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李延年 康静
内容提要：《歧路灯》中含有大量的讽刺性描写，这些讽刺性描写几乎占了《歧路灯》三分之一的篇幅，此种现象值得探究。然而时至今日，海内外却鲜有学者撰写专文、专著对此进行系统而详细的研探。有鉴于此，笔者撰写此文，力图拾遗补缺，弥补此方面研究的缺憾。文章从《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思想意蕴方面的异、同之处两个角度切入，探析了《儒林外史》与《歧路灯》中讽刺性描写的美学意涵及审美价值的异同。以此为据，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评价《儒林外史》的论点提出了一点疑问。
关键词：《儒林外史》；《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思想意蕴；美学意涵
鲁迅先生曾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1]不言而喻，《儒林外史》的讽刺性描写有着丰富的思想、艺术意涵。
纵览中国古代小说史，我们发现，比《儒林外史》问世稍晚一些的《歧路灯》，虽然是世情小说或以教育小说为主的世情小说，其主体不是讽刺小说。但不可否认的是，《歧路灯》含有大量的讽刺性描写，这些讽刺性描写几乎占了《歧路灯》三分之一的篇幅。（笔者特意为此制作了表格，因篇幅所限，在此省略。）其讽刺性描写的讽刺对象几乎遍及社会的各个阶层，思想意蕴丰厚，讽刺手法多样，讽刺艺术高超，同样有着丰富的思想、艺术意涵。
《儒林外史》与《歧路灯》具有以上的相同之处，此种现象值得探究。比较二者讽刺性描写的异同，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新的启示。然而时至今日，海内外却鲜有学者撰写专文、专著对此种现象进行系统而详细的研探。有鉴于此，笔者撰写此文，力图拾遗补缺，弥补此方面研究的缺憾。
一、《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思想意蕴方面的异同之处
（一）《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思想意蕴方面的相同之处
1.讽刺言清行浊之人，即讽刺假名士、假道学，强调道德实践。
《儒林外史》塑造了大量的、形形色色、各具丑态的假名士形象，他们在科举功名上不得志，爬不上去，但又不想寒窗苦读，像小说中的周进、范进那样通过自己的刻苦努力去博取功名，而是投机取巧，混充雅人，互相标榜，物以类聚，成为社会的毒瘤。其中南京莫愁湖名士杜慎卿颇具代表性。他被趋奉为“天下第一个才子”，实际上是个十足的纨绔子弟。他表面上道貌岸然，内心则卑鄙龌龊。他一面当众大骂“妇人那有一个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妇人隔着三间屋，就闻见他的臭气”；背地里却求媒婆跑遍全城寻找“标致”姑娘作妾。他一面煞有介事地表示“小弟最厌的人，开口就是纱帽、中状元、做官”；但不几天就“加了贡，进京乡试”去了。诸如此类的假名士，均是言清行浊之人，《儒林外史》对此类人都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歧路灯》对言清行浊之人也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其矛头所指即所谓假道学，就是指假借道学之名，行卑劣之事的欺世盗名者，是一些读书人为了功名利禄，说一套做一套的假理学。
《歧路灯》第三十九回秀才程嵩淑对假道学进行了辛辣地讽刺：“偏是那肯讲理学的，做穷秀才时，偏偏的只一样儿不会治家；即令侥幸个科目，偏偏的只一样儿单讲升官发财。”“更有一等，理学嘴银钱心，搦住印把时一心直是想钱，把书香变成铜臭，好不恨人”[2]。程嵩淑的话一针见血，直指假道学的实质是披着理学的外衣，为自己牟取私利，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这些人做秀才时既然不会治家，有朝一日入朝为官当然也不会治国。他们讲理学并非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是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他们的所作所为与其口口声声的孔孟之道完全是背道而驰的。
谭绍闻的第三任教师惠养民，可以说是假道学的代表。这个满口“诚意正心”的惠养民在妻子的挑唆下，与一直对自己爱护有加的兄长惠观民分了家。惠养民不仅惧内，而且为了钱财不顾兄弟情义。可见，他是一个披着理学的光鲜外衣，行自私自利之实的彻头彻尾的假道学，是不折不扣的言清行浊之人，《歧路灯》亦对此类人都给予了辛辣的讽刺。《歧路灯》里还有一个名叫谢经圻的言清行浊的人，是个口不对心的假道学，《歧路灯》亦对此人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揭露诸如惠养民、谢经圻等言行相悖的假道学，其目的就是为了倡导要人们知行合一，躬行实践。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所表现的思想意蕴是大致相同的。
