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性走向现代性

辛亥革命结束了清王朝268年的统治，也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曾经统摄人心几千年的皇权观念受到强烈震撼，并进而证明：中国也可以实行历史上从未有过、曾被认为绝不可能的“共和制”。然而历史的发展再一次击碎了人们的梦想，取代清王朝而成立的中华民国虽有“共和”之形式，但仍缺乏“共和”之实质。中国人对现代化的追寻，仍然任重而道远。

（一）现代性、传统性与现代化

所谓现代性（英文modern，日语译为“近代”，汉语译为“现代”，并兼含“近代”之义）是指欧洲文艺复兴以来，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运动中形成的一种社会价值体系。它推崇人道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强调人的“主体性”地位，推崇知识和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现代性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文艺复兴以后，现代性逐渐成为西方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主导思想，不仅标识出近现代各种科学知识和技术发展的基本视野和路径，而且几乎贯穿于所有社会制度、组织架构和发展政策中，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域和全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价值观的作用。它通过一系列制度安排，最大限度地刺激了制度效能、资本效能、科技效能和人的效能，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20]。就此而言，现代性蕴含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启蒙运动对封建意识形态的颠覆性批判，人们的思想就无法挣脱传统偏见、神学教条和封建专制的束缚；同样，如果没有一系列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也就不会发生那么多创新与革命性变革。一句话，没有现代性就没有现代社会的生成和现代化的实现。

现代性与现代社会、现代化存在着紧密的关系，没有现代性就没有现代化，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就与现代性处于一种完全对立的状态。所谓传统，主要是指一个社会的文化遗产，“它是围绕人类不同活动领域而形成的世代相传的行为方式，是一种对社会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和感召力的社会力量”^[21]。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传统是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积淀，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都不能完全破除传统，相反，它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改造。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虽然在分析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文化原因时颇有见地，但他以此为逻辑出发点认为现代化就等于西方化、东方社会不能产生现代化的观点，显然颇具争议性。因为，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标志的儒家思想，虽然诞生于农耕经济基础之上，但其在现代化中也显示出了极大的价值。对此，熊玠在《大国复兴》中对马克斯·韦伯的这个观点也进行了评述，他说：“韦伯所作出的儒家思想抑制资本主义发展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以儒家学说为核心所确立的科举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用知识取代财富作为升迁的衡量标准，由此便阻碍了商业文化的发展。但是，韦伯的结论却不是基于正确的理由。这恰恰是当代学者将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成就归因为儒家影响提供依据。”^[22]历史地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缺少现代性因素，但我们不能以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就是中国通往现代化的路障。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现代化运动的支撑，现代性首先意味着对传统的突破，这就决定了传统和现代性实际上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冲突之中。如果这种矛盾冲突发生在内发型现代化国家如西欧国家，其表现则是一个渐进的、推陈出新的自然发生过程；如果这种矛盾冲突发生在后发型现代化国家，其表现则是另外一番景象。相对于内生型现代化，后发型现代化是一种由外来先进文明引发的传导性、被动性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性的冲突由此主要表现为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在较短时间内往往是以突发的方式展开的，到处引起历史传承性的断裂。近代中国就是如此。

（二）尚未成功的“革命”与仍在路上的现代化

在中国的历史上，辛亥革命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终结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在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它打开的仅仅是一扇窗。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现代化的实现是需要一定历史条件的，没有这些历史条件，再美好的现代化蓝图可能只是海市蜃楼。作为“前现代化国家”，近代中国要顺利实现现代化，必须具备一些基本条件：政治上，必须实现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国家治理上，必须有强有力的政府以保障政令畅通；经济上，必须建立与现代社会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经济结构；文化上，必须建立与现代化相契合的新思想新理念新价值。但这些条件，在辛亥革命发生后的中国几乎全部缺失。

