；1911年还曾致信许寿裳，托许代为寻购李贺诗集。^[10]鲁迅在1935年致日人山本初枝的信中说道：“年轻时较爱读唐朝李贺的诗。他的诗晦涩难懂，正因为难懂，才钦佩的。现在连对这位李君也不钦佩了。”^[11]李贺的诗歌，在反映中唐时期的社会现实，如反对藩镇割据，抨击宦官专权，揭露官僚豪奢，讽刺皇帝求仙，同情人民疾苦等方面，都有积极的思想意义；在抒发个人壮志难酬的情怀、发泄抑郁的情绪时，则表现为感伤和愤激。他的歌诗继承了屈原辞赋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艺术上大胆创造，别开生面，并致力于命意、造境、炼句、设色，具独特的艺术风格。其诗缺点是有时过于晦涩难懂，但却想象瑰丽奇诡。李贺的诗，杜牧评论为“骚之苗裔”，则与鲁迅的诗歌风格是相通的。且李贺的诗在深沉浓烈的感情之中，充满阴暗的色调，并稍显奇耸的美，是对鲁迅的旧体诗的创作有所影响的，形成了鲁迅诗歌深刻、沉郁而苍凉的韵味。况且，为写胸中磊落有所积的不平之气，而多表现出的愤激和痛心的心情，二人是相通的。但鲁迅摒弃了李贺的悲观、寒冷和变态的内容，以及“晦涩难懂”的艺术表现手法，于绝望中寄寓希望、抗争。鲁迅的《无题》诗，是其诗中最能体现李贺诗风的：

大野多钩棘，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万籁静愔愔。

下土惟秦醉，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花树已萧森。

李贺诗在炼句上颇下功夫，故其诗多有名句，发唱惊挺，耐人吟咏，如“雄鸡一唱天下白”（《致酒行》）、“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铜仙人辞汉歌（并序）》）等。鲁迅的诗歌中的名句也为时人所称道，也可见其锻字炼句的功夫，如“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血沃中原肥劲草”（《无题（血沃中原肥劲草）》）、“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等。

至于其他的古典诗人对鲁迅的诗歌的影响方面，如有的注家认为鲁迅的诗歌受了龚自珍、陆游、李商隐、杜甫等的影响，这也是有可能的。作为一个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教育熏陶的人，对于古代诗人作品的领会和歌咏，终至于融会贯通，汲取各家的精华，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诗风，也是顺理成章的。鲁迅便是如此。

关于鲁迅的小说、散文、杂文等所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据鲁迅的学生孙伏园的回忆，认为是受了魏晋文章的影响，并说刘半农曾以“托尼思想，魏晋文章”的联语评价鲁迅，鲁迅先生并未反对。笔者认为，鲁迅在诗歌中所透露的信息，也可以使我们约略窥见这种影响的存在。

四、鲁迅诗歌所表现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鲁迅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祖国积贫积弱，民族危机极其严重，阶级矛盾极其尖锐的时代。欧美列强对中国的不断的、变本加厉的侵略和掠夺，使清王朝不断丧权辱国、割地赔款。民族危机的深重和民不聊生，使首先清醒的爱国人士开始在黑暗中摸索救国救民的道路。鲁迅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在民主、民族、人文思想方面启蒙、开拓，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

鲁迅的文学创作，是从诗歌创作开始的。他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首先推崇具有反抗精神的诗人和诗歌。但鲁迅写作的诗歌不多，现所搜集到的有71首（包括组诗，笔者将组诗在本书中统计为一首），其中旧体诗歌51首，占绝大部分（旧体诗的创作可说是伴随鲁迅的一生的，但其中有两次很长的时间间隔，其间没有写诗），其他为新诗和打油诗式的民歌体的政治讽刺诗。这些诗歌大多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表现了鲁迅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民主、民族思想以及孤独的战士的形象。

根据鲁迅诗歌创作的年月，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和后期二个时期。

前期是从1900年至1912年。这一时期主要包括鲁迅在南京求学时期，日本留学时期和回国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的低落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多，计有旧体诗8首，新诗和讽刺诗1首。诗歌多为述怀言志之作，有对家道中落的感慨，有对兄弟情深的表达，有清高自守的述怀和爱国的慷慨热情，以及对友人的不幸的哀悼和愤慨。