2.讽刺科举之弊，强调学问之本。
《歧路灯》的讽刺性描写也对科举制度做了深刻而严峻的批判。谭绍闻的第二任教师侯冠玉就是个专弄八股以博取功名的人物。他不懂《五经》，也不让谭绍闻继续学，“自己到书店购了两部课幼时文，课诵起来”[3]。他还振振有词地对谭绍闻说：“学生读书，只要得功名；不利于功名，不如不读。若说求经史，摹大家，更是诬人……你只把我新购这两部时文，千遍熟读，学套，不愁不得功名”[4]。八股取士的考试范围就是四书五经，而时文却偏重于格式的套弄。谭绍闻小小年纪，正是读书打基础的时候，不先学习四书五经，只是一味诵读时文，是舍本逐末的做法，对其学业有害无益。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挖苦了侯冠玉等投机取巧，品行有亏的读书人，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八股取士的弊端。祥符县县学副学陈乔龄因读时文而考上秀才，却没多少学问。陈乔龄要考《诗经》，却连《诗经》都没读完，考试时抄了几篇时文选本上的文章，就考上了秀才。科举制度的弊端致使很多人不读经史，不从学问的根本处入手，而是投机取巧，舍本逐末，为了考试而学而考，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即使侥幸能够金榜题名，也不过是虚有其表。
与《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一样，《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也看到了八股取士的弊端，并通过讽刺性描写予以揭露。但和吴敬梓对科举制彻底的批判不同，李绿园并不反对科举制度，他批判八股取士，是希望借由人为的努力来完善它，进而达到选拔真正的人才的目的。与《儒林外史》真名士远离科举、远离朝廷的人生选择相反，《歧路灯》里真正的有识之士是通过科举入仕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如娄潜斋、谭绍衣甚至是浪子回头的谭绍闻，他们通过科举步入仕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分忧，为百姓谋福，这也是有价值的人生。吴敬梓意识到科举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和必然腐朽的前景，李绿园虽有同感，却敢于逆水行舟，迎难而上，希望能够通过端正读书人对读书科举的态度来力挽狂澜。
3.讽刺黑暗官场。
《儒林外史》对官场的黑暗做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其矛头所向直指如王惠、汤奉等贪婪成性、对百姓敲骨吸髓的贪官滑吏；如严致中、张静斋等依仗功名富贵而横行霸道的土豪劣绅。南昌太守王惠到任伊始，立即向人请教搜刮盘剥之术，从此县衙里“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三声不绝，令百姓睡梦里犹胆战心惊。高要县知县汤奉为求升迁而沽名钓誉，竟将回民师傅迫害致死。并以此深挖出吏治腐败的根源是以功名富贵为核心的科举制度。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也对官场的黑暗做了无情的揭露和深刻的批判。这种批判可分为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对胥吏贪污弄权的讽刺批判。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揭露了一些小吏利用手里的职权敛财的行为。谭孝移被保举上京，进京城城门的时候被衙役小班刁难。守城门的衙役以酒饭钱的名义向过路人索要钱财，不给钱就不让进城，这是明目张胆的以权谋私。城门本是护卫京城的一道关卡，却被这些衙役当成了摇钱树，胥吏之贪可见一斑。百姓打官司上公堂更是衙役们趁火打劫的对象。《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通过揭露这些小吏以权谋私、趁火打劫的丑陋嘴脸深刻地指出了吏的地位虽低，对百姓的危害却甚深的社会现实。千里之堤毁于蚁穴，这些贪污的胥吏不但是社会的毒瘤，也是国家的蛀虫，他们不但敲诈百姓，有时连官员都受其牵制。
另一个方面是对官员贪污昏庸的讽刺批判。
