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动与传播

一、互动与传播

“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概念，一般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体、群体或社会阶层之间相互作用和影响的活动，是形成和完善人们共有的思想空间(capacity for thought)的过程，也是社会得以成立和存在的基础。社会学家西美尔这样强调了这一概念的意义：“如果社会被看作是人与人的互动，那么，对互动形式的描写就是最严格、最本质意义上的关于社会的科学。”^[5]

社会互动与社会化过程密切相关。什么是社会化？根据符号互动论的观点，社会化的过程，就是人们“发展思考能力和塑造人类行为”的过程，是创造和学习“符号”和“意义”的过程，它不是单向的个体接受信息的过程，而是一种动态的互动的过程。^[6]在理解认同的问题上，我们就应该注意到：认同不仅取决于人们之间的互动，也取决于人们对这些互动的解释。^[7]本书所关注的是，对于进入社会化过程的主体来说，社会互动具有一定的心理机制，社会互动的结果都会对互动双方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关于这些影响，西美尔有一段经典的描述：

社会存在于若干个人有着相互影响的地方。这种相互影响总是产生于某些特定的本能欲望，或者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性爱的、宗教的或者仅仅是社交的本能欲望，防卫的和进攻的目的，玩耍的和获益的目的，提供帮助和教育他人的目的以及其他无数的目的，都促成人们走到一起，采用相互支持行为，共同行动，或者对立行动，进入同其他人的一种相互联系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对他们施加影响，并接受他们的影响。这些相互作用意味着，从那些促成的本能欲望和目的的个人的载体，变成为一个统一体，正是变成为一个“社会”。^[8]

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乔治・米德在《心灵、自我与社会》(Mind，Self＆Society)一书中提出了关于人类互动行为的概念性观点。他认为，人类具有应用符号、内隐反思、自我了解和自我控制的能力，是为了有规则地互动而对环境压力做出反应，这种反应是习得的。通过约定俗成的姿势，人类发出其行动过程的信号。通过解读这些信号，人类可以相互采用彼此的看法，采取一种与社会情境相联系的更为“泛化的共同态度”；通过用心的考虑，人类可以“富有想像力地演习”各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方式，并选择最适当的反应；通过自我传播能力，人类可以把自己看作在一种情境中的评价对象；通过这种自我了解和自我评价，他们可以控制和调节自己的反应。^[9]在米德看来，人们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学会了像其他人对自己说话那样去说话，“像麻雀模仿金丝雀的叫声一样，我们选择了周围的方言”，当然，“在我们自己的机制中必定有这些特殊的反应。我们在他人身上引起我们在自身引起的某种反应，以致我们不知不觉地模仿了这些态度。我们无意识地置身于他人的地位并像他人那样行动。”^[10]

概括而言，社会互动主要包括这样5种要素：^[11]

行动者。不管是个人与群体，还是群体与群体的社会互动，行动者的最小单位都是个人。

社会目标。参加互动的人们都是有意识的，都力图用头脑中成熟的计划去调节另一方的行动。

社会环境。任何社会互动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进行的，都与社会内环境与外环境因素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规范。纯粹个人的行动可以随心所欲，但参与社会互动的任何一方都不能随心所欲，都必须在一定的规范导引下行动。

社会接触。互动双方均受对方行动的发生与改变的刺激，并做出一定的反应，从而形成真正的群体行动。

传播就是借助于信息的传递而实现的社会行为的互动过程。^[12]“传播”有一个著名的定义是：“传播是一个运用符号的过程，人们在传播的过程中交换‘认知’，经过累积而形成自己、他人和全社会的知识库，以利于将来的行动。”^[13]也就是说，传播的功能是形成自己与他人的“共识”，并以此影响人们的行为。在这个论题上，英国文化学者约翰・汤姆林森(John Tomlinson)也明确指出，“收看电视并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它必然是社会互动的一种，亦即一边看电视，一边与‘重要的他人谈话’，是诠释与评估过程的重要部分”。^[14]我们知道，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库利在20世纪早期提出的社会理论，重点就在于从个体的社会化来分析传播的现象和过程。他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提出了“基本群体”(primary group)的概念，主要是指由面对面的互动所形成的、具有亲密的人际关系的社会群体，主要包括家庭、邻里、儿童游戏群体等。对于库利来说，如果要认识社会化的过程，基本群体是社会组织中必须要考虑的一个层面，因为正是通过基本群体这一层面的互动，人们才获得了价值、自我感和独立感。在个人所处的“基本群体”中，与父母和同辈人的人际传播就是社会化的主要基石。^[15]在库利的眼中，传播具有很高的地位，因为传播是个体自我认同的形成过程中“惟一”关键的要素。在著名的“镜中之我”的理论中，库利就指出，与他人的互动就如同一面镜子，是个体“自我”的来源。这就是说，人的存在意识是通过自我感知的直觉和与他人的传播得来的，“想像中他人对自己行动的反应，成了自我感的来源”。^[16]库利还指出，传播是个人社会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在他这里，传播的方式包括“手势、讲话、写作、印刷、信件、电报、照相及艺术与科学的手段——即所有能把思想和感情由这个人传给那个人的方式”。正是通过传播，修改了传统社会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反应，“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发生影响；因为这种影响正是由传播所形成的，所以传播的历史是所有历史的基础”。^[17]

总之，社会互动构成了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也构成了传播的人际和社会空间，如果没有对基本的社会互动行为的研究，也就难以解释复杂的传播活动。正如陈卫星指出的，传播学的研究基础是因为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人和社会产生了新的互动关系。一方面是个性的多样化表现，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的整合，重新定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成了传播学研究能够成立的社会基础。^[18]针对本书讨论的目标，为了考察受众的社会行为在接受大众文化的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必须介入社会互动的概念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