这一时期的诗以兄弟唱和、以诗言志的特征较为明显。《别诸弟》、《别诸弟三首》表达了作者只身去异乡求学时，对兄弟的思念之情和孤独情怀，表达了“兄弟怡怡”之情。《莲蓬人》和《祭书神文》则表达了作者清高自守、志趣高洁的情怀。《莲蓬人》赞颂了莲蓬出淤泥而不染，傲立严寒之中的高洁形象，是作者的自况；《祭书神文》则对少年鲁迅及其两位弟弟来说，是一篇神思隽逸的千古奇文，表达了兄弟们以读书、爱书、敬书，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清高志趣，全诗以骚体形式，以丰富的浪漫主义的想象表现出来，深得屈赋神韵。《庚子送灶即事》表达了对家道中落的感慨。《惜花四律》是一首唱和之诗，表达了爱花惜花之情，文辞典雅。《哀范君三章》则表达了对挚友英年早逝的不幸的哀悼，以及对世态炎凉的愤激之情。《宝塔诗》是一首在形式上创新的新诗，讽刺了日本成城学校的清国留学生，他们把辫子盘在头上，呈宝塔状，在日本留学时表现出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神态。鲁迅的这首诗从形式到内容通过对这种神态的描写，表达了强烈的讽刺厌恶之情，笔触辛辣而又不失幽默。

这一时期，最值得一提的是《自题小像》诗：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自题小像》一诗，是鲁迅的述怀之作，表达了诗人立志报国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慷慨激昂的感情。“我以我血荐轩辕”成了作者一生的座右铭，为鲁诗名句，大大激励了后人。此诗用典深曲，又受屈原《离骚》的影响，虽然在诗意的理解上，后来的注家多有不同的诠释，并对其创作的年月也有不同的见解，但丝毫不能改变后人对作者在此诗中所包含的爱国热情的理解。从这首诗中可见，鲁迅前期的诗的内容，从兄弟唱和、托物言志、愤世叹时的文人士大夫式的思想感情的表露，发展到对国家民族的献身情怀，从自我意识的觉醒到个性解放的追求，进而达到了要唤起民众、疗救国民灵魂、拯救国民的高度，并敏感地感受到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感受到了民众的麻木和“故园”的黑暗，这都体现了作者早期思想的升华。

后期的诗歌是从1918年到1936年。在前期到后期之间，作者有六年的时间没有写诗（或者是没有发现而鲁迅本人又没有记录）。后期的诗歌创作，鲁迅是从诗歌的形式和语言的革新开始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诗歌革命，是从胡适的白话诗的“尝试”开始的。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6号上，发表了《白话诗八首》，这是《新青年》第一次刊载新诗，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首次发表的新诗。之后，在《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了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个人的9首新诗，并最早显示出了用白话写新诗的实绩来。鲁迅也加入到他们的新诗开拓者的行列，鲁迅于1918年5月发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相继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他们的花园》、《人与时》、《他》等新诗，以实实在在的白话文创作的诗歌作品，在新文化运动中建立了丰功伟绩。鲁迅后来回忆当时《新青年》的写作新诗的情况，他说：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但当一九一五年九月中在上海开始出版的时候，却全部是文言的。苏曼殊的创作小说，陈嘏和刘半农的翻译小说，都是文言。到第二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作品也只有胡适的诗文和小说是白话。后来白话作者逐渐多了起来，但又因为《新青年》其实是一个论议的刊物，所以创作并不怎样著重，比较旺盛的只有白话诗；至于戏曲和小说，也依然大抵是翻译。^[12]

这可见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新诗写作的重要作用，白话新诗是白话文运动中的先锋。

鲁迅这一时期的新诗同他的同期的小说、杂文中所表现的思想一样，分别探讨了鲁迅那个时代所迫切需要解决的人生的现实问题。1918年5月写作，并发表在同一期的《新青年》杂志上的三首新诗《梦》、《爱之神》、《桃花》，分别探讨了梦与希望、真的爱情、人与人之间平等及正确对待批评等的问题，用极口语化的语气直白地写来，虽显幼稚，但运用了隐喻、象征等技巧，明显地具有以诗说理的倾向，却寓有深的哲理性，耐人寻味；同样，在《他们的花园》一诗中，暗寓了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和“盗火者”的悲哀的境地；《他》也是探讨了爱情和自由的问题；《人与时》是一首探讨对待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态度问题的诗，哲理性较强：

