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为庆祝《大公报》九十八周年，在二〇〇〇年六月二十六日的版面上，以第一版通版形式发刊了纪念特刊。其中，节略转载了我的一篇旧文，未曾注明出处，亦未注明写作及发表时间。此文系八十年代应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辑出版《大公报》史料之需而写，其时北京恢复《大公报》之声甚炽，文章根据身所经历，述上海《大公报》旧事，以为参考。时移事异，今日节略重刊，显已不足为训，只能为后来人之了解备一格。现在补作此文，源于下面我将写到的感想。
一张民间报纸，在中国能够度过百年的岁月，是可以纪念的盛事。试想这一百年由近代到现代以至当代的中国历史，其间风云变幻，政局激荡，思想纷争，人事沧桑，真是数之不尽，写之不竭，令后来人眼花缭乱而感慨丛生。百年中《大公报》，呱呱坠地，脱颖而出，声誉于抗日战争时期到达顶峰，一九四一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荣誉奖章的获得，是其表征。《大公报》一无政党奥援，二乏政府支持，倒是反过来时加抨击，三无任何经济资助，全在于报纸得到人民拥护，赖以生存发展。今日追念过去，并不是为了策励将来。因为一九四九年的降临，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也结束了一个旧时代。昔日《大公报》之辉煌，之所以能创造其辉煌，其所端赖的条件变了，没有了。《大公报》承清末文人办报论政之风以生以立以发展以壮大，以至于到达顶峰。一九四九年之后，文人论政之风不复存，不能存，文人办报论政之《大公报》自亦不复存，不能存，即使是《大公报》人，也认为政权性质不同了，文人论政办报的结束是天经地义的事，亦起而批判文人论政，批判《大公报》素所主张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社训和办报原则。这是自然之理，无可厚非，不必议论。可以说，一九四九年起，《大公报》以自己的报纸，结束了文人论政的时代。香港《大公报》似为例外，而亦未曾例外。于是，今天的香港《大公报》，只剩下报头的“大公报”三字为严复在报纸创刊时所手写，其余亦均新时代新纪元报纸之所遵。然而，毕竟一百年了，人寿期颐，还要举觞为寿，何况在疾风暴雨中奔腾的报纸，所以，香港《大公报》连续在香港、北京、天津、上海和广州盛会为庆，我所赞成。
写至此，谨推荐一文，以为《大公报》百年庆之补。此即刊载于七月一日《文汇读书周报》的王芝琛作《坐中多是豪英》长文。文为纪实之作，介绍当年《大公报》几位著名记者的文章与功绩，对于当时社会所起的影响，也写了他们的遭际。作者写来，笔底感情激荡，胸中自有一番气势，乃能引动读者。用这篇文章辅之以看香港《大公报》举行盛会之庆，当会得到事实上、形象上的满足。于此，年轻的读者当可以多少略知昔日的《大公报》了。
二〇〇〇年七月一日
（原载二〇〇〇年七月八日《文汇读书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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