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乡村教师的公共性并非要否认其专业性，而是揭露现代教师专业化过程中割裂专业性与公共性统一性的危害，从而重新发现促进乡村教师发展的契机。
实现自己与乡村环境的互动
乡村教师既要研究本土的自然地理与人文风土，又要有与现代科学技术同步发展的敏锐和把现代科学技术与本土环境相关联的能力，不断地探索乡土环境与现代文明结合的可能性。这样，乡村教师的专业性将更有生命活力，更具有实践指导意义，也才能使乡土社会更自由、更民主、更有希望。在促进乡村教师专业性提升的过程中，必须重新强调乡村教师的社会理想。只有通过现代乡村教师，才能改变农民旧的生活习惯与陈腐观念，树立其民主政治与自由科学之理想，方可使农民摆脱知识贫困、经济贫困与文化贫困，也只有在这一过程中，乡村教师的公共性才得以实现，其专业化才具有意义。因此，我们应该倡导以教师为主导，以学校为依托，使现代学校与传统村落、自然家庭结合，以之作为创造新家庭、新社会、新生活和改造中国社会的契机。陶行知曾提出了“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的灵魂”[1]的思想。梁漱溟先生也指出，知识分子下乡以后，“非联合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力量，否则不易奏效……所以，‘政教合一’或‘富政合一’，而将教育的范围扩大起来[2]”。可见，我们应该发现并强调乡村教师的专业性与公共性统一的价值，并赋予乡村教师知识精英的合法地位。这样，乡村教师方能以全体乡民为对象，普及文化，移风易俗，引进科技，提高生产，发展经济，从根本上完善自我、建设农村、服务社会。
坚守精神自治
精神自治是乡村教师自我修养与自我反省的人之天性。乡村教师应该立足于人的个性自由与全面发展的价值承诺，开放自己的心灵，联结自己的实践，丰富自己的智慧，延拓自己的生命意义，从而完成自身专业性与公共性统一的品性。刘铁芳先生说过：“乡村教育的责任在于为乡村少年的生存奠定一份基石，不仅是为了找到求知的乐趣、创造的热情，更多的是他们自我生命生存根基的培植，这个根基是基于乡村文化的丰富、认同、承载之上，为他们的成长增添一份厚度，让生命尊贵地、骄傲地存在于大地，立足于人间。另一方面，学校之于乡土的意义应该是引导、构建、扶植乡村文化，引领乡村社会健康积极的文化生活。”[3]乡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功能的发挥，既不是靠个体偶尔的一腔热血，也不是从外部获得或由他人给予，而是直接来自于主体的静虚省悟与实践反思，从而发现生活的奇迹，创造生命的美丽。乡村教师要立足当下生存环境并精神自治，并非单靠个体的努力就能真正得到，它需要集体的呵护。这种呵护包括基本的话语权力，宽容性与多样性的教师政策的赋予。川崎修有一段很有意义的见解：“……宗教、道德，尤其是类似‘国民’的集合现象，是把超越个人自身利益的公共性或共同性，变成个人内在之物的有力手段。”[4]
创造意识形态与组织上的必要条件
这就意味着，全社会要形成对乡村教师价值的共识，应该使乡村教师回归自己的内心，回归自然的生活，回归乡土的环境，从事写作、进行研究、彼此合作、开发课程、共享权力。如果乡村教师的专业化过程被“他者”控制与垄断，如知识被学术权威垄断时，乡村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治也将成为泡影，其行为也必然被演变为一个主体之外的“他者”行为。也就是说，如果专家的理论、学校的教育规范不包容甚至反对乡村教师新的思想与行为，那么乡村教师在田野学习和研究之中，很可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是“离经叛道”之举。他们的创造性行为可能得不到认可而被贬斥。所以，不要把诸多限制强加给他们，应该对他们的言论予以保护，使其行动自主化与生活化。这样，他们就会从教育教学与当下环境问题出发，阐明思想，表达意见，提出策略，引领突破。
[1] 陶行知．陶行知文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241
[2] 徐辉，黄学溥．中外农村教育的发展与改革［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11
[3] 刘铁芳．乡土的逃离与回归［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140
[4] ［日］川崎修．斯日译．阿伦特：公共性的复权［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2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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