一人说，将来胜过现在。

一人说，现在远不及从前。

一人说，什么？

时道，你们都侮辱我的现在。

从前好的，自己回去。

将来好的，跟我前去。

这说什么的，

我不和你说什么。

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应采取怎样的人生态度，鲁迅在这里通过明白如话的诗的语言，做了明确的答复，即人生要执着于现在。

鲁迅的新诗写作，是为了与当时的新诗作者取同一的步调的。一方面极力要冲破旧体诗的桎梏，一方面又要急于在形式上得到创新，所以在诗的语言上只是把白话来入诗，有草创和新解放的痕迹，形式上也不是很成熟，只是在思想表达方面反映了当时民主和科学的革新意识，和个性解放的思想，但却能努力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最重要的社会思潮，提出了那个时代最迫切需要探讨和解决的人生问题。即便如此，鲁迅这一时期对诗的形式和语言的大胆探索，虽存在以诗说理来探讨人生的问题和现象的迹象，却以实际行动和坚实的战果，给新文化运动树立了榜样。但鲁迅认为自己的这些新诗“幼稚”，所以他说：“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13]

这一时期的旧体诗歌的创作，可说是丰盛期。特别是从1931年到1935年的短短五年间，鲁迅写了近40首旧体诗，其中的名篇也大多产生于这个时期，其思想和艺术均达到很高的水平。作为一个清醒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在诗歌中表现的对国家和民族、民众的命运的关心、对政治黑暗的大胆揭露，成为其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这些诗或直白大胆，或深沉含蓄。直白大胆的如《赠邬其山》，诗云：

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

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

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

忽而又下野，南无阿弥陀。

诗写了自辛亥革命以来的二十年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政客们的丑恶行径。他们一旦失势则或称病，或读书；一旦上台则又露出狰狞的面目，杀人如麻；再次下台，则又宣称遁入空门，露出假慈悲忏悔的虚伪嘴脸。《题赠冯蕙熹》一诗表现了同样的主题，也揭露了统治者杀人如麻的暴行。还有如《二十二年元旦》、《无题（禹域多飞将）》等诗。

深沉含蓄的风格则表现在对于政府当局统治的黑暗的揭露和描述，鲁迅用沉痛象征的笔法写下了“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赠画师》）的名句。尽管政治是如此的黑暗，但作者并不灰心，如《无题》：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泪洒崇陵噪暮鸦。

上联表达了作者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野草》语）的强大的力量和对未来必胜的信心。下联则描写了政府当局政治没落的现实。两相对照，显示了作者对国家未来的信心，在鲜血淋漓中看见了希望。又如《无题》：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1933年1月，日本侵略者相继攻陷山海关、热河，华北危急。这时，国民党政府却准备放弃北平，将北平的重要文物迁往南京。为此鲁迅写下了《学生和玉佛》、《吊大学生》二诗进行了尖锐的讽刺，抨击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

在当时黑暗统治和对文化的严酷的白色恐怖政策高压下，文化界出现一片萧条、寥落的状况。鲁迅的诗歌对这种状况多所表现。如《湘灵歌》：

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

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

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

鼓完瑶瑟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

诗的前半部分描写了国民党统治者对革命者的残酷虐杀，后半部分描写了文坛寂寥的现状。这首诗深受屈原《离骚》、《九歌》的影响，借用湘灵的所见、所闻，用比喻、象征手法刻画了国民党统治者在军事、政治、文艺上的残酷虐杀和打压，使得大地成血腥的屠场，文坛成寥落的荒丘。全诗沉郁愤激，所描写的血染湘水的景象令人震惊。关于描写文化界在政治高压下的寂寥状况的诗，还有《送O．E．君携兰归国》、《无题（大野多钩棘）》、《偶成》、《题 ＜彷徨＞》、《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等。