对于民族国家而言，主权独立是其实现现代化的首要条件。可是，中国在迈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关头，国家主权却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损害。历史地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国家把丧失了的部分主权收回，但并没有完全解决国家主权独立问题。如果说，在辛亥革命前，西方人以不平等条约和赤裸裸占有的方式损害了中国的主权，那么辛亥革命以后，西方则以代理人的方式继续控制着中国。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这样写道：“外国势力无所不在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件主要的事实，这是一股无孔不入的势力。”^[23]中国大大小小的统治集团，在政治上对西方列强的依赖性实际上更强了。各路军阀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拓展自己的地盘，无不寻找自己的外国靠山，而国家利益包括主权利益，就成了他们用来和西方列强交易的筹码。

世界现代化的历史表明，对于初步走进现代化进程的国家而言，建立强有力的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是必备的条件。对此，塞缪尔·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认为，要根除后发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动荡和政治腐败，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舍此无他路可走，只有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才能保证欠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政治稳定，使其现代化顺利发展。但是，近代中国的中央政府是什么样子的呢？从晚清政府到民国政府，无一例外不处于一种软弱分散的状态。吉尔伯特·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曾这样描述晚清政府：“当统治集团日益腐朽，政府的职能在上层首先废弛时，官僚组织的运行也在规模和质量上随之萎缩。”^[24]中国的帝制传统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到晚清政府时，其鼎盛时期早已过去。姑且不论太平天国运动及义和团运动直接损害了政府的政权力量，就是在政治体制内部也出现了分化中央权力的官僚阶层，如地方督抚等。历史表明，晚清政府已经无法对全国进行有效的统治。伴随辛亥革命爆发而成立的民国政府，虽然在1928年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建立了全国政权，但旧式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政治格局并未清除。“国民党统治的建立并没有消除军阀时期留下来的官僚解体和政治分裂，正像清末所出现的那些变化，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指导和倡办而成了无根之木一样，30年代现代因素的出现也缺乏把他们结合进社会的必要指导。”^[25]可以说，政治上的失败，是中国现代化起步缓慢的一个最重要原因。

现代化需要构建现代性，但几千年的帝制传统使得近代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现代性。中国历史传统中蕴含的崇古倾向、官本位思想、文化中心主义、小农意识以及无处不在的泛道德主义无时不在阻碍着中国迈向现代化的步伐。虽然有人认为这些因素已然存在千年，中华文明所创造的辉煌历史也是诞生于其基础之上，只要我们运用恰当，其依然可以焕发出现代的光芒。这种认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就近代的中国来说，这些历史传统所聚合而成的能量，已经远远超过历史传统内部有助于推动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各种因素之和。马克思在分析东方社会时曾深刻指出：“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26]近代中国确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再加之包括辛亥革命在内的各种革命运动本身就不彻底，所以整个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并没有发生彻底的变化，主宰国家命运的仍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当固有的历史传统和固有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结合在一起时，任何现代化的努力都会显得力不从心，这也是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近代中国仍然在历史传统的轨道上继续前行而无法真正迈向现代化轨道的原因所在。恩格斯曾指出：“如果说我们的法律的、哲学的和宗教的观念，都是一定社会内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近枝或远蔓，那么，这些观念终究不能抵抗因这种经济关系的完全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除非我们相信超自然的奇迹，否则，我们就必须承认，任何宗教教义都难以支撑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27]不改变传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不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根本不可能铲除历史传统中的消极因素。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全新道路

