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是什么

绪论：新闻史是什么

任何一门学科，它都要回答如下一个问题：“它是什么？”这是一门学科最本原的问题，只有完成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才能说明该学科“是其所是”的东西，即该学科的特殊本质，才能理解它与其他学科的差别与关联，学科的内含属性、研究对象才能得到确定。本书自然不能例外，以下则是对“新闻史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简要回答。

一、“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

中国新闻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先生说：“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1]这个论断给了新闻史研究一个非常准确的学科定位，对此我是深表赞同的。方先生的这个论断，首先界定了新闻史属于历史学的范畴；其次又指出新闻史不是综合史，而是一门专门史，是关于新闻事业发展、演变的历史；最后又阐明了新闻史“是一门科学”，而不是文学，研究新闻史，不是写小说，而是“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既然是历史、是科学，就要求研究新闻史必须遵从历史研究的规范，抱科学态度，立足史料，尊重史实，论从史出，言必有据。

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情，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历史”的第一层意思是历史的本体论或存在论范畴，历史研究的价值也就存在于此，史家的责任就在于揭示历史的真相。但这种意义上的历史，由于时间的一维线性，是过去了或消逝了的时空体系中发生的事情，尽管现在的世界是过去世界的延续，但这个过去世界只是历史的“物自体”，其时空特征对当下而言是缺席的或不在场的，因此我们通常所看到的历史，主要的是第二层意思上的历史，是通过史家的理解和叙述而存在的历史。如霍俊江先生所说，历史系统是一个部分特征确知和部分特征不确知所组成的灰色系统。^[2]所谓确知，是因为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所谓不确知，是因为这些史料是残缺不全的，是有限的，需要史家根据有限的史料进行由表及里、去芜存菁的解释。

既然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那么新闻史也应同“史学”一样具有解释的本质，新闻史学是关于新闻史的解释之学——新闻史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中国新闻史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不是美国的那个样子？这就是历史史料、历史认识和历史叙述的统一；历史学的解释本质，承认史家在历史认识中的主体作用，承认史家的史观在新闻史研究中的作用，不同的史观，不同的历史视角，所感受到的、叙述出的新闻史就不尽相同。

二、新闻史是新闻媒介的发展演变史

传播活动特指人类社会的信息交流活动，它是人类社会交往的产物，为人类社会所特有，它的产生与发展与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同步。“新闻传播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3]，只有在具备一定的媒介技术条件之后，新闻传播才有可能发生，而媒介技术经由了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并且还在不断发展，处于未完成时状态；每一种新的传播技术的发明都会伴生出一种新的传播媒介，传播媒介的更新换代，不仅仅在于人类传播能力的提高，改变人们的新闻传播方式，更会促使人们的新闻传播观念发生变化。所以，从技术的视角理解和描述新闻史，一部新闻传播史就是一部传播媒介发展史，或者说是一部传播技术发展史。

首先，传播科技进步推动新闻媒介的更新和传播能力的提高。“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4]，媒介的产生、发展即源于人们对社会生产、生活信息的需要，为了尽可能地获得信息，人类不断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发展传播技术，在两个向度——时间和空间——上，提高自己的新闻传播水平。在时间上，尽可能迅速地获得信息与真实地保存信息，以传之久远；在空间上，尽可能地使信息传播覆盖广大的受众，以满足人们的信息需求。因此，翻开人类的传播进化史，可以看到，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从物理层面来看就是在不断地更新传播媒介，以提高传播能力，就像人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改进生产工具，以提高生产力一样。所以，我们说，一部人类新闻事业发展史归根结底是一部新闻媒介发展史；而新闻媒介的发展，又取决于传播科技的进步，传播科技每一次突破性的进展，都会大大提高媒介承载、传递信息的能力，意味着人类征服时间和空间能力的提高，因此，通常都会伴随着一种新的新闻媒介的产生。