《歧路灯》对贪官的讽刺性描写的独特之处在于以正衬反，即通过赞扬为国为民的好官来达到对贪官的讽刺目的。地方官员中讽刺性描写着墨较多的反面官员仅有董县令一个，他名为董守廉，却并不清廉。夏逢若说：“咱县新任董公，裤带拴银柜——原是钱上取齐的官。”[6]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不仅从正面揭露董县令贪污受贿的事实，而且通过塑造多个与之相反的清官形象来深化这种讽刺效果。宋代的包拯以清廉公正闻名，程县令就有“县包爷”之称，从中可看出程县尊的清正无私。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还从侧面揭露批判了一些官员，他们拿着朝廷的俸禄，却在其位不谋其政，尸位素餐，昏庸无能。这样的官员是在旁人的歌功颂德中出场的，妙的是这个旁人不是别人，而是理应与官府势不两立的盗贼：“这县的沈老爷，是咱的一个恩官，为甚的肯与他丢下一个红茬大案哩。你住了手，我对你说这老爷好处。第一件是不肯严比捕役；第二件咱同道犯了事，不过是打上几下挠痒板子便结局。”“况这里捕头王大哥、张家第三的，咱们与他有个香头儿。”[7]强盗之所以为这里的县令和捕头着想，其原因是此县令对危害百姓的盗贼放任自流。这些官员拿着朝廷的俸禄，却与危害朝廷利益、危害百姓利益的盗贼为伍，其本质与盗贼无异。这样的讽刺性描写既犀利又深刻。
除以上所举之外，《儒林外史》还讽刺了误入歧途的世家子弟，如已故中堂之子、现任通政之弟娄三、娄四公子的滑稽丑态。与此相同，《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深刻揭露和批判了世家子弟如谭绍闻、盛希侨、夏逢若、张绳祖等误入歧途，害人害己的严重后果，并揭示其背后的原因。可以说《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揭示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类人，是世家子弟这个群体。《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对世家子弟步入歧途，堕落放荡的批判，直指封建社会的重要矛盾，即家族和国家的继承人的培养问题。在这一点上，《儒林外史》与《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的思想意蕴大致相同。
（二）《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思想意蕴方面的不同之处
《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思想意蕴方面的不同之处一个主要体现是，《歧路灯》讽刺了盲目认干亲的社会风气，《儒林外史》的讽刺性描写似乎对此未予涉及。
认干亲就是父母给孩子找义父、义母，是古代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认干亲一般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两家的关系非常好，便让自己的孩子认对方为义父、义母，希望两家的友好关系能一直维持下去。还有一个原因是为了孩子本身。古代由于医学条件落后，孩子的成活率很低，很多人家为了让孩子平安长大，便找孩子多的人家或贫寒的人家，将孩子寄养在其名下，以获得庇佑。认干亲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不加选择，盲目认干亲却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对盲目认干亲这种不良社会风气进行了批判。
姜氏因为认了夏逢若的母亲为干娘，便和夏逢若成了名义上的兄妹。夏逢若是个见利忘义的无赖，他利用与姜氏的干亲关系，设计姜氏与谭绍闻见面，三番五次以姜氏为饵想骗取谭绍闻的钱财。《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对姜氏既有批判，也有同情，更借由姜氏的事揭示了盲目认干亲所带来的危害。
盲目认干亲还会贻害儿童。王春宇因只有王隆吉一个孩子，珍爱非常。为了让孩子健康长大，他让儿子拜了本街的宋裁缝为干爹。王隆吉要跟谭绍闻一起随娄潜斋读书，宋裁缝却给他做了一身华丽的绸缎衣服，结果被娄潜斋斥为“不雅”。
“其实如今读书人，也如此胡闹的不少。”[8]盲目认干亲不仅影响了社会风气，而且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通过娄潜斋口里的“胡闹”二字直接表明了对盲目认干亲行为的否定与批判。
《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思想意蕴方面的异同之处还有不少，因篇幅所限，恕不详论。
二、《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手法、风格方面的异同之处
（一）《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手法、风格方面的相同之处
1.《儒林外史》的讽刺，能够面向社会，挖掘其社会根源，把诙谐的讽刺和严肃的写实结合起来，显示了讽刺的客观真实。比如写周进看见号板一头撞倒，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后内心凄惨痛苦等均具有此种特点。
