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

中国新闻史教学需要适时革新

中国新闻史教学历来是我国新闻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已有80年开课历史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是一门专业基础课程,以内容厚实见长。但是,近年来遇到不少问题,甚至在某些方面显露出危机。因此,亟须认真研究新情况,积极解决新问题,力争化危机为转机,开创中国新闻史教学的新局面。

在我国,新闻史课程的开设,同高等学校新闻系科或报学系科的创建是同步的。1920年开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报学系,就设有《新闻学历史与原理》课程。随后多所高校成立报学系科或新闻系科,都设有《中国报学史》或《中国新闻发达史》课程。这时我国的高等新闻教育,是仿照美国的办学模式,尤其是以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为蓝本。该院第一学年第一学期设有《新闻史论》课程,第一学年第二学期设有《新闻史》课程^[14]。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新闻史教学的初创时期,这时中国新闻史课程的名称为《中国报学史》或《中国新闻发达史》。戈公振是最早的任课教师之一,他先后在上海南方大学、国民大学和复旦大学等校讲授这门课程。名著《中国报学史》,既是专著,又是教材。它是为教学需要编写的,为中国新闻史课程设计了理论架构的基本内容。

戈公振的任教和《中国报学史》的问世,为中国新闻史的教学与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新闻史》课程“立”起来了。当时这门课程的基本内容是介绍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沿革与概况,正如复旦大学新闻系首任系主任谢六逸所说：“中国报学史,讲授现在国内著名报纸的沿革与概况,本国报纸发达的经过,注重压迫言论的事实的研究,本国报纸所受国外报纸的影响。”^[15]显然,还未涉及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的学习。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处于战火之中,少数学校的新闻系在困境中坚持办学,《中国新闻史》能继续开课已属不易,更说不上发展了。50、60年代,中国新闻史教学却出现了崭新的局面。1954年7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明确指出：“中央责成马列学院设立新闻班”和“扩大现有的大学新闻系的学生数目”。当年9月,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后改名中共中央党校）就开办了新闻班,编写《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是这个班的一项重要任务。该班组织教学人员收集报刊史资料,编写教学大纲及重要报刊介绍,大纲草稿送胡乔木审阅。1956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座谈会,传达胡乔木对大纲及报刊史教学的意见,讨论大纲草稿。根据座谈会上传达,胡乔木认为,报刊史同思想史是有区别的,报刊史应以报刊发展的历史为主,叙述报刊在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他强调指出,报刊史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对报刊工作在进行思想教育,因此,必须详细地介绍一些杰出的报刊工作者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他还提出,报刊史是新闻业务教育的一门极为重要的课程,革命报刊工作的基本问题,应该通过报刊史来加以阐述。

马列学院的大纲和胡乔木的意见,对中国新闻史教学影响巨大、深远。与此同时,苏共报刊史被介绍到中国来,请苏联专家讲课,出版了教材,也有不小的影响。再加以经历的大环境是,国内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到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到倡导“兴无灭资”革命化；国际上强调反帝反修。在种种因素的作用下,中国新闻史教学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介绍革命新闻事业的历史为主,以评述新闻宣传内容为重点,提出了与《中国报学史》截然不同的理论架构与内容安排。同初创时期相比较,过去注重历史沿革与概况,讲形式多,此时注重新闻宣传的历史分析,讲内容多,强调了新闻宣传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中的作用。此时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颇受重视,课时为每周3学时、一学年,专业基础课的位置稳固。但是,无论在教材上还是在课堂讲授中,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重复较多,有明显的、当时广泛流行的“左”的色彩。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70年新闻系重新招收学员开始,《新闻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史》是新闻系的重点课程之一。当时明确规定“以毛泽东著作为基本教材”,而《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16]一文成为教学的唯一依据。以这篇文章为纲,歪曲编造历史。