语言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伟大跳板。我们现在所享受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处处都记载着语言的功劳。“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5]由此，“人猿相揖别”。于新闻传播而言，它导致了口语媒介的产生，使人类的传播进入高级阶段，极大地提高了人类进行信息传播和思想交流的能力。

人类社会的第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是印刷媒介。印刷媒介是文字、造纸技术与印刷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文字的产生，标志着人类文明社会的开始，也使人类的信息传播由口头传播进入书面传播的初期阶段。较之语言媒介，书写媒介突破了传播活动中时空条件的限制，借助于文字这种信息符号，可以使不同地域的人们在不同时间接收到相同的信息，实现了传播的异域性和异时性。同时，书写媒介的出现，信息得以凝结在物质载体上，增强了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大大减少了在“口耳相传”的传播过程中“以讹传讹”的可能性。随着造纸技术和印刷技术的发明，印刷媒介正式诞生。中国最早的新闻媒介产生于汉唐之际，绝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印刷技术发展的产物。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信息的“手工复制”使新闻业的“规模经济”成为可能，初步实现了人类大量复制信息的欲望，进一步克服了人类承载、传递信息的时空局限性。从汉唐之际的官报、宋代的小报，到明清时期的京报，我们清晰地看到了这种“手工作坊形态”的新闻业在中国的演进。尽管这样的“规模”还很小，但为机器复制时代的到来创造了条件。

信息的机器复制形态是现代大众传播业形成和出现的标志。15世纪德国的谷登堡发明了金属活字印刷技术，宣告现代印刷技术的出现，标志着人类新闻传播从传统的手工复制时代进入现代的机器复制时代。在欧洲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印刷技术不断革新，西方近代报刊因此诞生了。从17世纪开始，西方新闻传播活动在现代印刷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印刷新闻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使得人们的新闻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到19世纪30年代，快速印刷技术和报纸的基本概念相结合，形成了第一批真正的大众传播媒介，现代报纸问世了。”^[6]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使得原来由贵族、精英所垄断的信息传播，开始“飞入寻常百姓家”，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能力迅速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变革和前进的动力，“随着印刷时代的到来，以及书籍的广为传播，官方的敕令就无法遏止这个潮流了”^[7]。新闻媒介的大众化、市场化趋势日益凸显。

19世纪，伴随着人类传播科技的迅速发展，各种先进媒体层出不穷。依赖于无线电技术的产生，19世纪40年代，电报发明成功，70年代，电话发明成功，电报、电话作为一种电信工具开始介入大众传播，极大地推动了大众传播业的发展。无线电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则促使了广播和电视的相继问世，电子技术直接应用到大众传播中，标志着新闻媒介的划时代革命。电子三极管的出现，使语言广播成为可能；20世纪40年代，晶体管的研制成功，是无线电技术的重大突破，晶体管收音机开始出现并走进千家万户，使无线电广播发展到了普及阶段。相较于印刷媒介，广播的信息传输速度更快，并且接受信息不受文化水平的限制，降低了信息接收的门槛。

随着光电效应的发现，科学家们开始研制电视机，20世纪30年代，电视机亦正式诞生，成为新闻媒介家族中的一员。电视是一种综合媒体，它的传播是一种多维传播，声音、画面的“双管齐下”，使新闻信息更具真实感和现场感，增强了传播效果。

随着计算机技术、光纤通信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网络多媒体出现了！作为继报刊、广播、电视三类媒体之后的第四媒体，互联网的出现是媒介进化史上的里程碑，由此，人类进入了“地球村”时代。新媒介具有前所未有的综合性，即集印刷、音响、影像等传统媒体于一身，因而具备印刷、音响、影像等传统媒体的所有优势，它所独具的数字化和交互性等特点，不仅大大提高了信息传输能力，使新闻信息得以实时、实地的传播，更重要的是，改传统的单向传播为双向传播，打破了传者和受众之间的界限，人们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时，互联网的全球化，让既往的“把关人”显得力不从心，出版自由和言论自由得以充分实现，简言之，互联网时代的到来，开始挑战人们的新闻传播观念，人类的新闻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从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种媒介的诞生都是传播科技进步的结果，而且科技含量越高的媒介，越具有先进性；但同时，每一种媒介的发展，又都不是简单地对前一种媒介的取而代之，而是与既往的媒介和谐共生，各展其优长之处，共同服务于人类的新闻传播。

