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老无为”

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变化是如此的急剧、跌宕，瞬息万变，以致汉初的开国君臣未谋其“政”（尚未来得及思量、选择一种新的国家意识形态），就已身在其位。刘邦与陆贾关于“马上得之”、“马下治之”的对话是颇具戏剧性的。但若仔细玩味，可知这对话还包含着深刻的含义，即陆贾要求刘邦应该及时从“马上得之”的思维状态转到“马下治之”的新的思想方法上来。陆贾在反思、总结秦亡教训时批评“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陆贾《新语·无为》），并提出治国之道“莫大于无为”的观点。这个看法也代表了汉初黄老学者的共识。有鉴于此，汉初统治者选择了一种旨在休生养息，恢复生产的“黄老无为”作为治国方针。当然，从更深层次上说，汉初统治者之所以选择“黄老无为”，并不是由于某些人的意愿所致，而是由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所决定的。所以，尽管汉初统治者不可能像汉初诸子那样从理论的高度认识到黄老学的思想意义，但大体上仍可以肯定汉初统治者是遵循黄老思想而施行无为之治。

值得注意的是，汉初黄老学者在反思秦亡的历史教训时，并没有因为秦的暴亡而全盘否定法家思想，而是对其合理思想作了批判吸收。但由于思想立场和方法上的局限，致使汉初黄老学者未能充分地认识和吸收儒家思想精华，这便限制了汉初黄老学在政治上统一思想、统一人心方面发挥更大的实际效能。这证明汉初黄老学理论自身确实存在局限性。从统治者的角度而言，由高祖、吕后到文、景两帝，他们对于黄老学的思想认识是从自发到自觉、逐渐加深的。但在汉初六十多年里，一直没有从行政上把黄老学明确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因此，“黄老无为”只是潜在地起着一种指导思想的作用。

从汉初历史发展角度看，“黄老无为”的历史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从积极方面讲，就是顺其自然，休生养息，对汉初恢复生产、重建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从消极方面说，就是放任自流，无所作为，对汉初潜伏的社会政治问题不仅束手无策，甚而有助长之势。另外，汉初统治者虽然在指导思想上倾向、遵循黄老学，但在政治体制上却基本继承秦制，同时兼取封建制的做法，毕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并不能长治久安。这便决定了“黄老无为”作为国家指导思想的历史过渡性特点。随着汉初社会形势的发展变化，黄老学日益不能适应新的时代需要，从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