“文革”结束后,恢复《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20世纪80、90年代,随着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国新闻史教学也出现了繁荣局面。其主要表现为：1）各高校新闻院系都开设了《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一般为每周3学时、一学期）,它仍是专业基础课程,国家教育部新闻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也认定它是一门核心课程；2）除通史性质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外,一些学校新闻院系还开设了《新闻法制史》、《名记者与作品》、《新闻业务史》等以历史为线索的课程,出现了新闻史课程的群体发展趋势,而通史的内容也由此得以扩展,由新闻事业史拓宽为新闻传播史；3）从1987年起,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开考,把这门课程的教学推向社会,推向全国,使它具有广泛的普及性；4）教材建设进展很快,并出台了两个全国通用的大纲,即全国高等学校自学考委员会审定,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教育部）批准的《中国新闻史自学考试大纲》(1987年、1999年两个版本）、国家教委高教司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1995年版）两者都具有规范作用；5）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人员的队伍扩大了,全国有数百人。所有这些,表明中国新闻史教学有扎实的基础,具备进一步发展的条件。

当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新闻史教学中的问题和困难。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潮涌动的形势下,中国新闻史教学前进的步伐显得缓慢,一些矛盾和缺失凸显出来了,在某些方面存在危机。下面列举几点,以为例证。

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是,从教学内容到理论架构都较为陈旧,不能满足培养当代大学生的需求。如前所述,我们的一整套教学思路与方法,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形成的,影响至今,其主要特点是,着重讲新闻宣传内容、新闻宣传领域的斗争和中共党报活动,很少讲信息沟通(特别是与国外的交流）、业务经验(特别是经营管理经验）和非党报刊的活动。在历史分期方面,古近代部分仿照中国通史,现当代部分直接采用中共党史的分法,未能充分体现中国新闻传播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自身规律。

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二是,统一的课程,不能适应“分流”的需要。我们历来只开一门《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这就是统一。然而过去只是单一的新闻专业,现在除新闻专业外,还有广播电视、广告、编辑出版、传播学等专业,过去只有本科层次,现在除本科外还有专科、专升本、硕士生、博士生等层次；过去只有全日制学生,现在除全日制学生外,还有在职生、自考生和夜校生,这些就是分流。适应这种分流的形势,有些专业就不开统一的《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分别改开《中国广播电视史》、《中国广告史》等课程。由此,要不要坚持开设《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就成为尖锐的、急需解决的问题。此外,不同层次用同一种教材,教学内容相似,拉不开差距,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三是,学生的历史观念淡化,对于学习历史不感兴趣。他们认为《中国新闻事业史》这门课程枯燥乏味,今天已经远离革命战争年代,也不再讲阶级斗争,过时的经验与知识毫无用处。他们不重视整体的知识结构,也不看重继往与开来的关系。

我们面临的突出问题之四是,师资问题。新闻史教师队伍不断壮大,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十几人,80年代就有几十人,90年代增至百人以上,现在有数百人了。但是,我们的队伍中,有“转业”的,即从非新闻专业出身转教新闻史的,也有“兼任”的,即教其他课程兼教新闻史的。他们带来了学科融合的新气象,但他们要熟练地掌握新闻史教学内容,需要时间和其他条件(查阅资料等）。即使是任教多年的教师,也需要有时间和其他条件来学习新知识,研究新课题。但是,浮躁的学风和学校一些急于求成的措施,使他们忙忙碌碌,应付杂务,不能安心“坐冷板凳”。

如此等等,问题不少。这些问题,如不及时解决,势必酿成日益严重的危机,势必导致专业基础课程的地位动摇与新闻史教学萎缩,势必削弱新闻史在培育学生素质与完善学生整体知识结构中的作用。实际上已经存在边缘化的趋势,新闻史作为专业基础课程(核心课程）的地位日渐模糊。我们应该直面现实,努力化危机为转机,为中国新闻史教学创造一个新局面。而从全国新闻教育事业发展的形势来看,目前正是我们审视以往、开拓未来的有利时机。这是因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历史经验与历史传统；在新闻出版界的“三项学习教育”中^[17],也必然要涉及历史经验与历史传统；而更为直接的因素是,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闻教育事业迅猛发展,至今全国已有近400个专业点,理应接近或进入饱和状态。接下来需要考虑的是巩固与提高的问题,即加强专业建设的问题,从全局的发展战略,到各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等,都需要重新研究。此时此刻,我们也应该在分析现状、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为新闻史教学设计新方案,其中包括课程定位、教学要求、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师资培训等。为了设计好这一方案,我们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包括学生的、教师的和新闻界人士的意见,而首要的是我们任课教师自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明确的看法,达成共识。下面,提出几个问题,同大家商讨。

