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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泳经典,守正创新

时间:2022-01-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大量阅读东西方的传统经典文本,就是穿越历史的时空,与这些大哲们进行对话,同时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阅读经典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创造“同一心境”的过程,是与人类优秀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对话、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家对话的过程,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凝神静思反身求己触及灵魂深处的过程。

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实际上,人们对什么是真正的创新之作,什么是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经典之作是有起码判断的。这些年关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作品”的讨论与争议此起彼伏,人们对中国人能否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耿耿于怀也很大一部分出于此种考虑。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发全民关注。姑且不论莫言最后是否能在时间的沉淀中成为后人眼中的经典,且交给时间去考验吧,但他获诺奖后掀起的“莫言热”,却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对优秀作品的向往。

莫言在多次发言中提及他本人和家人因获诺奖而在频繁的围观下不胜烦扰,奉劝人们不要去他的家乡。在“2012—2013影响世界华人盛典”上,获得“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的莫言在接受颁奖时说出了自己自获诺贝尔奖以后的生活烦恼。他说:“昨天我父亲打电话说,今天老家又来了200多人,真的受不了了。”莫言希望大家别再去自己的家乡了,“千万别跑了,去了失望,我小说里辉煌的、壮丽的场景,根本看不到的”。紧随其后,在第二届中澳文学论坛上,在与澳大利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对话中,两位诺奖获得者惺惺相惜。莫言再提及他本人和家人因诺贝尔奖的巨大声誉已不堪其扰,急欲退避三舍而不能。这本身也说明在浮躁的当下,人们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对好的优秀文学、经典作品的渴求与向往。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莫言热潮兴起的同时,国人的阅读状况,尤其是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状况并不容乐观。我们身边喜欢看书、爱看文学作品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周围的实体书店在不断消失,之前喜爱的文学杂志越来越难觅踪迹;我们关注的影视明星越来越多,所知道的作家越来越少……我们的现状是:优秀的专业的作家艺术家是从转型前历史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与最新的时代变革、时代发展有隔膜、隔阂、隔离、隔行;杰出的改革家、企业家、商人、工人、农民或所有一线的实践者,他们又无暇无意于文学,或者并不具备文学的天赋与异禀。所以,其中也未能生长出时代所企盼的文学“伟人”来。更为困难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样一个时代变革,它由资本主义创生和推广,市场经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中,都有它的顽固的本能和天性。它在分工上是追求更加专业、精细、职业,在行为目的上有天生的逐利性,追求俗世的生活与物欲的满足,并为满足人们的物欲化而尽心竭力。马克思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后指出,资本主义是诗歌的敌人。也就是说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缺乏诗意、扼杀诗情、窒息诗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可以走出这个诗的“魔咒”,我们还要拭目以待。马克思也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文学、文艺、文化。那么,我们该如何期待转型时代的文艺和文学呢?为什么我们的纯文学期刊越来越孤芳自赏、发行量寥寥无几?为什么发行量多达几百万份的期刊会是《读者》、《知音》、《故事会》这些所谓的“心灵鸡汤”?

优秀的作品往往对一个人的道德信仰、人文情怀产生长久的影响,对社会的道德风尚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我觉得,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一定和他的精神世界相关,一定和《诗经》、《楚辞》有关,一定和唐诗宋词元曲有关,一定和《红楼梦》有关,一定和老子、孔子、庄子、屈原、陶渊明、李白、王维、杜甫、苏东坡这些千古传颂的人物有关。尽管今天我们身处极速发展的时代,处于消费主义社会之中,但我想,没有哪个中国人会打心眼儿里觉得韩寒、郭敬明等人能代表中国的文化高度,他们的作品能成为千古传诵的经典,可以澡雪濡化人们的心灵。但是,如果我们越来越疏于阅读,远离文学,远离经典,那么,我们的心灵就会越来越干枯无趣,越来越功利世俗,人与人的关系会越来越冷漠,我们的精神世界会越来越矮化,我们的眼光会越来越狭隘,我们的境界会越来越渺小,我们的发展会越来越受局限,我们的国家、民族会越来越不被重视……

王:所以,阅读很重要,但阅读经典作品更重要。经典作品是经过时间考验沉淀下来的人类的智慧,生在今天的我们应该感到很幸福。因为在古代,经典往往是掌握在少数贵族手中的,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经典书籍。先秦的古籍大多被称为“经”,经典说明书籍文明的绝对地位,同时也说明它空前的垄断性,就是只有少数的贵族和高层文化人 ——老子、孔子这样的人才能看到。老子当时是周代的一个掌管图书的官,所以孔子曾向这位满腹经纶、读书很多的大学者“问礼”。汉代造纸术的发明,使文字载体产生重大变化,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又打破了“经典”垄断文化的权力独断性,突破了只有少数人才能看到文字记载的局面,破除了“民可以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基本文化格局,印刷术的诞生推进了文化的普及,使得中国越来越多的士人、贫寒的知识分子、普通人都能够看到书。