除了严酷的书报查禁制度外，国民党统治者对进步人士和作家的残杀也是变本加厉的。鲁迅的友人如杨铨、柔石等“左联”五烈士、丁玲等人都惨遭杀害或逮捕（丁玲被逮捕后，鲁迅曾听说丁玲已被杀害），鲁迅沉痛地写下了《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悼杨铨》、《悼丁君》等诗。《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一诗于悲痛沉郁之中见愤怒，读来又觉得哀婉动人。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这首诗沉痛地哀悼了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于泪眼依稀中见到了慈母的白发和眷眷之心，也看到了强盗们的狰狞的面目。吟罢而无写处，只得长歌当哭，其情何哀？！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侵略战争。这次战争对鲁迅来说可谓是近在咫尺，他的家也受到了枪弹的打击，鲁迅为此避难多日。在他的诗中，对这次战争给自己及亲友和中国百姓的侵害作了描写，如《赠蓬子》、《一二八战后作》、《所闻》、《题三义塔》等，此外，描写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的，还有《赠人》等诗，这些诗都表达了诗人对战争给民众造成的灾难的同情，对战争的谴责。在《题三义塔》一诗中，作者写道：

奔霆飞熛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

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诗的前半部分写了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灾难和伤害，甚至殃及禽鸟；后半部分写了侵略战争终将激起爱好和平的人民的誓死反抗，在末句中则表达了作者的宽广胸怀，认为中日两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终将共弃前嫌，继续一衣带水的情谊。

对于残暴者的怒目冷对，对于家人、亲友和人民大众的殷殷之情，在鲁迅的《自嘲》一诗中得到深沉而热烈的表达：

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

破帽遮颜过闹市，漏船载酒泛中流。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在运交华盖、漏船中流的危境之中，作者犹自心怀天下，疾恶如仇，爱憎分明，继续实践他的“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令人感叹。同样，在鲁迅的诗中有对幼子的护犊之情，如《答客诮》；有对相濡以沫的妻子的深情，如《题 ＜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有对挚友的关怀和期许，如《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等，在这些诗中，无不表现了对仇者恨，对亲者爱的深情。

这一时期，鲁迅创作的对政治时事的讽刺，对文坛怪象的讥嘲的诗歌，也很有特色，这些诗大胆辛辣，直言痛斥，充分表现了鲁迅“冷隽尖刻”的杂文风格。这些对于国民党统治者的政治丑剧和政客争权夺势的丑态的揭露，还表现了作者的大无畏的精神，如《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诗，是根据当时报章对时事的报道的文字，鲁迅敏锐地抓住典型性的细节，对国民党四大、四届一中全会中政客们拉帮结派、争权夺利、互相拆台的丑剧进行了生动的描写，让读者如身临其境。这几首诗和他的杂文一样，如匕首、如投枪，深刻针砭了时弊和政治黑暗，是鲁迅执着于现世，力图唤醒民众的思想的体现。

对于社会的和文化教育界的怪现象、怪调，鲁迅也以“砭锢弊取其一端”的方法进行尖利的讽刺。《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讽刺了当时文坛盛行失恋诗的现象，鞭挞了无真爱导致的失恋的现象；《替豆萁伸冤》和《吊卢骚》则讽刺了教育界的怪现象和怪调，分别讽刺了以杨荫榆和梁实秋为代表的教育界的黑暗现状。《教授杂咏四首》通过对四位教授钱玄同、赵景深、章衣萍、谢六逸分别在教育和教学、翻译、编辑出版等方面暴露出的弊病和言论，进行了尖刻的讽刺，亦庄亦谐，幽默风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赠日本歌人》则讽刺了文坛演艺界的媚俗现象。

鲁迅的诗，有些是赠人述怀之作，其中有文人士大夫的情趣的表露，更有鲁迅一生孤独的情怀的表露和抒发。关于文人士大夫情趣的表露，在鲁迅前期的诗歌创作中有明显的表达。在其后期，这种情趣在诗歌中的表现则显得成熟、深沉，也不再囿于个人情怀的简单流露。《送增田涉君归国》回忆了自己在日本求学时的“华年”，其中的感慨寄寓在对“扶桑”风光的描写之中，此时的鲁迅的心情是明朗的。又如《无题（故乡黯黯锁玄云）》表达了对故乡的怀念，《无题（皓齿吴娃唱柳枝）》则是对过去旧梦的追忆，二诗含蓄蕴藉，深得古诗的韵致。笔者认为，这二首诗主要抒发了个人情怀，自不必理解为这二首诗是对当时黑暗社会有所寄托和批判的意思。