第一,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念,整合课程群体。

从20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新闻史教学基本上只有一门《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80年代开始逐渐发生变化,至今已经出现多门课程。我们应该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念,及时地将多门课组合成一个群体,其中有新闻史,也有传播史；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有通史,也有专史。当然,《中国新闻传播史》和《外国新闻传播史》是两门主干课程,它们的性质是专业基础课程,即新闻学类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此外,有的可列为专业必修课程,如广播电视专业的学生必修《中国广播电视史》(或《中外广播电视史》）,广告专业的学生必修《中国广告史》(或《中外广告史》）；有的可列为选修课程,如《中国新闻传播法制史》；有的可以列为专题讲座课程,如对传媒、人物历史的个案评介(《范长江及其作品》、《大公报史论》,等等）可组合成讲座课。

中外分别开课,还是合在一起？作为通史课程,长期以来是将中外分成两门,各自独立^[18]。如果能将两者合并成一门课程,中外一体,当然很好,但内容太多又太复杂,构建理论框架不易,需要作深入探讨和反复试验,才能确定。因此,近期仍以中外分别开课为宜,同时着手研究合并方案。至于广播电视史、广告史、出版史等,中外同样可分可合,或分合并存,可视具体条件和需要而定。

通史是基础,在此基础上细化,才分流为各种专史。专史有专业的,如广播电视史、广告史；专门方面的,如新闻传播法制史、新闻业务发展史；个案的,如新华日报史、斯诺的新闻活动。通史和各门专史课程的开设,显示了新闻史教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树立“大新闻传播史”观念,有利于课程整合,也就是根据不同内容与要求,确定各门课程的名称与性质,划分必修课程、选修课程与专题讲座课程,规定学时、教学方法与具体安排等。还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从“大新闻传播史”观念出发,各个相关方面分工合作,相辅相成,共同为繁荣新闻传播史学科出力。

第二,增强全局观念,全面介绍历史。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是以现代(1919—1949）为重点,以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为中心进行教学的。学生们反映它是党报史,是解放区新闻史,是报刊的政治斗争史。这说明,我们在抓住“中心”的同时,对于全局关注不够。例如,在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新闻事业占统治地位,民营新闻事业也有很大影响,小型报曾一度风行,而我们在课堂上对这些方面的情况讲得很少,连基本的数据也没有。

我们讲的是新闻传播通史课程,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反映历史全貌是基本要求。因此,必须有全局观念。这里所说的全局观念,在中国新闻传播史方面是指全国观念,在外国新闻传播史方面是指全球观念,也就是要全面地叙述历史。讲通史有全局问题,讲专史也有专业的或专门方面的全局问题,地方史也有当地的全局问题。即使是个案,也不能只讲一点不及其余。当然,讲解历史现象总会有轻重、详略、主次的差异,但这种差异是在全局观照之下的,有助于正确认识与理解全局的。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深入思考如何理解与运用“以我为主”的思想原则问题。胡乔木曾说：“《解放日报》改版,根本的关键,是‘宣传上要以我为主’。‘以我为主’这个思想非常重要。联系到毛主席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可以看出这是他一贯的思想原则。宣传上总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叫做‘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19]这是“以我为主”的本来涵义——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一项重要思想原则。我们在介绍有关历史现象时,是努力体现这一思想原则的。如,在讲述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整风运动、军事宣传和政治论争时,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将这一思想原则泛化,推而广之,用它来解释全部历史。

我们的立足点是,尊重历史,客观地全面地看待历史；我们的任务是,将历史的本来面貌,包括种种经验教训和曲折的历程,客观地全面地介绍给学生。为此,中国新闻史教学在多方面需要改革,例如：

