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通融与互涵互动

美丽中国与中国式生态生产力构建：内在通融与互涵互动

王学荣

（复旦大学　社会科学基础部）

一、“美丽中国”：诗意命题与全新理念

如果读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作简要回顾和梳理的话，便不难发现：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这一富有诗意的战略目标是在中共十八大。诚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这是中共十八大为我们描绘的一幅关于“美丽中国”的、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美好蓝图。

“美丽中国”这一“诗意命题”一经提出，立马在举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人们纷纷对该诗意命题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赞誉。下面笔者选取几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加以说明。例如，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民群众对生活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地位，体现了中央对形势的准确判断。”［2］又例如，辽宁省抚顺市的排水女工王辉表示：“‘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更关注老百姓的心理感受。可以说，这是离百姓心灵最近的宏伟蓝图。”［3］甚至还有网友在光明网这样留言：“可感、可知、可触摸的‘美丽中国’，党的执政理念越来越贴近实际，越来越尊重人民感受。”［4］大量的生动事例表明，“美丽中国”确实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顺应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新期待所提出来的新论断。该论断的提出，体民情、得民心、顺民意，鲜明地反映了社会发展进步的新动向，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实际上，“美丽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命题”，更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反映了时代对生态的新要求以及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新期望。

二、由“共性”到“个性”：“中国式生态生产力”之建构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飞速发展时期。经济总量突飞猛进，GDP连年攀升，社会面貌日新月异，所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然而，中国的飞速发展并不是没有负面效应的。相反，中国却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生态代价便是不可忽视的代价之一。因为就在我国经济社会飞速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生态形势日益严峻。

“生态警钟”已经向人们敲响，现在已经到了正视和反思这一代价的时候了。党的十八大报告便将目前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概括为三个方面：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5］在如此严峻的生态形势之下，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也便由此应运而生。笔者认为，所谓“中国式的生态生产力”，乃是在我国长时期传统经济增长方式作用下所造成的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理论先导、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现实保障、以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为重要支撑、以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为现实发展模式的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形态。通过笔者对“中国式的生态生产力”给出的定义不难看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首先无疑是一种新型的生产力形态，这当然是从定性上而言的；具体展开来说，这其中至少包含以下五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能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承载能力下降是建构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背景；第二，生态文明的理念是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理论先导；第三，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是发展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制度保障；第四，生态科技的广泛运用是培育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重要支撑；第五，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是生态生产力在当代中国发展的现实模式。笔者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层面合起来统称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四个向度”。笔者认为，构建“中国式的生态生产力”便需要从这四个基本的“向度”着手。下面笔者依此而展开。

（一）让生态文明的理念继续深入人心，充分发挥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则是实践的先导，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那么，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理论先导究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理论先导便是生态文明的理念。所谓生态文明，当然是相对于传统文明而言的，它不仅包括人类对传统文明形态（特别是工业文明形态）进行深刻反思和探索的认识成果，而且还包括人类在发展物质文明过程中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实践成果，具体表现为人与自然和谐程度的提高以及人类生态环境观念的增强。

党的十七大首次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加以论述。十七大报告这样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资源能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5］第20页生态文明的战略地位在党的十八大体现得则更为显著，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1］并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五位一体”的战略新高度。至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便由“四位一体”发展到了“五位一体”。

从“四位一体”到“五位一体”，这不能不说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当然，这场“大飞跃”并不是一下子突然之间完成的，而是有一个较长时期的积累和衍化过程。下面我们来对这一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回顾和梳理。其实早在1995年，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四届五中全会就首次明确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2003年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其后，中国又相继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2004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005年）、“建设创新性国家”（2006年）、“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2007年）、“发展绿色经济和低碳经济”（2009年）、“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10年）、“绿色低碳发展”（2011年）等一系列具体化的理念。笔者认为，正是这些具体化理念的积累和铺垫，才促成了这场伟大的“飞跃”。这次“飞跃”标志着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规律的认识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标志着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理念日益深入人心。而生态文明的理念恰恰就是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理论先导。由此，在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实践中，应当让生态文明的理念继续深入人心，充分发挥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

（二）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保驾护航”

如上文所述，生态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的“理念”尽管已经基本确立起来，但能否真正从“理念”转变为“现实”，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转变为“现实”，这与相应的制度保障当然也有密切的关系。生态生产力的发展和“培育”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当前，生态危机是我国乃至全球面临的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但笔者认为这并不能仅仅“归因于”传统生产模式，因为在笔者看来，它与生态领域的“制度缺失”也不无关系。可喜的是，当前我们党和国家也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为此，党的十八大报告特别强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性。例如，十八大报告这样指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水资源管理制度、环境保护制度。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增强全民节约意识、环保意识、生态意识，形成合理消费的社会风尚，营造爱护生态环境的良好风气。”［1］梧桐一叶而知天下秋，当前我们党和国家对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视程度如此可见一斑。只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制度”真正确立起来，构建中国式的生态生产力才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由此，在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实践中，应当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从而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保驾护航”。

