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乡村教师与“他者”不仅没有本应该的相互融合，而且是乡村教师被“他者”征服，乡村教师从乡土背景中被割切，从传统的母系自然与文化的血脉中撕扯出来，逐渐丧失其生存的母系营养，从而在广袤的文化与精神原野中变得越来越疏离、孤独了。所以，德里达对现代性对人的裂解的现状一针见血，他说：“学会生活，那永远是自恋，人们要尽可能的生活、被拯救、坚持并且培植所有那些无限地比自己更重要、更强大的东西，这些东西成为他们从各个方面脱离的这个小我的一部分。要我与那造就我的、我深爱的东西决裂，就是要求我死亡。”[1]导致了乡村教师的精神生活与乡土社会知觉整体性的割裂，乡村教师的灵魂包括其感觉的、经验的与传统文化的价值，全部排除在其思考与研究的学术生活与实践视野之外，乡村教师没有用整个身体去感觉世界，没有考虑知觉的整体性与理解性，也没有用奠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文化习性、乡土价值去理解客观知识、现代生活与世界万象，导致其在终极意义上与人的复杂性及宇宙的变化无穷的本质背道而驰。
有一种机制，主要是自身对现代图景的一种想象，一种对教师专业发展未来图景的幻想。通过这种幻想，他们就开始对事业的忠诚而开始变形，因希望而对自我背叛、游离。乡村教师对科学与知识的忠实与敬仰的同时，也与自己的个人知识、经验、文化甚至自我发生背叛。所有的观念、行为都已经离开了“我”，不属于“我”甚至独立于“我”。这就是德里达讲的“我”已经死亡。于是，我就变成了机器，我就成了木偶，我就成了一个操纵木偶的木偶。乡村教师的这一生存状态，不可避免地腐蚀理性，荒芜社会。就腐蚀理性而言，由于一方认为在知识方面超越另外一方，或者说，城乡教师在知识结构上的不平等，必然导致社会地位与权力关系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关系在科学理性高于一切的框图内，贬低了乡村教师的身体、感觉、欲望及情绪，出现了典型的一元吞并多元、同质侵害异质的境况；否定了乡村教师的多样性，包括其出身、生存环境、文化生活、经济条件与乡土特征等生存状态。就荒芜社会而言，我们一味地追求城市化与教师专业化，无视乡村教师与其生存的文化习俗之间的互融与共生的性质，无视乡村教师的知识、情绪、爱、激烈的感情、与乡土的情欲接触等等，在一定程度上致使农村社会逐渐出现一种荒芜、破败之象，民族文化在裂解，传统信仰在衰落。
综上所述，现代性的确给我们带来许多激动人心的时刻，它的理性的力量使人们兴奋不已，然而，它已然制造出过去与现在、传统与未来之间的巨大的、前所未有的断裂。它消解了历史、经验与传统，但它的灵丹妙药并没有建构人们希望的强有力的理论模式，并没有有效地指导我们的实践。它更多的是给人以疏离迷茫、无家可归的流浪之感。教育学理论建构与教师专业化手段，从一开始就以专家、以科学、以官僚等权力为中心来建构，对于乡村教师来说，它一开始就没有让自由与人性自然地释放，没有让创造与想象力自由张扬，而是按照“科学”、“道德”的要求制造不平等与不科学。这就是乡村教师所面临的发展的深刻危机，这种危机使乡村教师与自身的意义相冲突，使理性与非理性相冲突，使教育学理论的精致与乡村教师的复杂生态相冲突。教育专家的第一特性是缺乏历史感，拒绝感觉的、原生态的，颠倒了真正的世界与假象的世界，无视环境对人的发展的整体性与连续性，否认生长过程，运用语言的力量代替真理与规律，排斥人的生命价值与审美意义，使人学习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纯粹地诉诸教育理性与现代教育学客观知识，以促进乡村教师的发展是十分荒谬的事情。
[1] ［法］雅克·德里达．夏可君等译．解构与思想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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