其次，传播方式的变革促进传播观念的变化。作为人们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传播活动的变化，同时也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形态的变化。伴随着这种生活场景的改变，人们对“传播”的理解也不断发生变化。一定的传播水平和传播模式必然会衍生出相应的传播观念和传播意识。

站在今天，当我们回溯整个新闻媒介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随着传播科技的进步，传播媒介的发展，社会的整体传播观念也在不断变革，出现了许多崭新的传播意识。

第一，从“地域传播观”演变为“全球传播观”。从人类新闻传播史发展来看，传播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是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征服，都扩大了人类传播的地域范围。印刷媒介之所以比语言媒介先进，电子媒介之所以比印刷媒介先进，都在于后一种媒介比前一种媒介更能克服时空的限制，把信息传播到辽阔的空间去，而媒体空间的拓展所带来的则是传播观念的更新。

在传统的信息“手工复制”时代，世界各国的交流受限于地理限制，“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8]信息的流动极为不便，人类被分割在一个个“信息孤岛”上面，难以跨越地区和国家的界限。以中国为例，中国尽管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原始形态的报纸，但这种报纸成为国家整个官僚结构的组成部分，维持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落后的传播观念所营造的是“天下中国”的世界观，在封闭保守的环境中沉醉于“泱泱大国”的美梦，对外部世界的变动茫然无知。

现代印刷技术的出现，使人类大规模复制信息成为可能，凭借新闻媒介，人类得以了解万里之遥的异国他乡所发生的事情，信息的全球流动成为可能。但在印刷技术时代，民族国家是世界新闻传播的有效主体，文化精英垄断了新闻生产，政府能有效地控制媒介的信息传播，保护国家的信息安全，信息的传播、媒介的管理与发行主要在国内进行。

电子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第一次具有了“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工具”的能力，^[9]“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10]全球传播观念开始萌生。互联网是一种“无国界”网络，网上传播是一种“无国界”传播，现代媒介技术的发展，“时空的延伸”使得跨越遥远时空距离的新闻传播活动得以组织起来，伴随着技术、资本、原材料等资源的全球流动，信息的流动也突破了民族国家的藩篱，跨国公司、媒介集团乃至网民成为世界信息流动的主体，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正越来越失去固定的空间，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界限正在被消解。在全球化的意义上来理解新闻传播，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新闻生产、媒介管理和媒介发行，新闻媒介在其传播形态、组织结构，以及在媒介制度、媒介政策等方面，都发生着至深且巨的变化，其前景，既充满了挑战，也充满着光明。或许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初现端倪：“每一个单个人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单个人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所创造的一切)的能力。”^[11]简而言之，人们能够通过传播媒介得到全球范围的最大量信息，使世界的各个角落近在咫尺，如此，人们获得的才是真正的精神财富，并得到完全的精神解放。

第二，从“贵族传播观”演变为“全民传播观”。

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统治阶级不仅霸占着社会的物质产品，而且也霸占着社会的精神产品。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书刊只是僧侣、贵族等级的特供品；出版自由也成为少数有权者的特权。产生于汉唐之际的中国古代报纸，带有农耕文明自发性和原生态的典型特征，其简单复制的手工作坊形态并未发展成大规模的机器复制，其受众对象，还是政府官员、士大夫等封建社会的上流阶层，普通民众被排除在外。