——探讨新的历史分期方法,建设新的理论架构。这是中国新闻史教学面貌实现根本变革的关键。目前,有些教材或专著已对历史分期作了调整,但仍属局部的、尝试性的。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架构,它既不同于戈公振提出的第一个理论架构,也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至今采用的第二个理论架构,而是全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第三个理论架构。这一架构,应该符合中国历史发展大局,适应现代化建设要求,体现新闻传播事业特点,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史知识的完整性与系统性。为了建设这一架构,我们一要大胆设计,二要深入研究,三要反复试用,在此基础上全面推广。

——充实一些过去不够重视却有实际需要的内容。如,对于国民党的传媒与人物、中间派的传媒与人物、外国在华的传媒与人物,一般是放在斗争对象或陪衬的地位讲述,或者语焉不详。这就不够全面,也偏离了历史的全局。我们需要重新梳理历史事实,在全局的观照下,详其应详,略其应略,合理取舍,力避片面。

——要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对进步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作具体的、全面的阐释。进步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传播事业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是我们教学与研究的重要内容。但它们不是任何时候都占主导地位,它们自身的发展是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经历了曲折坎坷的道路。我们决不能搞变相的“三突出”^[20]。

第三,加强专业观念,显示专业特色。

相对于中国通史而言,《中国新闻事业史》是专业史,或者说是专业的通史。学生通过这门课程学习,能够了解这一专业——中国新闻事业产业与发展的历程,它在社会上的地位与作用,它的历史经验与教训。换言之,学生可以从历史的视野学习专业理论与知识,学习做人与做事。但是,我们在教学中讲得比较多的是一般的历史背景和新闻宣传内容,并且是按照中国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脉络讲课,对于新闻传播的自身规律与历史经验介绍较少,专业特色不明显。而没有特色,就没有独立地位,就可能成为其他课程(如《中共党史》）的附属与补充。《中国新闻事业史》要成为有特色的新闻通史课程,应该调整与充实内容,在一些方面有所加强,例如：

——对于新闻思想与新闻理论的历史评析。从维新派、革命派到国民党、共产党的新闻政策和新闻观点,从王韬、梁启超到徐宝璜、邹韬奋等人的新闻思想,我们作了不少介绍。问题在于,只讲政治意义与介绍经验,从学理上分析不够；对有些人(如张季鸾、成舍我）,讲得很不充分；对有些人(如胡政之、曾虚白）,还没有讲到。

——对于经营管理的历史评析。经营管理与采编业务并重,是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我国新闻界有这方面的传统。时务报馆由梁启超主持笔政,汪康年主持馆务,各扬所长。邵飘萍、邹韬奋、史量才等主持报刊时,都是两者兼管的。在战争年代的革命根据地,情况特殊,新闻事业作为党和政府的一个工作部门,实行供给制,不计盈亏。而在国统区的《新华日报》,仍然设有经理部,重视对广告、印刷、发行的经营管理。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中,这方面讲得太少,沿革不详,脉络不清,更不用说规律与经验了。

——对于新闻法制与职业道德的历史评析。在中国新闻史教学中,对这两者都有所涉及,但仅仅是个案介绍,较为琐碎,缺乏系统性。我们不仅要让学生知道历史上有过哪些新闻法规,有过哪些关于职业道德的论述和事例,更要让学生了解新闻法制与职业道德在新闻传播中的地位与作用,了解其历史发展的轨迹。

——对于人物、事例、作品的历史评析。增加有关杰出新闻工作者、突出事情与案例、优秀作品的评述,不仅能充实课程内容,加深学生对历史全貌的了解,而且能使课程教学生动活泼,提高学生学习专业历史的兴趣。

此外,对于外国在华新闻机构和外国新闻记者在华活动的历史,也应该有所介绍。

第四,坚持史论结合,以史为本,论从史出。

史论结合是《中国新闻事业史》课程的特点,也是它的优势所在。大量的史实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观点,在历史中形成的理论是具体的、生动的、来龙去脉很清楚的。因此,这门课程在培育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新闻观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