19世纪40年代，传统中国遭遇了现代性。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断了中国社会原本的历史进程，使中国被迫卷入了资本主义殖民化浪潮。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殖民主义者给殖民地带去的不仅是殖民主义，而且也带去了现代性。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了追求现代性之路。这种追求，有其外因——由于西方列强入侵和资本主义渗透，形成了“侵略—反侵略”（即“反帝”）路径；有其内因——由于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的停滞落后性，形成了“传统—现代性”（即“反封建”）路径；内外因素的合力作用，形成了通过“革命化”达成“现代化”的独特道路，其进路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重矛盾以及多线性、多方向的历史运动。通过透视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广泛内容，可以看到中国现代性的建构，呈现出从经济（洋务运动）到政治（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再到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展开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救亡”与“启蒙”伴生，“问题”与“主义”相争，学习西方与反抗西方并存，追求现代化与反对“西化”同在，彰显了共同的现代性吁求与不同的现代性方案的矛盾冲突，昭示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和现代性方案的制定是在帝国主义时代出现的，它本身具有反抗的潜能”^[28]。它深刻启迪了1919年五四爱国民主运动，回应了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29]，开辟了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全新道路。

历史地讲，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社会，尚处于“前现代”发展阶段。这就决定了当时中国人不可避免地从现代性意义上去解读、接受马克思主义，并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救中国于“水火”的内涵。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确实具有承担起这种时代责任的内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近代中国改良、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强调阶级斗争，通过阶级革命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解放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围绕这条革命路线，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未来发展进行了初步设计。在政治上，通过武装斗争建立一个新型的民主共和国，目的是解决近代以来困扰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国家主体身份问题；在经济上，通过解放生产力，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丰衣足食，目的是解决中国现代性建构所必需的经济基础问题；在文化上，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目的是解决现代性建构的主体身份认同、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精神动力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与实践，既是对现代性的诠释，也比较好地解决了传统与现代衔接、本土与西方沟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特殊国情相结合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和十月革命的示范效应，使得“走俄国人的路”，通过革命化建立新政权进而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共产党重觅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时代结论。然而，在中国这块已有几千年历史传统的土地上“走俄国人的路”谈何容易，它必然会遇到一系列难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同中国历史传统的难题。作为世界上最老到圆熟的农业文明，中国的历史传统具有强大的抗拒现代化工业文明的韧性；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起源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导致的民族危机的反应，又需要从历史传统中汲取反抗的精神力量。如何对待古今文化、中西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近代中国，古今文化和中西文化这两对范畴具有某种重合性，因为在当时西方文化就是现代文化的化身，而中国文化则是古代封建文化），怎样才能既变革历史传统，又凭借历史传统蕴含的精神动力来完成社会变迁，的确是中国现代化运动中令人困惑的难题。作为辩证法大家，毛泽东高出一筹的地方，就在于他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在讲到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传统的关系时，在历史性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基础上，又创造性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这一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毛泽东看来，新民主主义文化生成的过程，既不可能像西方文化那样“推陈出新”地自然演化，也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无中生有”，而是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是一个分析、批判、融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古代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过程。“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30]就这样，毛泽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探寻到一条历史必由之路，并科学解答了其中的文化难题。由此，中国现代化运动才奇迹般地走出历史的泥沼，实现了对帝制传统的真正超越。　

【注释】

[1]习近平：《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4月1日。

[2]［美］亨利·基辛格：《论中国》，胡利平等译，中信出版社，2012，前言。

[3]《诗经·大雅·文王》。

[4]《史记·太史公自序》。

[5]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8，第50页。

[6]曲英杰：《祭祀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387页。

[7]曲英杰：《祭祀典》，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第396页。

[8]［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页。

[9]［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31页。

[10]［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9页。

[11]［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耿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2页。

[12]［美］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革》，陈仲丹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第199页。

[13]王韬：《弢园尺牍外编》卷十一。

[14]《李大钊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142页。

[15]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载《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99，第5页。

[16]［美］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155页。

[17]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第1页。

[18]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7页。

[19]［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第220—221页。

[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405页。

[21]杨耕：《东方的崛起：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哲学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183页。

[22]［美］熊玠：《大国复兴》，湖北教育出版社，2016，第36页。

[23]［美］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理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第154页。

[2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138页。

[2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第637页。

[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853—854页。

[2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773页。

[28]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

[29]《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3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7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