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无为”

第七节　议“无为”

中国古典哲学中，有一个重要的观点被人们歪曲已长达2500多年，至今无人提出异议。不仅如此，因为这一观点的谬传，还事实上发生了“倒株连”的历史问题：连虞舜、唐尧、黄帝的思想、作为、史事、形象也被扭曲而误传误信。所以，我们对此不能不加以议论。这个被严重歪曲了的哲学观点就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原意是：自然界所存在的各种事物规律，其本身是没有任何主观思想、意志和作为的，这就是它的常态，这就是“道常无为”的含义。因为，自然规律完全是由自然界所存在的各种物质及其物性所决定的一种物理运动形式的自然体现。但是，由于各种物理性能所产生的运动及其规律所致，它事实上则又是无所不为的。如天地变化、草木枯荣、人的生死、社会兴衰等，就连宇宙天体的诞生、运行、衰老、死亡，亦无不由这种客观存在着的事物规律而为其命运性的决定因素。这些就又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无所不为，此是道“无不为”的实际意义。

唯其如此，人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想做成事业，也就不能只凭着自己的主观意志、主观愿望，想怎么办就怎么办，而是要使自己的思想、言行，做事的方法，都符合客观存在着的自然规律。这样，看起来好像是没有按着自己的主观意志办事，事实上则是将自己的主观思想调整到了与客观自然规律相一致的状态，如此则办什么事都能够取得成功，达到了“无所不为”的一种境界。这些则又是学道“无为”之客观规律以达人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顺应自然之道“而无所不为”的正确含义。然而，“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观点，却被歪曲成了“清静无为”，并将此作为一个学道、悟道、修行的总则，这是一种反进步的错误思想。因为这个重要观点的被歪曲，是有着一段比较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的。为了将这个问题说明白，在这一小节中，我们便分两步说：先简短介绍一下使这个观点嬗变的社会历史原因，然后再叙述这个观点产生嬗变的具体过程，以正本而清源。

中国古代史学家述史，都是从“究天人，本性命”这一社会根本问题上做起的。我们也学学太史公，就从这“性命”二字说起。自古，生活艰难者多表现出轻生，骄奢淫逸者则多为贪生而怕死。秦始皇怕死，到处劳民伤财、兴师动众地遍求不死之药，甚至为此而大批杀人；汉代帝王梦求长生，是到处建庙，敬事鬼神。特别是汉武帝重用方士，谈鬼弄神，以图成仙不死，而兴封禅、伺候神仙竟折腾了一十三载之久；至于王莽、刘秀等，也都花样翻新，各都迷信谶纬。由此，秦、汉、魏、晋、南北朝的神鬼迷信活动最烈时间，竟长达800年之久！正是在这种以谈神弄鬼为时尚的历史大背景之下，前汉的董仲舒炮制神学理论，借道学名词、术语为外包装；后汉建立以炼丹成仙、念咒除邪、画符镇妖、企求长生为旨的宗教，也拉大旗做虎皮，借道学之名而为教派名。更以谈“长生久视”、言玄虚奥妙的《道德经》为经典，尊老子为其“始祖”，称之为“太上老君”。一直到了唐代李渊做了皇帝，他为了既拉拢道教为其政治服务，又为他李家壮门面，就说姓李名耳的“老子”是他李家的“先祖”，追封其为“太上玄元皇帝”，并大力扶植道教，在全国大建道观，使道教迅速膨胀起来。还要全国的官员、百姓家家购置《道德经》学习。中国道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就是在这种漫长的历史背景下，先被歪曲然后又进行强化宣传的。