《歧路灯》的讽刺性描写也具有此种特点。写实的艺术手法是《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的一大特色，其讽刺对象皆是平平常常的人，平平常常的事，特别具有真实感。
小说第五回，为了保举贤良方正的文书能够顺利通行，王中和账房阎楷提前去各相关衙门走动。到布政司的时候，他们见到了上号吏。在见面过程中，这个上号吏由最初的漫不经心，继而站起来，然后脸上开始带笑，给王中二人让座，后来又给二人上茶。这个人前倨后恭的行为，一言以蔽之，皆是为了一个“钱”字。讽刺性描写运用写实的艺术手法，通过生动的细节描写对这位上号吏的势利和贪婪进行了辛辣的嘲讽。这样的描写是符合生活常理的，也是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的，所以读来倍感真实。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非常注重细节的真实刻画。谭绍闻的父亲谭孝移死后，其父的灵柩停在前院客厅。先人灵柩停放之地本应是庄严肃穆的，谭绍闻却在灵柩底下藏银子。戏班住到碧草轩以后，谭绍闻喜欢旦角九娃，竟在停放父亲灵柩的房间与九娃鬼混。这些作为看似荒谬，却也符合生活的真实，因为停放谭孝移灵柩的房间确实因为人迹罕至而相对安全隐秘。《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就是遵循着生活本来的面貌，真实地呈现了谭绍闻的种种放荡行为。他与父亲的灵柩同处一室，其所作所为却无一不与父亲对他的期望背道而驰。这种写实的笔法，既深刻地讽刺了谭绍闻的堕落，也是对谭孝移一生端方人品的解嘲，对谭孝移家族传承心愿的解构，达到了出人意料的讽刺效果。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的写实特点就如同鲁迅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不必是曾有的实事，但必须是会有的实情。”[9]
2.《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
吴敬梓能够真实地展示出讽刺对象中戚谐组合、悲喜交织的二重结构，显示出滑稽的现实背后隐藏着的悲剧性内蕴，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如写周进一头撞倒号板，范进听见中举忽然发疯，马二先生游西湖无心赏景，却对御书楼顶礼膜拜，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后的大笑等，在可笑的背后蕴含着深沉的悲哀，这些令人忍俊不禁的描写同时又是体现悲剧性最强烈的地方。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也有此种特点。《歧路灯》里谭绍闻败子回头后，发愤图强，因抗倭有功受到朝廷封赏，最终他衣锦还乡，忠孝两全，其儿子谭篑初中了进士，而且娶了门当户对的妻子，谭家重新兴盛了起来。可以说无论是小说的结局，还是《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都是具有浓重的喜剧色彩的。但在这样的花团锦簇下，封建末世的悲凉气息依然扑面而来。
一片繁华的表象下是封建社会趋于腐朽的悲哀。作者虽然最后给谭绍闻一家安排了一个美满的结局，却依然无法掩盖封建末世来临的腐朽气息。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是家族的传承问题。封建社会是家国一体的，一个国家的兴衰与一个家族的兴衰充满了相似性。《歧路灯》的作者看似对家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但其实已是强弩之末。如杜贵晨所说：“‘信心’，是一种幻觉；‘乐观’，掩饰着深沉无可排遣的家国之忧。”[10]
《歧路灯》塑造的这些世家子弟的荒唐固然令人发笑，却又让人觉得悲哀。谭家的振兴毕竟是少数，盛希侨、张绳祖、夏逢若等世家子弟则比较典型，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家族的败落，甚至一个时代的衰落。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寓讽刺于幽默，令人笑中有泪，悲喜交加，从而给读者以双重的审美感受，这一点，与《儒林外史》具有悲喜交融的美学风格非常相似。
3.《儒林外史》在讽刺手法的运用方面，体现了多种表现手法，如自我暴露法、前后对照法、当面揭穿法，讽刺的幽默感、分寸感等。《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也有此种特点。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多处运用了自我暴露式的讽刺手法。