机器复制和无线通信是现代媒介的典型形态，也是工业社会时期媒介产业的标志。作为现代工业革命成果的机器复制第一次使新闻信息的规模生产和大批量复制由可能变为现实。机器复制这一新闻生产方式的革命性价值，不仅仅在于提高了人类的传播能力，更重要的在于它使新闻产品成为大众消费品，“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教育的状况。在知识的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12]这种新的新闻生产不仅一般地反映了物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而且也反映了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和分配关系，以及这种关系背后所蕴含的政治力量和公民权利的关系。人类的新闻思想、传播观念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普通公民对媒介资源的占有，其所蕴含的正是民有、民办、民享等价值观念的承认与尊重。在世界新闻舞台上，官报退隐，民报勃兴，人类的新闻传播呈现出新的面貌。

互联网的崛起，其所特有的数字化和交互性特征，更使新闻传播的平民观念得以凸显，全民传播观念开始普及。网络为全民所有，向全民公开，网络传播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垄断和独占。

第三，从“等级传播观”演变为“平等传播观”。在媒介技术还发达的时代，媒介是稀缺资源，长时期为政府所垄断，媒介组织是官僚系统的重要构件。与此相应的是，媒介组织按照“科层制”等级制度进行组织，其信息资源也按照地位等级进行分配，所营造的是一个等级社会。

传播技术的发展，极大地丰富了信息资源，普通民众对媒介资源的占有，既往的等级观念开始淡化。媒介由政府垄断演变为文化产业，这就为不同的媒介机构提供了一个同等条件的竞争机会。在现代媒介产业中，产品生产和流通市场都是完全开放的，对于在社会中不断运动的信息，任何一个媒介机构都可以采集和报道，并投入市场流通，增强了信息在媒介系统中平等分布的可能性。媒介资源由市场来进行配置，而不是由政府垄断，其所内含的正是对自由、平等和人权等价值观的承认与尊重。在由传统的简单复制发展到机器复制时代，我们所能看到的，是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等观念，构成了现代新闻思想的价值系统。

尤其是在互联网出现并发展起来之后，传播机构已经越来越脱离地域的限制，任何一个机构都只是整个世界传播体系中的一个点，它们面对的都是全世界的受众。因此，原先的“等级观念”已经逐渐失去了它赖以生存的客观基础。反过来说，在目前这种全新的传播结构的基础上，一种“平等观念”和“竞争意识”逐渐成长起来，并推动着传播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第四，从“灌输传播观”演变为“沟通传播观”。一方面，信息的传播是以沟通为目的的，但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媒介被少数人所掌握，成了他们宣示思想意志、宣传政治观点、传达朝纲政令和统一国家舆论的工具；另一方面，从书籍、报刊等印刷媒介，到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从传播形式看，均为从上到下的、垂直的“单向传播”，传受关系处于不对等地位，传播内容由传者决定，受众只是被动接受的容器。尽管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普通民众参与传播的机会增多，但还是不能改变这种传受关系中的不平等性，信息传播中沟通意识的缺失导致传者的思想上有一种强烈的“灌输意识”。

传播科技越进步和政治民主化越推进，传播媒介为民众提供参与传播的机会就越多，人们的沟通意识就越强烈。互联网的出现，使“沟通意识”深入人心成为可能。互联网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向互动”传播，传者和受众之间可以直接交流、直接交谈，并且传者和受众的角色成动态互换状态，这种交互式的传播活动大大增强了人们的“沟通传播意识”，传统的“把关人”理念受到严峻挑战。即使是职业传播者，他们在网上的传播活动，也只是众多网民中的成员，而不是信息的唯一来源。互联网是真正的“耳目喉舌”，是“地球村”全体“村民”的“耳目喉舌”，使每个“村民”都能向全“村”说话，也能直接听到全“村”的声音，做到“路路通”。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高速公路建成之日，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去塞求通”之时。