鲁迅的孤独情怀，是伴随着终生的。鲁迅从小就感受到家庭“从小康而坠入困顿”的过程中的世态炎凉，家道败落过程中族人的势利。再加上祖父的长期在杭州大狱，父亲又长期患病，作为长子的他，过早地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使他的孤独情怀得以萌发。后来，鲁迅在南京求学、日本留学期间，广泛接触西方进化论思想，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使他的思想文化观念“开始迅速地成熟起来，使之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走完从传统向现代进行转换的精神历程，获得新的文化创造的灵感和原创动力。因此，这种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性质的转换与意识构成的‘超前性’，就使得鲁迅与整个中国社会实际滞顿状态之间，产生了一种矛盾的对立状况，表现出一种早年受西方文化影响而产生的激昂豪迈的崇高理想，与淹没在黑暗、腐朽、愚昧、落后之中的近代中国社会现实相‘脱节’的孤独意识。”^〔4〕因此，鲁迅在《坟·文化偏至论》中，意识到并引用了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一段话说：“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14]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又说道：“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15]无疑，这种孤独的情感体验是悲凉而崇高的。

这种孤独的情怀在鲁迅的诗歌中也有深沉的体现。如《无题》：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

深宵沈醉起，无处觅菰蒲。

这首诗既有传统文人士大夫对归隐荒村的闲适生活的追求，又有无处家为的孤独情怀的表露。又如《亥年残秋偶作》：

曾惊秋肃临天下，敢遣春温上笔端。

尘海苍茫沉百感，金风萧瑟走千官。

老归大泽菰蒲尽，梦坠空云齿发寒。

竦听荒鸡偏阒寂，起看星斗正阑干。

此诗中“无处觅菰蒲”的感慨依旧。鲁迅的挚友许寿裳评此诗：“此诗哀民生之憔悴，状心事之浩茫，感慨百端，俯视一切，栖身无地，苦斗益坚，于悲凉孤寂中，寓熹微之希望焉”^〔5〕，的确是知音了。这是鲁迅写的最后一首诗。

在《题〈彷徨〉》一诗中，鲁迅写道：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诗中所表现的，更是一个孤独的战士的形象，这正如鲁迅在《野草·这样的战士》中所刻画的处于无物之物中的战士的形象：虽孤独却战斗不息。

鲁迅后期的诗，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黑暗，表现了作者一生的战斗经历和心路历程及内心感受，表达了深沉的爱国情感和民族、民生的思想，堪称“诗史”，是现实主义的典范。

至于鲁迅在诗歌中所体现的艺术风格，则在上文中都已说到，兹归纳而言之，则有：（一）倪墨炎先生在《鲁迅旧诗探解·序》中所概括的“博厚而深刻，沉郁而愤激”，笔者认为是确当的；鲁迅的诗即事抒感，以小见大，抓住典型事件、典型形象和典型环境的特征，通过精炼、深刻的表达，反映了深刻的社会现实，表达了深沉的民族爱国情怀，倾注着强烈的感情，情感深沉炽热，而又显愤怒、激越，在诗歌中融入了强烈的自我意识。（二）在针砭社会和政治黑暗的诗歌中，则既体现了“冷隽而尖刻”的讽刺，如《替豆萁伸冤》、《教授杂咏四首》等，而又有幽默诙谐的一面，如《我的失恋——拟古的新打油诗》又有直白大胆的揭露，如《好东西歌》、《公民科歌》、《南京民谣》、《“言词争执”歌》等，体现了诗歌中的杂文笔法，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深刻的政治性，使诗歌也如鲁迅的杂文一样，如匕首，如投枪，笔锋犀利，战斗性极强。（三）深受屈原辞赋的影响，无论是利用骚体，还是利用“香草美人”的比喻，都体现作者对屈原《离骚》、《九歌》等的学习和吸收利用，并以屈原的孤独、独醒的形象寄寓了自己的孤独情怀，如《悼丁君》、《无题（一枝清采妥湘灵）》、《无题（洞庭木落楚天高）》等。（四）由于黑暗的社会现实和统治者的残酷的高压政策以及白色恐怖，鲁迅在诗歌中对社会和政治的描写揭露也不得不使用曲笔，体现出含蓄深厚的风格，有时也通过双关、象征和比喻的手法，并引用典故，如《湘灵歌》、《赠画师》等；有时又用反衬对比的手法，如《悼杨铨》、《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等诗。（五）诗句中表现了高度的概括和凝练，又常发唱惊挺，以豪语新意入诗，寓精深透辟的议论于充满感情的叙述之中，具有意义深远、体味无穷的特点，如“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鲁诗名句。（六）如许寿裳先生所归纳的，在旧体诗中运用口语入诗，如《自嘲》诗中“碰头”、“管它”；《二十二年元旦》中“到底”、“还是”等等。在白话诗和政治讽刺诗中有时运用上海和甬绍方言，使人读来朗朗上口，而又能使人于体味到的讽刺中觉意趣盎然，如《“言词争执”歌》、《公民科歌》等。