（三）积极培育及推广运用生态科技，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构建中国式的生态生产力还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强有力的支撑，因为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系统的“软件要素”，在生产力的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然而，科学技术毕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当然不能仅仅强调科学技术的经济效益，其生态效应同样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就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来说，把生态科技放在显著位置应该说是一个明智之举。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科技才是生态科技呢？笔者认为，生态科技之为生态科技，乃是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的结果。换言之，现代科学技术只有在成功实现了“生态化转向”之后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生态科技。这种新型的科技形态不仅能够带来积极的生态效应，同时也能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能够顺利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应的“双丰收”。不过，笔者需要特别作出说明的是，经济效益的实现必须是建立在生态效应的基础之上的。倘若没有生态科技的广泛运用，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实践便失去了技术支撑，那将无异于叠床架屋之举。可见，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以及由此带来的结果——生态科技在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中所起的作用亦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在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实践中，应当进一步培育及推广运用现代化的生态科技，充分发挥现代生态科技的软件要素功能，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四）大力发展和创新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春天”。经济上的“腾飞”举世瞩目，但我国经济的腾飞却是基本上建立在“高消耗”这一传统发展模式之上的。正如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编写的《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一书所写道的那样：“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的GDP增长了近20倍，能源消耗增长了近6倍，单位产值能耗远超西方发达国家。”［6］第4页可见，中国的确是一个典型的高能耗大国。然而绝大多数的资源能源均为非可再生资源，即便是可再生的，其“再生”的周期也是极其漫长。因此，以“高消耗”为基本特征的传统发展道路并非长久之计，当代中国需要从节能减排、低碳环保的新要求出发，找到能源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的真正源头，逐步向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转变。这是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也是生态生产力在当代中国发展的两种现实模式。

循环经济以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为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核心，以资源节约、资源综合利用、清洁生产为重点，通过调整结构、技术进步和加强管理等措施，大幅度减少资源消耗、降低废物排放、提高劳动生产率。事实上，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物质循环利用”的思想，这为我们今天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提供了可贵的“源头活水”。低碳经济则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通常简称“三低”）为基本特征的一种新型的经济模式，它通过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形成能源资源节约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不管是循环经济也好，低碳经济也罢，节约资源能源、减少废物排放、保护生态环境是它们的共同追求，这是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两种典型的现实运行模式。在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实践中，应当大力发展和创新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这两种新模式，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三、建设美丽中国与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内在通融与互涵互动

建设美丽中国也好，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也罢，其实说到底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人居的生存空间。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这是建设美丽中国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共同价值追求。从这一意义上讲，此二者是内在通融的。

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了关于人的需求层次的学说，这就是人们广为熟知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分等级的，按照由低到高的顺序依次可以分为这么五个层级：“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以及“自我实现的需要”。马斯洛并且还认为，只有当低一级的需求得到满足（至少是基本满足）之后，人才会去追求更高一级的需求。这里我们尚且运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简要回顾一下建国以来中国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建国至改革开放这三十年间，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并且发展速度还比较缓慢，社会文明程度还不高，人们的需求还主要集中在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沐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高，人们的生活需求不再局限于衣食住行等物质层面，而对自身的生存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天蓝、地绿、水净”当然是人们普遍追求的理想境界。而“建设美丽中国”也好，“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也好，说到底都是为了给人们提供一个更加美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党的十八大亦将“改善人居环境”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加以论述，十八大报告这样指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主体功能区布局基本形成，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初步建立。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显著减少。森林覆盖率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增强，人居环境明显改善。”［1］可见，改善人们的居住环境、增加人们的幸福感乃是建设美丽中国和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出发点，也是它们的落脚点和归宿。从根本上讲，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换言之，两者是彼此通融的。

建设美丽中国与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不仅是内在通融的，同时还是互涵互动的。一方面，建设美丽中国的新理念“可感、可知、可触摸”，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构建立足于改善人居环境、着眼于提高国民幸福指数GNH（即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客观上也有助于美丽中国宏伟蓝图的顺利实现。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涵互动、密不可分。因此，不仅要突出二者的内在通融性，还应强调二者的互涵互动性。在笔者看来，内在通融与互涵互动的有机统一才能完整概括建设美丽中国与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逻辑关系。

四、结　论

“美丽中国”并不仅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命题”，更是一种全新的理念，反映了时代对生态的新要求以及人们对生存环境的新期待。“中国式生态生产力”是在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下，以生态文明理念为理论先导、以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现实保障、以科学技术生态化转向为重要支撑、以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为现实发展模式的一种新型生产力形态。其中，传统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作用所造成的资源能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环境承载能力下降是建构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现实背景；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其理论先导；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是其制度保障；生态科技的广泛运用是其重要支撑；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是其现实运行模式。

笔者将上述“理论先导”、“制度保障”、“重要支撑”及“现实运行模式”这四者合起来统称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四个基本向度”。构建“中国式的生态生产力”便需要从这四个基本的“向度”着手：让生态文明的理念继续深入人心，充分发挥科学理论对实践的巨大指导作用；进一步推进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保驾护航”；积极培育及推广运用生态科技，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大力发展和创新循环经济与低碳经济，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的建构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以上四点既可以说是构建“中国式的生态生产力”的着眼点，亦可以说是构建“中国式的生态生产力”的基本路径和基本思路。

实际上，建设美丽中国与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因为无论是建设美丽中国也好，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也罢，说到底都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加适合人居的生存发展空间，从根本上讲，二者是内在通融、互涵互动的。依我看，内在通融与互涵互动的有机统一方能比较完整地概括建设美丽中国与构建中国式生态生产力之逻辑关系。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2.11.18.

［2］靳晓燕，王国平，王斯敏.“五位一体”：治国理政新境界［N］.光明日报，2012.11.14.

［3］毕玉才.美丽中国：和老百姓最贴心的蓝图［N］.光明日报，2012.11.14.

［4］曾毅.美丽中国幸福起航——写在党的十八大闭幕之际［N］.光明日报，2012.11.15.

［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人民出版社，2007.

［6］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 2012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可持续发展［M］.科学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