三、新闻史是人类社会发展史

生存是历史的物质前提，历史无非就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展开过程。媒介生存是新闻史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原初事实，新闻史无非就是媒介生存实践的展开过程。媒介生存需要占有资源，资源占有只能从环境中获取。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的交流是媒介生存的前提，因此，媒介离不开其生存环境，任何媒介都是一定环境的媒介。从媒介生存的角度来思考新闻史，把“媒介—环境”作为自己思考观照的中心，便可把在场的历史和不在场的历史统一起来。在场的历史，就是新闻人围绕媒介生存的新闻实践活动，是指呈现的历史，它包括新闻生产、媒介制度和新闻观念诸层次；而不在场的历史，就是影响媒介生存的各种各样的因素，即政治、经济、文化等组成的媒介生存环境。媒介生存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它受到既定的媒介生存环境这个“深层结构”的限制，这个深层结构决定着媒介生存的呈现方式。^[13]比如，在中国，官报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其所显示出来的就是农耕经济、皇权政治和宗法社会等历史特征；近代报刊在西方的出现，所显示出来的就是工业革命而来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人文文化等历史特征。简而言之，有什么环境就有什么样的媒体，反过来说，有什么媒体就有什么环境。媒介的生存方式，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反映，所显示出来的就是那个时代的全面历史密码，这就是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信息，透过对媒介生存的分析，能够显示出历史的全部丰富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请不要把那些只是国家的毛病(也就是这些报纸正在力求改正的那种毛病)说成是报纸的毛病。”^[14]媒介只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它在再现那个时代的生活。即使是虚假的报道，也是那个虚伪时代的真实反映。

媒介的生存一方面浓缩了历史的全部密码，显示出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另一方面，媒介为了获得丰富的信息资源，新闻媒体将自己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新闻报道忠实地记载了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对于媒介来说，报道是一种‘构图’，即把世界向受众图示出来。”^[15]新闻是再现真实世界的一种方式，它给受众提供新近发生的、具有知悉意义的事实，消除受众的未知性，看清世界的面目，让受众感受生活的真实变化，从而给人们提供了个人无法全面看到的世界。尽管受众在每条新闻中获得的仅仅是零星的生活片段，媒介的巨量分布与报道的频繁，持续不断地提供新闻信息，追随生活本身的步伐，覆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和世界的各个角落，因此，随着报道的增多，这些片段逐渐组合成完整的画面，整个世界就在人们的头脑中呈现出来。因此，全面、详尽、真实地记载每天发生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就是新闻媒介的应有之义。在新闻媒介里，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各方面，无所不包，重要的政治文件、条约协议、统计资料，无不刊载。中国古代官报面向皇室宫廷，“只传朝廷之事”，为一家一姓之起居注；而现代大众媒介面向“农工商贾”，既传国家大事，更传“闾里之琐屑”，关心现实的世俗人生，以记载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自己的唯一任务。在新闻媒介里，每个报道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序列化，新闻的绵延展示了社会历史运动的全过程，再现了人类的历史，人类的一切思想与行为在媒介的生存发展中留下了它的痕迹。在世界新闻史上，一些严肃的、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新闻媒介，总是从历史的高度看待自己的事业，以忠实地记录历史为己任。它不但是新闻史的研究材料，也是史家研究人类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因为时代的演进、史事的变迁，都在那里得到比较切实的记载和反映。世界上一切严肃的新闻人，也总是怀着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敬业精神，为了真实地报道新闻事件，不畏艰险，甚至流血牺牲，也在所不惜。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展开几十年来的报刊，把新闻的内容按照它运动的方向顺时针地排列，社会的历史运动则清晰、明了地呈现出来。一部《申报》史，就是一部丰富的中国近现代史，是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生动记载；而一部《人民日报》史，可以说是当代中国的全景记录。

从以上两个意义来说，从媒介生存的视角理解和描述新闻史，一部新闻史，不但是一部媒介本身的生存发展史，而且是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一个步伐，我们都能在新闻媒介上听到它的跫然足音！