由于鲁迅是从旧阵营中出来，作为旧的社会的“逆子贰臣”的形象出现的，所以他的深受传统文化和古典文学影响的旧体诗歌的创作，使他在同时代人中，其旧体诗的成就是很高的，成为不多的几个高水平的旧体诗人之一，如周作人、郁达夫、苏曼殊、柳亚子等人，也都在近现代文化冲突、断裂的时期，以各自的旧学根底和才华，向世人展现着诗歌大国的旧体诗的最后的美。柳亚子评鲁迅的诗：“追踪汉魏，托体风骚，实在和太炎先生差不多是异曲同工吧。”^[16]鲁迅的另一塾师寿洙邻（寿镜吾之子）评曰：“鲁迅绝少作诗，偶一为之，戛戛独造，硬语盘空，却少和婉之气。”^[17]郭沫若先生也赞许道：“鲁迅先生无心作诗人，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独怪，或则肝胆照人。”^[18]至于鲁迅的白话诗，在哲理中抒发了浓郁的情感，在写法上又有欧化的创新，其在白话新诗上的大胆创新，以其坚实的创作实践，在新文化运动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朱自清先生在编集新诗集时，还收录了鲁迅的几首新诗。他在《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19]

五、鲁迅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

鲁迅关于诗歌的见解，大多数见于他的许多杂文、书信和演讲及学术著作、翻译序言之中，《摩罗诗力说》则完整地表达了他的早期对于诗歌的见解。

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论文是《摩罗诗力说》，作于1907年，最初发表于1908年2月和3月的《河南》月刊第2号、第3号上。鲁迅由于有鉴于“古国文化”的“勾萌绝朕，枯槁在前”，特以“摩罗诗力”来振奋国民，呼唤摩罗诗人和诗歌。“摩罗”通译“魔罗”，是梵文Mára音译，为印度佛教传说中的魔鬼，又如基督教中所说的撒旦。像拜伦就是被人视作撒旦诗人的，所以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介绍了几个如拜伦一样的诗人，“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20]，从而作为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源泉，以这些撒旦诗人的诗歌中所表现的争取自由独立的反抗精神来唤醒民众，强调了诗歌的社会意义和功用，强调了诗歌的反抗黑暗和腐朽、反抗封建的战斗作用。同时，鲁迅根据“纯文学”的理论说明了诗的作用除了“兴感怡悦”之外，还有“涵养神思”的功用；除了在说理（但反对从道德角度的纯粹的说理）之外，诗还能“闻其声音，灵府郎然，与人生即会”，并起到积极的对人生有所教示的作用。

鲁迅虽在《坟·题记》、《写在 ＜坟＞后面》中谈及《摩罗诗力说》时，表达了自己对当时写的论文的不太满意的意见，但此后除翻译别人的诗歌创作理论外，再无系统的诗歌创作理论的发表。这篇《摩罗诗力说》可谓高屋建瓴，在鲁迅自己的诗歌创作中遵循着这篇论文中的理论，而且在我们今天读来，它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1925年1月1日，鲁迅写了《诗歌之敌》一文，认为“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21]，认为诗人的写作应该有激情，反对以哲学和智力的认识，以冰结的感情对诗人作谬误的判断和揶揄；也反对以伦理学眼光和假道德来论诗人创作的动机，反对诗人的沦为权门“清客”和声色犬马之间的玩物，认为他们都是诗歌之敌。同时，强调了诗人的人格的独立性和诗歌的热烈的感情奔迸的重要性。