“史”,是根本,不能离开“史”发空论。讲“史”,要“点”(历史现象）、“面”(历史概况）、“线”(历史线索）三者相结合。“点”要具体,“面”要周全,“线”要清晰。一些主要的历史现象,如重要文献、著名人物、优秀作品、重大事件以及重要新闻思想与工作经验等,要作为重点讲述,甚至要讲细节。但在课堂上也要避免作过细的考辨论证,那样会偏离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要求。

“论”,是对于历史的论说,往往是把历史过程讲清楚了,“论”的色彩也就出来了,如延安《解放日报》在整风运动中的改革,夹叙夹议地评介其经过情况,既有过程与做法的描述,也有党报理论的介绍。“太史公曰”式的简单点评和归纳性的专题评介(如维新派的办报思想）,都是论说的形式,但都不能离开史实,这也是新闻史论与新闻学概论不同之处。

重视史论结合,目的是引导学生理解历史,有效地发挥历史的借鉴作用和教育作用。

第五,改进教学方法。

新闻史课程历来采取的教学方法是,以课堂讲授为主,辅以参观、访问、讨论等。但近年来客观情况有很大的变化：一是授课对象从单一的本科生发展为多层次、不同性质(全日制、自学、培训）的学生；二是教学手段和教学设施的改善,如计算机和多媒体的运用。这就要求教学方法作相应的改进,例如：

——不同层次要拉开差距。我曾对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讲过新闻史课,我试用的办法是：对大专生与本科生,以课堂讲授为主,介绍基本历史知识,以现代和当代部分为重点(大专、本科有详略的差别）；对硕士生,在课堂讲授的同时,指导自学,组织讨论,以学习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宣传政策与历史经验为主,重点在当代；对博士生,以课堂讨论为主,研讨重要历史现象和重要问题,如梁启超的新闻思想、1956年的新闻工作改革等。

——重视干部培训。与文史哲基础学科不同,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实践性较强,培训从业人员是一项重要任务。在我国庞大的新闻队伍中,多数是非新闻专业出身的,他们需要系统学习新闻专业知识,《中国新闻事业史》是其中必学的一门。对他们讲课,时间短、内容多,只能理线索、讲重点。特别是有些重大的、著名的历史现象,他们只知题目,不知内容,如“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与党报改革”,这个题目也许他们听过数百遍,但不了解其过程与意义。对此可以作系统的、全面的介绍。对于一些有特点的历史经验,如报纸杂志化、小型报精编等,他们很有兴趣,也值得仔细讲。

——与有关课程协调内容安排。广播电视专业、广告专业都要讲自己的专业历史；有些课程,如《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写作》等,也多有涉及历史之处；也有些课程是直接讲述历史的,如《名记者与作品》。所有这些有关课程,我们都应该了解与尊重它们自身的需要,与它们协调,合理安排,各得其所。作为通史的《中国新闻事业史》,具有综合性和基础性,视野开阔,能够融合各专业和各专门方面的历史,自成一格,而不重复其他课程的内容。

——重视技术手段的运用。计算机和多媒体课件在教学中使用,为我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许多过去无法让学生阅览的资料,都可以放映出来,供大家观看与研究。此外,我们还可以选择放映一些电视片、电影片,使我们的教学更为生动活泼。

第六,革新教材。

在中国新闻史学科领域中,有一个好传统,就是教学同科研紧密结合在一起。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学术价值很高的教材,开了一个好头。20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党校也是以编写教材为中心,开展报刊史研究的。80年代以来,教材建设速度加快。从那时到现在的20多年中,出版教材(教科书、讲义）,包括辅助教材(大纲、文选、资料）,估计在60种以上。数量不少,但在内容和体例上基本上是相同或近似的。从一方面看,这种情况表明我们的教材比较成熟；而从另一方面看,我们的教材缺乏创新。在培养学生的具体要求时有更新,新闻史研究时有新成果,种种条件时有变化的形势下,我们的教材也应该与时俱进,常有新面貌出现。