四、新闻史是争取新闻自由的历史

人的思想解放是最后的解放，人类的全部活动以获得自由为其最高鹄的，对于人类的新闻活动，亦作如是观。马克思讲，出版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16]新闻传播不是一般的信息传播，新闻记者不是一般的信息传播工作者。他们是这样一群人：胸怀正义，以手中之笔，激浊扬清，监督权力，抨击贪污腐败的黑暗政治，揭露社会上种种丑恶现象，表达普通百姓的呼声和诉求；介绍先进思想，传播科学观念，以启蒙民众、改良世俗为己任，以提供客观、真实、公正、全面的信息为最高职责。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历史责任感，以及强烈的平民意识，使得真正意义的新闻媒介和新闻人总是不断地受到来自社会各种恶势力的打压。在媒介生存活动的展开过程中，争取新闻自由和压制新闻自由的斗争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可以说，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贯穿于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始终，并且还表现出压制愈强反抗愈烈的趋势，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各种各样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和一批为争取新闻自由而斗争的新闻人。

在西方，争取新闻出版自由的斗争以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主要的斗争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报刊特许制度和书报检查制度，争取出版自由。从1640年出版自由的首举义旗者约翰·弥尔顿在国会发表《论出版自由》的演说开始，一直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争取出版自由的斗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突破口，并伴随革命过程的始终。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在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中，到处都响彻着“出版自由”的口号。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胜利，长期肆虐的特许制度和检查制度也随之结束，英国、美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开始用法律的形式保障人民出版自由的权利。1789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前十条修正案，其中第一条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17]1789年8月法国国民议会通过的《人权宣言》比美国的《独立宣言》更进了一步，其中第十一条明确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各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是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担负责任。”^[18]

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虽然大多在法律上写进了出版自由的条款，但是新闻自由原则在实际上得以贯彻，还有一个相当艰苦的过程。所以，第二个阶段争取出版自由的主要斗争是抨击新政权规定的钳制报道国会新闻和批评政府官员的法规，争取报道政治新闻和批评政府的自由。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对新闻出版的控制权由原来的国王渐渐地移到国会，国会成了管制新闻出版的主要机关。国会主要是制定种种严厉的法律来压制报刊报道政治新闻和批评政府官员。如前，西方各国限制出版自由的法规主要有“煽动诽谤罪”、“侵犯国会特权”、“叛国罪”等，另外，为了压制批评、控制舆论，政府和一些政府要员还利用津贴收买的手段，来堵住报人的嘴巴。

软硬兼施使新闻事业的正常发展受到新的威胁，于是，许许多多勇敢的报人为争取国会消息报道权和对当权者的批评权而斗争。终于在1803年，英国国会正式通过决议，准许记者在国会旁听；1831年国会正式设立记者席；1868年国会又通过法案，明确承认记者报道国会消息、批评政府要员的合法性。由于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彻底性，新闻自由原则的实行相对要顺利一些，早在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就写有：“新闻出版自由是自由的最重要保障之一，任何政府，除非是暴虐的政府，决不应加以限制。”1791年召开的联邦国会批准了这个条款，并进一步规定：“国会不得制定下列法律：确立宗教或禁止宗教自由；剥夺人民言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请愿申冤之权。”这个规定成为了美国“新闻自由的基石”。^[19]

出版自由原则在实际上的贯彻，才使新闻事业健康地发展起来，具体表现为：冲破报纸官办独占的局面，民办报纸大量涌现；冲破民不可参政的禁令，报纸上以报道政治新闻为时髦；冲破政府、官员不能批评的禁令，报纸上大量刊登批评政府和政府官员的文章，报纸的新闻舆论监督作用得以发挥。