那么，“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个观点，出自何典？原意如何？它又是如何被一步步歪曲为“清静无为”的呢？下面，我们就该来谈这个问题了。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这一哲学理论观点，是老子抄袭《黄帝经·道原经》时，所作的一种为进行文字游戏式表述，而为其巧妙偷换理论主体概念之际，精心设置的特殊用语。《黄帝经·道原经》中的原文是：“亘先之初，道同大（太）虚，虚同为一，亘一而止。茫茫昧昧，未有明晦。神微周盈，精静必熙。故未有以，万物莫以。故无有形，大同有名。天弗能覆，地弗能载。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盈四海之内，又包其外。在阴不腐，在阳不焦”。“一度不变，能适跂蛲：鸟得而飞，鱼得而游，兽得而走，万物得之以生，百事得之以成。人皆以之，莫知其名。人皆用之，莫见其形。一者，其名也，虚其舍也；无为，其素也。和，其用也。是故，上道高而不可测也，深而不可测也。显明弗能为名，广大弗能为形，独立不偶，万物莫能之令。天地阴阳，四时日月，星辰云气，跂行蛲动，带根之徒，皆取〔以〕生，道弗为少；皆反焉，道弗为益多。坚强而不溃，柔弱而不可化，精微之所不能至，稽极之所不能过。”

《黄帝经》中的《道原经》篇，是专讲道学原理的一篇文字。我们上面所引的一段，其意思是说：道——事物的客观规律，原本是无形状、无名称，无处不在而又从来不改变的。但是，日、月、星辰等天体，是依这种规律而生成、运行，云气依其形成而在天空飘浮，飞禽、走兽、植物等所有自然万物，都是按着道（客观自然规律）而生存的。“无为”是道的本原性体现，无所不为，又是其作用的客观体现。老子抄袭《道原经》将此表述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这也没有什么错误，可以说基本上算是准确的。只是，不应使用“道常无为”表述，而应用“道无为”或“道本无为”。因为，“道”是物质运动的一种客观体现，它是由物质之“性”决定的。一定的物质，虽然可以构成生命，但物质本身不是生命体，更非高级生命体，因此，物质及其运动形式、规律都不具有思想性。所以，物质运动及其体现出来的各种规律性，都是一种客观存在，而不具有思想性和意志性。

但是，《黄帝经》与《道德经》的总体思想相反，其论述方法也不同。在《黄帝经》中，论述如何学习、掌握、运用道理（客观自然规律）为重点，从不主张什么“无为”。其论及应用客观自然规律，命之为“顺道”；言以客观规律治国，称之曰“顺治”。并将治国者谓之以“执道者”。如其论：“顺者，动也；正者，事之根也。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事物各有本性，谓之理。理之所在，谓之道。事物不合其道者，谓之失理。失理之所在，谓之逆。”“审知顺逆，是为道纪”。

《黄帝经》将客观自然规律体现、人们应用客观自然规律做事，是分别论述的，其表述用语是既科学而又准确的，毫无含混不清之处。如此，表述客观自然规律，可作“道本无为，而无不为”；若表述人们按照客观自然规律办事及其成效，可用“顺道而为，而无不为”。如此，则任何人也产生不了误解。而老子原本就是要鼓吹“无为”思想的，所以，他就用“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如此，他就为表述道的客观体现与人们学道用道之间，人为地、而又巧妙地制造出了一个界限不明的模糊地带，如此就为其歪曲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鼓吹“无为”思想奠定了基础。他接下来的论点就是：道，既然是“常无为，而无不为”的，那么，人之学道，就要学道的“无为”，并且诡辩说，只有你做到了无为，那么你就可以“无不为”了。在这里，老子就巧妙地偷换了事物客观规律与人的学习、掌握、运用客观规律办事这两者之间的主体性概念了。