谭孝移从京城回来后，发现家里给谭绍闻请的教师侯冠玉不仅没有学问，而且竟然让小小年纪的谭绍闻看《西厢记》和《金瓶梅》，不禁又气又急，卧病在床。医生董橘泉给他看过病后“拿起笔来，要一个红帖儿，落笔如飞，写了一个八味汤官方。王中执方取药，橘泉便向阎楷说道：‘我立方不比别人，一定要有个汤头，不敢妄作聪明。即如适才立那个方，乃是张仲景治汉武帝成方。’”[11]汉武帝是西汉的皇帝，而张仲景却是东汉名医。董橘泉连这个都弄不清楚，还敢对阎楷夸口说自己不“妄作聪明”。他出了丑而不自知，在王中把药抓回来后，还在那装模作样地品评说：“还不是顶好的交趾桂。这茯苓片子也不是真云苓。拿到后边，权且煎吃罢。”[12]董橘泉自作聪明，想向别人炫耀自己的医术，结果却在不知不觉间暴露了自己的不学无术，出丑卖乖而不自知。他医术不精，却为了钱财而胡乱给谭孝移看病开方，生生将小病医成了大病。
《歧路灯》还多处运用了前后对照法、当面揭穿法等讽刺手法。惠养民是《歧路灯》中一个比较立体的人物。他平时以理学家自居，其实是个假道学。讽刺性描写在揭露惠养民的酸腐和虚伪时，没有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而是通过他自身言行的矛盾进行刻画。惠养民平时喜欢把“正心诚意”“井田封建”等话头挂在嘴边，还因为别人送他的“惠圣人”的绰号而洋洋自得。惠养民有个哥哥叫惠观民，是个老实的乡下人。当初惠观民为了帮弟弟续弦借了别人家的银子，一直在辛辛苦苦地挣钱还钱。惠养民成了谭绍闻的教师后，原本束金是应该拿来还债的，他却听了妻子的话，并没有把钱交给兄长，反而自己留了下来，最后钱全被妻子滑氏的兄弟滑鱼儿骗走赌博了。他去找滑鱼儿未果留在兄长家过夜，兄长把家里的鸡杀了来招待他。与惠养民平日满口的仁义道德相比，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自私自利的。他为了讨好自己的妻子，为了钱财，不惜隐瞒和欺骗待他一片赤诚的兄长，甚至与其分家，简直没有丝毫兄弟情谊。惠养民是假理学的代表，讽刺性描写通过对他言行不一的刻画揭示了其虚伪的本质，讽刺他，也就是讽刺了那些表里不一、口不对心的假理学家们。
《歧路灯》还综合运用自我暴露法、前后对照法，当面揭穿法等讽刺手法对堪舆风水家做了揭露和讽刺。谭绍闻家里败落之后将希望寄托在风水上，因此请了风水家胡其所去看他们祖坟的风水。胡其所见那坟俢得气派，就说：“这个坟是旧年发过的。只看大势儿，就好的很。这个龙虎沙，也就雄壮的了不成。环围包聚，一层不了又一层，是个发达气象。”绍闻道：“先生看的不错。但他家如今因不发科，有起迁之意。”[13]被胡其所断言为具有发达气象的坟实际上却是因为不发科要起迁的，由此可见他根本没有真本事，是个骗子。这还不算，接下来走了半里，谭家仆人邓祥请胡其所看坟。胡其所“见是一个小馒首墓头儿，半株酸枣垂绿，一丛野菊绽黄，两堆鼢鼠土，几条蛇退皮。便道：‘这个坟主绝！’邓祥道：‘这埋的是小的爹娘。’”[14]胡其所看那坟俢得寒酸，便信口开河，未料其后人就在跟前，这不啻于打了他一个响亮的耳光。作者并没有直接说胡其所是个骗子，而是通过描写其自相矛盾的行径一步步让他自己暴露了自己的骗子本质，从而也讽刺了谭绍闻将发家希望寄托在风水上面是多么荒谬可笑。
《歧路灯》还运用直接矛盾式反讽，将两种不协调或互相矛盾的事物并列在一起，其讽刺者往往是不动声色的，其中暗含的讽刺意味需要读者自己去细细体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
《歧路灯》的第十六回，谭绍闻在王隆吉的撺掇和母亲王氏的纵容下和有名的纨绔公子盛希侨结拜了兄弟。盛希侨出身于官宦之家，家大业大，他本人却是个吃喝嫖赌无所不为的败家子。结拜之后，谭绍闻去盛希侨家拜访，他被“宝剑儿引到一个书房，挂着‘内省斋’匾儿”。在这个书斋，谭绍闻在盛希侨的怂恿下初次接触了赌博，进而一发不可收拾。“内省”本是儒家的一种道德修养方法，意在以一定的道德规范或某一道德标准来检查自己。当初盛家先辈以“内省“命名书斋，本是用心良苦。然而如今在内省斋里上演的，却全都是与道德修养背道而驰的事。内省斋的名字，是对谭、盛等人赌博，与尼姑玩乐的荒唐行径的深刻讽刺。
《歧路灯》第十九回，盛希侨请戏班来家里唱戏，将东院对厅当戏台。客厅上边横着一个大匾，写的是“古道照人”四个字。一付木对联，写得是“绍祖宗一点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曰读曰耕”[15]。这副对联为盛家老太爷所写，是“六十老人朴斋病榻力疾书”。作者并未直言讽刺盛希侨请戏班作乐的行为，而是将唱戏的地点设在了刻着盛家祖先对后世子孙殷殷期望的对联的东院客厅。对联上承载着先人对后人克勤克俭，耕读传家的期待，对联下上演着后人与戏子同乐的无边风月。作者将这两种不协调的意象不加评论地并列在一起，巧妙反讽了盛希侨这类玩物丧志、不事生产的世家子弟。
这种直接矛盾式的反讽在作品里还有很多。《歧路灯》第五十二回，谭绍闻因为惹上了人命官司，只好央请乡绅邓三变向知县董县令行贿免灾。这个董县令是个贪官，他接见邓三变的地方非常妙，“邓三变慌忙进去。宅门一闪，一揖而进，让到二堂东一个书房。上面悬一个匾额，写着‘袖风亭’三个字”[16]。“袖风亭”，顾名思义，应是取自“两袖清风”之意。“两袖清风”本是形容为官清廉的，这与董县令收受贿赂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矛盾。作者没有直接斥责董县令的贪污行为，而是将代表清廉的牌匾高悬于其受贿的地方，以两者的不和谐构成对董县令这个贪官的嘲讽。