与西方相比较，中国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更艰苦一些。一方面，中国历史上本来就有深厚的“文人论政”传统，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宁鸣而死，不默而生”，面对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们总是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忧患意识，关心国事，“处士横议”；另一方面，中国的专制统治和专制传统根深蒂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众知情权、言论权被抹杀，参与权、监督权更是奢望。“各个朝代的统治阶级，对言论出版活动的限制越来越严，对违规者处罚越来越重，但争取言论出版自由的斗争，此起彼伏，从未停止。”^[20]西方近代报纸舶来东土以后，从晚清到民国，“民主”只是空招牌，沈荩、邵飘萍、林白水、史量才以身殉报，他们的斑斑血迹使一部中国新闻史笼罩着悲怆抑郁的气氛，但新闻人争取言论自由的努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他们为了争得“说话的权利”，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书写了中国新闻媒介的光辉历史。通过对新闻史的审视与梳理，媒介的生存和发展史与反对专制、争取自由民主的进程是同步的，媒介在被嵌入其生存环境的同时，所显示出来的是为争取新闻自由所进行的惊心动魄的斗争过程。

新闻出版自由是新闻传播事业的本质特征之一，没有出版自由，新闻事业的正常发展便无从谈起。所以，从思想史的视角理解和描述新闻史，新闻史就是人类争取言论自由、实现思想自由的历史。对于新闻史的解释，只有把历史事件联系“思想言论自由”这一普遍价值，才能准确认识新闻传播发展的本质意义。

本书不但在抽象的意义上设定自由为新闻史的鹄的，更在具体的层面上探讨新闻自由的实现途径。“从媒介的产权形式来断定媒介自由的宽松度，是社会论自由观的立论基础。也就是说，媒介的支配权依赖于媒介的所有权，媒介自由在一定范围是媒介产权的派生物。”^[21]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部新闻史改变了既往的从阶级属性来定义新闻媒介的历史书写方法，而是以“产权”——这个媒介自由的“依生物”——来作为新闻史的核心范畴，不同产权的媒介如何被嵌入其生存环境中，如何与其他媒介通过竞争资源以获得生存发展的资源，如何在此基础上争取媒介自由成为这部新闻史的叙述主线。

美国的埃默里父子在其《美国新闻史》中如是说：“新闻史就是人类为了传播而进行长期斗争的历史，即发掘和解释新闻并在观点市场上提出明智的意见和引人入胜的思想的历史。公众舆论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和思想的流动，而为了冲破那些阻止信息和观点流动障碍，人们进行了持续的努力，这部历史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以此为主题的。”^[22]在西方新闻史家眼中，一部新闻史就是一部“为了传播”，“为了冲破那些阻止信息和观点流动障碍”而“进行长期斗争”和“持续的努力”的历史。傅国涌对中国百年言论史进行了如下评述：“他们(指报人——引者)用笔呼吸，用笔抗争，他们的笔下既流墨也流血，不断寻求‘笔的解放’，一次次掀起笔底的波澜，书写了言论史上一个个有声有色的时代。”^[23]他把中国近现代的新闻史，视为一个“争取笔的解放的过程”。西方与中国的史家的表达基本上是一个意思，那就是说，新闻史是描写千千万万的人如何争取新闻自由，与专制、与独裁做斗争的历史。史家向我们揭示的新闻史真谛是：“自由并不在于别的地方，而就在人们对于自由的不懈追求之中，正如真理只存在于人们不知疲倦的思想探索中。”^[24]

【注释】

[1]方汉奇：《新闻史上的奇情壮彩》，华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301页。

[2]霍俊江：《灰色系统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6页。

[3]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4]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12页。

[6]陈昌凤：《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5页。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委员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182页。

[8]《老子》，第八十章，见《老子·庄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52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7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42页。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91页。

[13]参见吴廷俊、阳海洪《新闻史研究者要加强史学修养——论中国新闻史研究如何走出“学术内卷化”状态》，《新闻大学》，2007年秋季号。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194页。

[15]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论新闻》，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17]转引自孙旭培《新闻传播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18]蒋相泽：《世界通史资料选辑·近代部分〈上〉》，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24页。

[19]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序言》，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74页。

[20]马光仁：《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0页。

[21]刘建明：《媒介批评通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4页。

[22]迈克尔·埃默里、埃德温·埃默里：《美国新闻史·序言》，展江、殷文主译，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23]傅国涌：《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前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4]彭刚：《精神、自由与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