但鲁迅认为，诗人的激情应该是深沉的，含蓄的，他在《两地书》第32封信中认为“感情正烈的时候，不宜做诗，否则锋铓太露，能将‘诗美’杀掉”^[22]。

关于诗歌的形式方面，鲁迅认为新诗先要有节调，押大致相近的韵，给大家容易记，又顺口，能唱出来。又认为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

鲁迅的这些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主要是从新诗创作的角度阐述的，对于当时的新的诗歌创作，无疑是具有建设性的意义的。

本书的编集，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收录鲁迅的旧体诗，第二部分收录鲁迅的新诗和政治讽刺诗，第三部分收录了鲁迅的残句、断句，第四部分则收辑了鲁迅的论诗和文学创作的文章和片断。书名曰《鲁迅诗歌注析》，则目的在于对鲁迅的诗歌进行简单的注释、串讲和赏析，在关于有些诗的思想意义和内容、创作年月等与其他各注家有歧异的，则进行简单的辨析。

本书关于鲁迅的作品的文字，基本上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的《鲁迅全集》为底本。由于鲁迅先生的诗的写作时间、发表时间和写赠友人的时间或各有不同，本书在《目录》的排序上参考了倪墨炎、吴海发、阿袁等注家的编排方法，他们的著作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又承我的老师、鲁迅研究专家、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黄健教授在百忙之中为之作序，不胜感激！

拙作于自己的业余时间写就，作为自己业余学习的一个记录，一点心得，其中才学的疏浅、文字的拙劣和观点的不成熟，敬请方家指正。

　　　　林　伟　　　 　

2013年3月30日于心斋书屋

【注释】

[1]《鲁迅全集》第2卷，《朝花夕拾·五猖会》，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64页。

[2]《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集·270717·致章廷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58页。

[3]《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集·110102·致许绍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4]《鲁迅全集》第13卷，《书信集·360210·致黄苹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

[5]《冯雪峰论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256—257页。

[6]《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集·110102·致许寿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7]周樟寿（作人）：《鲁迅的故家》六一《恒训》，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编入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65、966页。

[8]《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末编·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547页。

[9]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编入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13页。

[10]《鲁迅全集》第11卷，《书信集·110102·致许寿裳》，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1页。

[11]《鲁迅全集》第13卷，《书信集·350117·致山本初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

[12]《鲁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杂文二集·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13]《鲁迅全集》第7卷，《集外集·序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页。

[14]《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9页。

[15]《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16]《鲁迅先生的旧诗》，转引自吴海发：《鲁迅诗歌编年译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2页。

[17]《鲁迅诗稿·序》，转引自阿袁：《鲁迅诗编年笺证》，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0页。

[18]《鲁迅诗稿·序》，转引自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918页。

[19]转引自浙江鲁迅研究会编：《鲁迅研究论文集》，骆寒超：《论鲁迅的诗歌创作》，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

[20]《鲁迅全集》第1卷，《坟·摩罗诗力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21]《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8页。

[22]《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页。

【注释】

〔1〕关于地域对人的影响，鲁迅也有论及。在《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花边文学·北人与南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436页）中，鲁迅说：……据我所见，北人的优点是厚重，南人的优点是机灵。但厚重之弊也愚，机灵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指顾炎武）曾经指出缺点道：北方人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有闲阶级而言，我以为大体是的确的。另外，黄健教授在《“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导论》第[1]条注）中，明确了越文化区域为“浙东”，即钱塘江以南的地区，为今天的绍兴、宁波、台州、温州、丽水、金华、衢州等地。

〔2〕鲁迅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4页）中说：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

〔3〕在《鲁迅全集》中，鲁迅对徐文长的幽默二次涉笔评论。鲁迅的小说、杂文和诗中所表现的幽默，也不见得不受徐文长的影响。

〔4〕引自黄健教授著：《意义的探寻——鲁迅意识结构的多维透视》，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页。

〔5〕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 ＜鲁迅旧体诗集＞跋》，编入鲁迅博物馆等选编：《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