4.隐幽委婉的含蓄美。
《儒林外史》的作者采用含蓄、委婉的讽刺手法，冷静自然，不动声色，使作品达到了一种既饱含情感、又超然的艺术境界，卧闲草堂本评道：“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现。”严监生临死伸出两根手指，不肯咽气的描写就是很好的例证。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也具有这种隐幽委婉的含蓄美。
《歧路灯》第四十八、四十九回，谭绍闻的第一任妻子孔慧娘去世之后，有人给谭绍闻做媒。夏逢若为了给自己捞点好处，也给谭绍闻做媒。他给谭绍闻介绍的是自己的寡妇干妹妹姜氏。夏逢若便撺掇谭绍闻去相看姜氏。谭绍闻与姜氏在瘟神庙里见了面，当时庙里唱着戏，唱的是《西厢记》里的《张珙游寺》，正是张生在相国寺巧遇崔莺莺一出。而台下，谭绍闻一见之下，对美貌的姜氏颇为中意，借着汗巾传情，台上与台下可说相得益彰。而紧接着，第四十九回，谭绍闻到舅舅家去走亲戚，他与表弟王隆吉一起去附近庙里看戏。这次，他见到了巫翠姐。谭绍闻被巫翠姐的美貌所吸引，在舅舅王春宇的说合下，很快与巫家定了亲事。此时，他已经把姜氏抛到了脑后，甚至还嫌弃姜氏是再嫁之身。这两个回合的描写具有很高的相似性，尤其是借庙中看戏实则看人一节。作者在小说里反复申明良家女子尤其是年轻女子不应抛头露面去庙里看戏，因为易招惹是非。可见作者对姜氏、巫翠姐的行为是否定和谴责的，这样的描写具有隐幽委婉的含蓄美。
5.寓讽刺于幽默。
讽刺和幽默都属于喜剧形态。幽默形态的客体对象往往具有多种的价值因素，它不像讽刺形态那样只具有否定的价值因素，幽默形态的审美主体的情感心态是喜怒哀乐多种感情的协奏，因此幽默常常与讽刺结合。
第五回时，由于朝廷推举贤良方正的旨意，学里的许多人开始走关系活动起来，“只说学中师爷多收了几分旷外的厚礼；学中斋长与那能言的秀才，多赴些‘春茗候光’的厚扰，这就其味无穷了”[17]。对这样托关系送礼的行为，作者不是义正辞严地指责，而是笑语揶揄，有否定，也有理解，在对这些不良社会风气予以批评的同时还令读者会心一笑，幽默中寄寓了讽刺。
第二十九回，谭绍闻贪图租赁他家房屋的皮匠妻子的美貌，想趁皮匠不在家与其私会，哪知道中了皮匠的圈套，深夜幽会被半途返家的皮匠逮个正着。为求脱身，谭绍闻答应给皮匠银子，皮匠却怕谭绍闻反悔，把谭绍闻留在家里，自己去通知谭家人。“皮匠道：‘我生法儿叫他家来人。’妇人道：‘黑天半夜轰一屋子人，我嚣的慌。’皮匠不由分说把房门向外搭了，径至谭宅后门进去。一片狗咬，皮匠倒害怕，又退回来。壮了一壮胆，猛的喊了一声道：‘谭大叔出恭，倒栽茅坑里啦！’”[18]谭绍闻私通有夫之妇被抓是一件极大的丑事，想必此时谭绍闻是又气又怕，又羞又愤。读者看到此节也是为之痛心。情节发展到这里是极为紧张的，偏偏此时皮匠一句“谭大叔出恭，倒栽茅坑里啦！”喊出来。霎时间紧绷的气氛烟消云散，反而让人忍俊不禁。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又觉得这句话用来形容当时谭绍闻的处境简直是再贴切不过。貌似是皮匠一时情急，其实处处渗透着作者的良苦用心。
（二）《儒林外史》与《歧路灯》讽刺性描写手法、风格方面的不同之处
1.理想人物身上的讽刺特质。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的讽刺对象不再单纯是作者痛恨、鄙视的人物，其理想人物身上同样具有讽刺的特质。谭孝移是作者极力赞扬的一个正面人物，是四里八乡人人称道的大善人。但这个理想人物身上也并非毫无瑕疵。谭孝移被保举为贤良方正，他本人并不知情。一直到他的朋友娄潜斋与仆人王中、账房阎楷私下里将文书的事情都打点好了，到了去孔宅吊唁之时，谭孝移才知道自己被保举贤良方正的事。他立刻推辞，后来经过娄潜斋的劝说，才终于勉强答应了。谭孝移再三拒绝，无非是想表明自己的谦虚和淡泊名利，但讽刺的是，保举贤良方正的文书都已经下来，木已成舟，无可更改。谭孝移这样一遍遍推辞，反而让人觉其虚伪。《歧路灯》对谭孝移“虚伪”的讽刺性描写也是对理学一些不合理观念的否定。谭孝移身上的讽刺特质使他不再是完美的化身，而是成为有血有肉，有人性弱点的“人”。
与谭孝移相仿，张类村也是《歧路灯》里的一个正面人物。《歧路灯》在赞扬张类村善行的同时，也不避讳地讽刺了他身上不好的地方。他因好色而乱家，用走捷径的方式考科举而忽略了学问的根本。前者是人性的弱点，后者则是八股取士的弊端和他投机取巧的观念造成的。《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将崇高与滑稽在张类村身上巧妙地结合起来，使他的形象变得更加鲜明生动。
2.丑恶盛行之处不乏崇高。
