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序幕

第一节　在华外报的嚆矢：宗教性报刊

一、《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

1815年8月5日创刊于马六甲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后简称《察世俗》)是第一份中文近代报刊，也是外国人所办的第一份以中国人为宣传对象的报刊。伦敦布道会派遣来华的英国传教士威廉·米怜(William Milne，1785—1822年)是这份报纸的创办人兼主编，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H.Medhurst)为主要撰稿人，并一度兼任过主编，刻工梁发是米怜的主要助手。

《察世俗》属于宗教性质，米怜曾在《中国丛报》第二卷中如此阐明《察世俗》办刊宗旨：“至本报宗旨，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本报虽以阐发基督教义为唯一急务，然其他各端，亦未敢视为缓图而掉以轻心。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以忽之哉。”^[1]因此，从内容上看，直接宣传教义的文章占全刊的绝大部分，其次是宣传伦理道德，再其次是科学知识，主要是天文知识。该刊登载了中国近代报刊上的第一条消息，这条消息是有关天文方面的：

照查天文，推算今年十一月十六日晚上，该有月食。始蚀于酉时约六刻，复原于亥时约初刻之间。若此晚天色晴明，呷地诸人俱可见之。^[2]

《察世俗》为月刊，形式如我国古代的线装书，和明清《京报》差不多，用木版雕印，每期5页，约2000字。该刊初印500册，后增至2000册，免费在南洋华侨中散发，其中一部分还由人带到广州、澳门分发。该刊于1821年停刊，先后共出版80多期。

移植来华的外报要想生存，就必须适应其生存环境，完成“中国化”的过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中国化”特点，体现在如下方面：

内容上，作为《察世俗》的主编和主要撰稿人的米怜，在编辑和撰稿时，尽量运用中国的传统形式，尽量迎合中国人的心理，附会儒学以宣扬基督教教义：每一期的封面上都印有“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字句；在文章中更是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孔孟程朱的言论；经常引用儒家言论来阐释《圣经》文句，以示二者的思想和精神的一致性。米怜附会儒学的目的是要告诉中国读者：基督教义和儒家学说是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米怜曾坦率地说过，对于那些于我们的主旨尚不能很好理解的人们，让中国哲学家们(指儒家)出来讲话，会收到好的效果。

米怜等人在文章的写作上常采用中国文学特别是章回体小说的表现手法，连解释天文现象的知识性文章也要在篇末用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类句子结尾；他们总是用自家人的口气讲话，尽量做到亲切自然，不板起面孔说教，经常讲“我们中国人”如何如何，他们十分懂得，要使中国人的思想“西方化”，先得把自己装扮得“中国化”；文章短小、通俗，粗通文墨者亦可读之。

米怜等人创办《察世俗》，本是无法进入大陆传教的无奈之举，但这为后来的传教士看到了办报传教的优长之处，遂纷纷模仿办报以传播基督教教义，无意之中，开启了中国近代新闻史的序幕。《察世俗》的传播效果并不理想，中西文化之间的隔阂不可能旦夕之间消除；南洋与大陆之间的距离，也增添了传播的难度。《察世俗》的宗教宣传，对当时中国人的思想影响并不大，但它对“西学”的介绍，却无心插柳，使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看到了“光明”的曙光。后来的宗教报刊，西学比重逐步增加，而宗教色彩日益淡化。《察世俗》所创立的“开智”原则，对中国近代报业影响深远。

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

查尔斯·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年)，德籍传教士，1827年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来华传教，起初在爪哇、暹罗等地活动，两年后，和荷兰布道会脱离关系，转而同英国在华的传教士、商人、官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833年8月，郭士立以鬼神莫测的手腕在广州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后简称《东西洋考》)；之后，郭士立还参加过英文报刊《中国丛报》的编辑工作。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是西方传教士打入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家中文报刊，为月刊，曾于1834年5月一度停刊，1835年2月复刊，同年7月再次停刊，转由在广州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接办，1837年2月在新加坡再次复刊，1838年4月最后停刊。该刊虽然也属宗教性质，但“宗教内容已退居次要地位，解释教义的专文没有了，阐发基督教义已不是刊物的基本要务”。^[3]郭士立曾如此陈述他的办报目的：

在文明已迅速发展的今天的地球上，中国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仍视中国以外的其他民族为野蛮人。创办这份杂志，为的是要让中国人了解我们的艺术、科学和原则，让他们知道，我们确实不是野蛮人。^[4]

《东西洋考》是一份“西方文明的辩护书”，它将主要的旨趣转向世俗社会，大大增加了科学文化知识的比重，历史、天文、地理已经超过刊物内容的半数，旨在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西方文化的优越性，掀起了用科学知识来唤起中国觉醒的第一波。《东西洋考》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得到了回应，成为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书的主要参考文献之一。

在报刊业务上，由于前面米怜等人的开拓、摸索，郭氏办中文近代报刊显得更加得心应手。1834年1月出版的《东西洋考》刊载了《新闻纸略论》一文，这是近代中文报刊上出现的第一篇论述西方报纸的专文。全文虽然只有331个字，但叙述了报纸的起源、新闻自由和当时一些主要国家的报刊出版概况等问题，使中国人第一次听到了“新闻自由”这个名词。

在西方各国有最奇之事，乃系新闻纸篇也……各国人人自可告官而能得准印新闻纸，但间有要先送官看各张所载何意，不准理论百官之政事，又有的不须如此各可随自意论诸事，但不犯律法之事也……于道光七年，在英吉利国核计有此书篇共四百八十多种，在米利坚国有八百余种，在法兰西国有四百九十种也。此三国为至多，而其理论各事更为随意，于例无禁，然别国亦不少也。^[5]

由此可知，编者已经有意识地注意并且运用西方报刊经验了，从而使《东西洋考》在业务近代化方面获得显著进展，并具有近代化报刊的一些基本特征：(1)重视言论，每期必有，且置于首页。该刊言论的重点已不在阐发教义上，而是论述政治问题，对欧美各国的政体、司法制度进而狱政改革进行了广泛评论，揭开了中国近代新闻史“政论时代”的序幕。(2)新闻成为必备的一栏。主要是刊登政治新闻，社会新闻开始出现。该刊关于酒徒打人致死的报道和一位105岁老翁四年前娶一个22岁妇女并生子的消息，是迄今所见中文近代报刊中最早的社会新闻。“在业务上，《东西洋考》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近代报刊的基本特征了。”^[6]故此，有学者断定它“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具有传媒意义的新闻期刊”。^[7]

《东西洋考》在外报中国化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郭士立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精通中文，因此《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的语言欧化的成分大大减少。其次，郭士立非常擅长取悦于读者，缩短和读者之间的距离。他熟悉中国情况，常穿中国服装，吊下一条假辫子，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人，甚至不惜拜一个福建人做干爸爸，来取得中国亲属的身份；他还采用免费给人治病的手法以笼络和取悦于中国人；他将刊物的主办者称为“爱汉者”，拉近与中国人之间的距离。另外，该刊还继承了米怜的衣钵，借重中国经典为自己的说教服务，善于利用中国文学传播西方知识，如该刊所刊行的《兰墩十咏》，这是一组共十五首律句(“兰墩”是指伦敦)，仅举其一二：

其一

海遥西北极，有国号英仑。地冷宜亲火，楼高可摘星。

意诚尊礼拜，心好尚持经。独恨佛啷嘶，干戈不暂停。

其二

山泽钟灵秀，层峦展画眉。赋人尊女贵，在地应坤滋。

少女红花脸，佳人白玉肌。由来情爱重，夫妇乐依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