老子为什么要这样做？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积极为统治者献“愚民”统治之术。在此，我们将黄帝与老子的思想言论对照一下，就清楚了。其一，黄帝强调治国者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提出“贵有智”的政治观点，说：“贱财而贵有智，故功得而财生”。老子坚决反对治国“贵有智”，说：“慧智出，有大伪”，强调要“绝圣弃智”，认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其二，黄帝强调，治理国家要实行“尚贤任能”的政策：“王天下者，轻悬国而重士，故国重而身安”。若兼并统治者祸害人民之国土，也是要做到“裂其地土，以封贤者，是谓天功。功成不废，后不逢殃。”老子则坚决反对“尚贤任能”的思想，而认为治国者必须推行“愚民”政策，说“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只有“不尚贤，使民不争……常使民无知无欲”，才能使政权稳定。其三，黄帝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富民。因为，国之本在人，“人之本在地，地之本在宜，宜之生在时，时之用在民，民之用在力，力之用在节。知地宜，顺时而树，节民力以使，则财生。赋敛有度，则民富。民富则有耻，有耻则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号令成俗而刑罚不犯，则守固战胜之道也。”老子则认为，民富就会盗贼蜂起，天下大乱。只有让老百姓都穷得光屁股，才能太平。所以就强调：“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又说“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以小国寡民为最好。老子背叛中国传统哲学根本性的立场，就在于学道是为了大有作为还是无所作为的问题。其四，黄帝认为，道无思，也无为，但道不可违，不可逆，万物都顺道而生，顺道而变，顺道而昌。这便是道学理论上的“道无为而无不为”观点；但人是有思想、有意志、有智慧，要有所作为的，与自然物不同。所以，人就要学道、明道，以顺道而达大有作为、做成事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故言治国者要“上知天时，下知地利，中知人事，善阴阳之为用”。既知天道之不可违，就要“顺天”，并由此而提出“顺天者昌，逆天者亡”的著名哲学观点；知时变之义，就要“与时偕行”，做事要“因天时，与之皆断。当断不断，反受其乱。”这是强调把握时机、善抓机遇的重要性；知地利，就要重视地利之为用，“人主者，重地则得其根”，“不重地则失其根”；知人事，就要爱民，“尤为爱民，与天同道”，“号令合于民心，则民听令。兼爱无私，则民亲上。”治国者要“唯公无私，见知不惑，乃知奋起”，方能有为。老子则将人与自然物等同，否定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既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人也就要效法自然之道，什么事都不要做。因而提出了与中国传统哲学截然相反的观点：要“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且诡辩说：“为无为，则无不治”。这就是李耳“无为而治”离经叛道的著名观点。

应该说，老子的谬论对中国人的危害是很深的。直到今天，还常常听到有人崇尚什么“清静无为”、“安贫乐道”等，其实这很愚蠢：“清静无为”鼓吹的是懒汉思想，“安贫乐道”则是懒汉加空谈！这种思想的鼓吹与崇尚，是不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的一种离经叛道谬论，是使我中华民族陷入落后的历史思想根源！由于李耳抄袭《黄帝经》而大倡离经叛道之说，这就决定了他必然要搞文字游戏，进行一系列的诡辩，这就给中国思想史的发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如他说道既表现为“常无”，又为“常有”，“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说什么“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由此，在魏晋之际，就兴起了一场“有”与“无”、“本”与“末”的玄学争论。

老子抄袭别人著作而作的离经叛道之说，极受封建独裁统治者的欣赏：秦始皇为了达到“长生久视之道”，耗费国家资财而遍寻“不死之药”；为了推行“绝学无忧”之治，又借机大批坑杀学者；汉武帝为了求长生不死，劳民伤财、建祠候神、兴封禅一十三载；武帝虽在秦始皇为“绝学”而失国的历史教训面前，也要“罢黜百家”之学，而搞一言堂；老子所倡的玄虚之学，所论的“长生久视之道”，所宣扬的“愚民”之术，所造成的哲学理论混乱，无论怎么辩解，其对中华民族思想精神的危害，是抹不掉的。唯因其说对民有害而对统治者有利，一代一代的帝王才抬举这个老子，而唯因其有代代统治者的抬举、对其说进行强化宣传，其对中华民族的危害就更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