滑稽与崇高交融的另一面，是“在丑恶充斥的时代，仍然不乏优美与崇高”[19]。《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经常用正面人物与讽刺对象进行参照。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通过程嵩淑的真来讽刺惠养民的假。程嵩淑是极有个性的人物，他敢说真话，得知谭绍闻请了惠养民当老师后，他直言惠养民是个酸秀才。谭绍闻被人引诱误入歧途的时候，程嵩淑作为谭孝移的朋友十分痛心，别人顾及谭绍闻的面子只是委婉劝说，他却直言批评，甚至冷面以对，表现出其性格中颇为率真的一面。
与惠养民的虚伪自私形成直接对照的还有其兄长惠观民的真诚无私。惠观民是个目不识丁的农民，却十分友爱兄弟。惠养民为了续弦，欠下了别人大笔的债务，惠观民便帮弟弟一起还债。惠养民听了滑氏的话，要与兄长分家，惠观民纵然十分难过，仍忍痛答应，只是“回到路上，却泪如泉涌不止”[20]。惠观民的崇高品质更映衬了惠养民的卑劣丑陋。即使社会上表里不一的假理学盛行，但依然有程嵩淑、惠观民这样真诚善良的美好人物的存在。
《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不仅通过用理想的人物与讽刺对象对照描写，而且有的讽刺对象本身，也有某些崇高可敬的性格侧面。盛希侨是个只会吃喝玩乐、庸俗不堪的纨绔子弟，但他亦十分讲义气。谭绍闻被夏鼎与张绳祖骗赌，输了一百四十串钱，正发愁不知如何还赌债时，在街上碰到了盛希侨。盛希侨知道事情的经过后，第二天将张绳祖叫到家里，以赌博的名义对其一番威吓，替谭绍闻清了这笔赌债。谭绍闻不胜感激，盛希侨却说：“自己弟兄，有事时正要拔刀相助。你说承我的情，便是把我当外人看了。”[21]在兄弟分家这件事上，则体现了他爱护幼弟，重义轻财的可贵品质。
盛希侨的弟弟盛希瑗因不满其兄肆意挥霍家财，在成亲后要求分家，后来更是因为一些财产纠纷将盛希侨告上公堂。盛希侨无奈之下找了讼师，声明以兄弟情义为重，情愿放弃家产，也不与兄弟对簿公堂。盛希侨对兄弟之情的看重与维护，是他人性中的闪光点。同是堕落放荡的世家子弟，与夏逢若、张绳祖等为了金钱不择手段相比，盛希侨要显得可爱多了，他是崇高与滑稽二重组合的艺术典型。
3.引用“诗词”加强讽刺效果。
古典章回小说里引用诗词颇为普遍，《歧路灯》里面便引用了不少诗。这些诗通常放在每回的结尾或者穿插在正文中，一般当作结束语或出现在作者发表议论的时候。《歧路灯》中一些诗的引用对于加强其讽刺效果是非常有帮助的。
第四十八回，谭绍闻与姜氏在瘟神庙借听戏暗里传情，结果被人辱骂。作者讽刺姜氏是自取其辱，其引诗曰：“掠鬓匀腮逞艳姿，骊山逐队赛诸姨；若教嫫母群相偶，那得有人怒偃师。”[22]以诗来讽刺谭绍闻贪恋美色，不顾礼法，所以被人辱骂，其更暗示姜氏空有美貌，却无妇德，不是好的妻子人选。
谭绍闻相中了巫翠姐，夏逢若不依不饶，一定要谭绍闻给姜氏一个交代，其实是想为自己谋点好处。后来盛希侨出面，承诺夏逢若：“像你这材料，只中跟我去，替我招架戏，我一月送你八两银，够你哩身分了。”[23]夏逢若二话没说就跟着盛希侨走了。作者引诗：“排难解纷说仲连，如今排解只须钱；孔方不到空饶舌，纵是苏张也枉然。”[24]来讽刺夏逢若贪财、唯利是图的嘴脸。
《歧路灯》巧妙地利用了章回小说援引诗词的传统，在遵循旧例的同时让诗词为自己的讽刺性描写服务，以诗词表明立场，既加强了讽刺效果，又深化了讽刺主题。
由以上几点可见，《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的某些美学特色是《儒林外史》所不具备的或很少涉及的，因而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重视。
综上所述，《歧路灯》的讽刺性描写取得的成就也许还不足以和《儒林外史》相媲美，但从其产生时间的角度考察，这样的艺术成就难能可贵，值得格外探究。
《儒林外史》大约在乾隆十四年（1749）吴敬梓49岁时已基本完稿。程晋芳《怀人诗》写道：“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此诗载《勉行堂诗集》卷二《春帆集》，按诗之编年次第，当作于乾隆十四年（1749）秋。可见此时《儒林外史》已基本完稿。
《歧路灯》的创作大约始于乾隆十三年（1748）。《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在其《歧路灯自序》中说：“盖阅三十岁以迨于今而始成书。前半笔意绵密，中以舟车海内，辍笔者二十年。后半笔意不逮前茅，识者谅我桑榆可也。”[25]此篇自序写于乾隆丁酉即乾隆四十二年（1777），从写自序之年上推三十年即为乾隆十三年（1748）。栾星先生所作的《李绿园年谱》在乾隆十三年（1748）生平纪事栏中写道：“约于此年（葬父毕），开始撰写小说《歧路灯》。连续写了将近十年，以出仕的缘故，辍笔。”[26]对《歧路灯》的创作大约始于乾隆十三年（1748），栾星先生在其《李绿园传》中做了颇有说服力的推测：“守制家居，一方面有的是裕暇，一方面科名仕途淹滞，遂寄情寓志于笔墨。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先于此，绿园正锐意于礼部会试，仆仆风尘于豫冀道途，像这样大部头著作，他不会执笔，也没有裕暇执笔；以小说的题材及绿园严格而固执的写实态度而论，也必待人到中年，对世态人情有一番深入阅历之后，只有到此时，才可能执笔。小说开篇第一回，写谭忠弼‘念先泽千里伸孝思，虑后裔一掌寓慈情’也正符合绿园丁艰守制时的心情。”[27]
