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交通与疏离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为人际情感的交流发生误解、曲解而苦恼，也常常为思想的不能准确沟通而懊丧。我们往往更多地把这些归结为语言概念的混乱而生成的语言隔膜。为着消解这种现象，我们不知不觉地越来越关心语言问题，越来注重语言问题的研究，语言科学的长足发展而跃于带头科学的行列，其深层的动因或许如是。而更有甚者是在20世纪人类精神探索中产生了分析哲学思潮，它几乎汹涌一个世纪，其思想成果拓展到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其影响力至今不衰。但无论是现代语言学，还是分析哲学，却最终无助于消解人类存在和生存的“语言的隔膜”，相反，它们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人与人、人与群、人与整个社会和世界之间所形成的这种语言的“隔膜”。分析哲学的最高成就者维特根斯坦把自己的哲学目标定义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1]，因为“如我所认为的，这些哲学问题的提法，都是建立在误解我们语言的逻辑上的”[2]。维特根斯坦企图雄心勃勃地通过对“语言的批判”来清理(分析)语言，使之意义明确，从而消解“语言隔膜”。但维氏在对语言的“批判”中最终滑向了不仅仅是对语言，而且首先是对人自己的绝对的不自信——“凡是能够说清楚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但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3]。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批判及其所得出的最终结论，这对帮助我们消解“语言隔膜”到底给了些什么呢？并且，后期维特根斯坦关于日常语言运用的理论，反而添加了新的语言隔膜，维特根斯坦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语言的运用实质上是对语言的游戏，而人的语言游戏恰如其分地呈现着他的“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语言、“生活形式”语言不仅没有消解旧有的语言隔膜，而“语言游戏”语言和“生活形式”语言本身却变成了新的语言隔膜。

维持根斯坦的语言道路典型地展示了分析哲学的语言命运。拓展开来看，作为显学的现代语言学基于同样的冲动，把人类语言看成是原子结构，语言的意义正在它的内部结构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不管是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还是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言学，以及后来盛行于今的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侧面和角度探讨这一“关系”，但最终都没有谁真正弄清过这一“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各种不同的现代语言学思潮最终无助于人们对“语言隔膜”的消解。试想，您能够通过对“辩证法”语言、“天人合一”语言的结构关系(对应的或不对应)的分析而获得这两个语言意义的本质同一的结论吗？如果你硬要采取这种语言学的分析态度，将会进一步促使人们对“辩证法”和“天人合一”语言的加倍隔膜。

客观地看，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各个领域展开了消解语言隔膜的努力，然而，这种努力运动最终没有真正消解语言的隔膜。换言之，正是因为各个领域为消解语言隔膜所致力的语言关注并没有获得预设的收效，更加剧了人们对语言的恐慌和求解语言之谜的更大热情与冲动，这一情绪的最好表徵是模糊语言学的产生。模糊语言学认为语言的(结构)关系本来就是不清晰的，这种不清晰性来源于客观事物的不清晰性。因此，人对语言的运用和理解的模糊不清、模棱两可是客观存在的，这样，语言隔膜是正常的和可理解的，企图消解语言隔膜似成为徒劳。

模糊语言学所形成的基本认知和结论，算是真实地敞开了人类认知语言——本质上是人类认知自我和世界——的悲喜剧。因为表面看来，模糊语言学是对现代语言学的一种领域的拓展，但实质上是对语言学的一种倒退，也是对人类关于语言问题的探索能力、勇气、自信的一种消解。客观论之，模糊语言学的产生，实质上是宣告现代语言学和现代哲学对语言进行哲学探索的终结，是宣告现代语言学和现代语言哲学对人类生活的失败，或者说是对人类生活的活生生的语言运用的失败。导致这一悲剧性结局的最终原因恰恰是我们把思想、情感交流的阻碍现象直观地归结为是由语言概念的混乱而产生的语言隔膜所致。

无可否认，在人类生活的日常行为中，确实时常产生出不能沟通和理解的语言隔膜现象，这一现象的产生已经不是对象化的语言所致，而是人类行为自身。并且，人类行为的可理解、可沟通同样不在对象化的语言，亦在于人类行为本身。英国生命科学家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曾经指出：“人类文明的坚定基础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物质世界。”[4]这个“活生生的人”即指人的现实生存行为和生命行为，研究语言无疑应逼近和烛照人的现实生存行为和生命行为这一坚实的人类文明基础。同时，探索人类语言不仅要看到它对人的交通的阻碍性，更应该看到它对人的交通的甬道性。如果以一种整体的眼光来看待的话，全部的语言问题都归结为人类行为问题，人类行为自身就具有自我交通的品质的同时又生成着自我疏离、隔膜的处境，而隐蔽于这一交通与疏离背后的，却是指令着人类行为的自我交通与疏离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人类行为动力，它就是生存语义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