如果认可“大新闻传播”观念,注重全面性和专业特色,坚持史论结合,那么,我们应该重新编写教材,至少对现有的教材在内容和结构上作大幅度调整。编写方法也要有所更新。

有的教师曾经提出以人物为主线编写教材,像中国文学史那样着重讲作家和作品。按照这种设想,教材可以写得具体、生动。但是,采用这种写法困难很大。新闻媒介同文学作品不一样,前者是集体劳动的产物,后者是个体劳动的产物。特别是在现代和当代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是党领导下,集体劳动与集体智慧的产物,“在党报工作的同志,只是整个党的组织的一部分”^[21]。因此,媒介不能作为个人的事业来看待。但在处理这一问题上,也可能找到变通的办法。比如,或以人带事,或因事出人,或两者兼用。众所周知,解放前的一些著名人物,如邵飘萍、张季鸾、邹韬奋等,都被公认是他们各自事业的象征或代表,许多事情和某些思想主张都以他们为中心展开。解放后,在一次又一次的广泛的新闻宣传活动中,也涌现出不少成绩突出的新闻工作者和优秀的新闻作品,如抗美援朝中的魏巍与《谁是最可爱的人》,典型宣传中的穆青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

教材有统编的,也有自编或合编的,对此也有合理掌握的问题。自学考试是国家统考,需要统一组织力量编写供全国与地方使用的教学大纲和教材,这是毫无疑问的。至于全日制本科,既要考虑全国统一的要求(研究生入学考试也需要）,也可以有不同风格与特点的教材,全国统一的,可搞一个指导性大纲。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织撰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有7万多字,除章、节、目之外,还有内容要点,太详细了,而且是1995年出版的,至今已有9年之久,可以重编了。新编的大纲,应该明确规范本课程的基本要求和基本内容,不必过细,给讲课者多留些余地。教材可以一校自编,也可以多校合编,像现在一样不搞统编,有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教材还有配套问题。一种配套是本科生、研究生各一套,或本、硕、博各一套。另一种配套是,教科书(讲义）、参考书(文献、资料书）、电子教材(碟片或盒带）、参考影视片等。

以上所述6项理念与方法,属可取可舍可改之列,革新的关键还在于我们任课教师的热心进取。目前正处于我国新闻教育大发展,课程需要重新整合之际,我们应该抓住机遇,适时设计新方案,以新的主张和新的成果造成新的发展势头。

(本文为提交中国新闻史学会年会的论文,

写于2004年4月）

【注释】

[1]本文是1996年9月13日在台北参加“两岸新闻教育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2]王韬：《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载《弢园文录外编》。

[3]戈公振：《新闻教育之目的》,载《报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

[4]邹韬奋：《想念新闻学》(信箱）,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40期(1929年9月1日）。参见邹韬奋：《征求一位同志》,载《生活》周刊第5卷第34期(1930年8月3日）。

[5]《关于副刊的一些想法——夏衍同志谈副刊》,载《新闻业务》1962年第4期。

[6]本文作为“新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与课程体系改革研究”项目成果的一部分,曾在《新闻大学》上发表。

[7]谢六逸：《新闻教育之重要及其设施》,见《新闻世界》创刊号,1930年10月出版。

[8]邵飘萍：《我国新闻学进步之趋势》,见《东方杂志》第21卷第6号,1924年3月出版。

[9]戈公振：《新闻教学之目的》,载《报学季刊》第1卷第1期,1929年3月。

[10]邹韬奋：《想念新闻学》,载《生活》周刊第4卷第40期,1929年9月。

[11]范长江：《论人民的报纸》,载《新闻研究资料》第11辑,1982年5月。

[12]朱立：《大学新闻教育往何处去？》,载《潮流月刊》第20期,1988年10月。

[13]郑贞铭：《新闻教育的基本理念》,载《新闻大学》总41期,1994年秋。

[14]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载《教育杂志》1930年12月号,已收入《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5]谢六逸：《新闻教育的重要及其设施》,载《教育杂志》1930年12月号,已收入《谢六逸文集》,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

[16]《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一文的副题为《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本文是《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1968年9月1日发表。

[17]“三项学习教育”,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学习教育。

[18]另有一种情况是,将中外两个独立部分并在一起,成为一门课程——《中外新闻事业史》,只是课时上的合并,内容没有融为一体。

[19]《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

[20]“文革”中对文艺作品创作的要求,即,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21]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党与党报》,1942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