《歧路灯》的主体部分大约完成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栾星先生所作的《李绿园年谱》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生平纪事栏中写道：“五十岁。约于此年前后，因出仕，而开始了二十年的‘舟车海内’生活。时《歧路灯》已写完主要部分（约前八十回），辍笔。”[28]
《歧路灯》在写完主体部分之后继续续写大约是乾隆四十年（1775）。栾星先生所作的《李绿园年谱》在乾隆四十年（1775）生平纪事栏中写道：“约于此年开始续写小说《歧路灯》。”[29]
两年后，《歧路灯》完稿。栾星先生所作的《李绿园年谱》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生平纪事栏中写道：“八月，《歧路灯》脱稿。凡百零八回，历时三十年而竟。”[30]
由以上《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创作过程可以看出，《歧路灯》开始创作的时候，《儒林外史》刚刚完稿。《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在创作《歧路灯》时阅览刚刚完成的《儒林外史》的稿本或手抄本的可能性似乎不大。即使是在完成《歧路灯》的主体部分之后，这种可能性似乎也不大。《儒林外史》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嘉庆八年李绿园早已过世，因此，李绿园不可能得见卧闲草堂本刻本，而且，李绿园生前得见《儒林外史》的手抄本的可能性也极小。这样的事实也就启示我们，李绿园是在未得知也未得见《儒林外史》的情况下独立地创作《歧路灯》的，在这种情况下，《歧路灯》中的讽刺性描写仍然取得了能和《儒林外史》讽刺性描写大致相同甚至别具特色的成就，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评价。鲁迅先生生前似乎未曾得见《歧路灯》，鲁迅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对《儒林外史》的评价也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所作出的。如果我们冒昧地大胆假设一下，鲁迅先生生前曾阅览了《歧路灯》，他在写《中国小说史略》评论《儒林外史》时所说的“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及“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31]，是否会有另一种表述呢？拙见不一定对，恳请方家教正。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89页。
[2]李绿园著，栾星校注：《歧路灯》，中州书画社1980年版，第359页。
[3]同上，第88页。
[4]同上，第89页。
[5]《歧路灯》，第987页。
[6]同上，第478页。
[7]《歧路灯》，第702、703页。
[8]《歧路灯》，第29页。
[9]鲁迅：《什么是“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10]杜贵晨：《李绿园与〈歧路灯〉》，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4页。
[11]《歧路灯》，第124页。
[12]同上，第125页。
[13]《歧路灯》，第568页。
[14]《歧路灯》，第568页。
[15]同上，第193页。
[16]《歧路灯》，第487页。
[17]《歧路灯》，第45页。
[18]同上，第269页。
[19]陈惠琴：《自由的精神与批评的艺术——中国古典小说讽刺论纲要》，李汉秋主编：《〈儒林外史〉研究新世纪》，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页。
[20]《歧路灯》，第384页。
[21]《歧路灯》，第255页。
[22]同上，第450页。
[23]《歧路灯》，第462页。
[24]同上，第463页。
[25]栾星：《歧路灯研究资料》，中州书画社1982年版，第95页。
[26]同上，第52页。
[27]《歧路灯研究资料》，第16页。
[28]同上，第54页。
[29]同上，第59页。
[30]同上，第60页。
[3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89页、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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