人生下来能大量阅读是很幸福的。一个人关键的问题是他不可再生,不可重复,过去就过去了,人有个意义问题。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有文字的文化已经存在了五千多年了,这么多知识精英、出类拔萃的大师留下的东西你都不看,只看一般的小报是不行的。能够跟大师深夜谈心,深夜翻看柏拉图、苏格拉底的书,翻看孔子、老子的书,是多么有意义的事情。我有一句行话,是说:“我不认为我跟他们隔了两千多年,我和他们是同代人,我和他们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大量阅读东西方的传统经典文本,就是穿越历史的时空,与这些大哲们进行对话,同时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在我经年累月的读书生涯中,在沉沉夜幕下的静寂与都市的喘息中,我领悟到,读书在方寸之间可以拓展出寻丈之势:读书是思考的前奏,是自我思想诞生的产床。思想者的阅读永远是创造式阅读,理解并领悟他人思想,同时又能将那些书中思想的正反面问题及其有限性逐一审理清楚,绝不屑于把他人的思想碎片作为自己的思想坐标。阅读经典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创造“同一心境”的过程,是与人类优秀文化艺术和思想大师对话、与古今中外优秀的思想家对话的过程,是在阅读与思考中凝神静思反身求己触及灵魂深处的过程。

向:好读书,要读好书,更要读经典性的书。这样,才能进入您刚刚说的这种与古今先贤大哲对话,进而达到启迪精神、提升灵魂高度的人生境界。但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随着电视、网络、智能手机等新兴媒体的普及,我不断产生疑问,疑问之一是 ——谁在看电视的读书节目?看的什么书?

这个疑问首先来自飞机场的候机楼。那里总有书店,书店里也总在播放公司秘籍之类所谓管理经典讲解讲座的“电视”,附卖图书与光盘。其内容不说也罢。最初见机场有此风景不免困惑:也没见人围观,而真读书人都是见之绕道而行。为什么这般景象大行其道?后来,渐渐明白,那完全是赎买的“播放”,即书商们的广告播出。就书店而言是给钱就播。至于书商们如何从中渔利,不得而知。作为读书人,只是见此很是恶心,也无可奈其何。后来看电视,有一些读书栏目,甚至有数字的读书频道,不免期待。结果差不多是把机场书店电视搬到公共电视网络而已。其内容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所谓工商管理秘籍外,更有养生、励志、治病各种“商书”。谁看呢?反正我作为一个读书人是从来不看这样的读书栏目和电视频道。我也没听见任何书友交流过来自这类电视读书的信息。结论就是,这些电视节目和频道也是办给书商们看的,或者说是他们的广告栏目而已。这样一来,我的疑问便大大加重了:电视是干什么用的呢?它不是最讲收视率的嘛,为什么这个铁律在此时此地完全无效了呢?好生让人困惑!

现在的小孩,从两三岁起就开始接触电视、电脑、网络、手机、i Pad,从小就受电影电视和网络的影响,从中开始接触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我不知道,对此是该欣慰还是忧虑。我所喜忧者,这足不出户就能看遍世界、阅历人生的电视、网络,对一个懵懂初开的小孩,意味着什么?电视和网络和盘托出社会里所有的光明和黑暗、和平与战争、友好与仇恨、爱护和倾轧,特别是当今的一些“神剧”和网络文学,表现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暴力与血腥……其中应有尽有,复杂得很,这里需要是非判断。但这一切,因为电视和网络的发明,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来得太早了。想当初,在我和我的祖祖辈辈孩提时的前电视、前网络时代,为了应付社会和人生的艰难苦恨纷繁迷离,经历了怎样长时期的耳提面命和性情磨砺,做了多久的知识准备。但今天,这一切,好的,坏的,不好不坏的,精芜俱现、泥沙俱下。而几千年文明史积淀下来的农耕文明时代的传统经典,包括民间文化生活中的经典形态,无论是表演的、技艺的,还是代代相传、口传心授的,在后工业时代的非物质社会、信息时代、虚拟经济下,受到声光电色等娱乐文化的冲击。一方面,带来了种种可能与新机,但另一方面,也彻底颠覆了传统经典赖以生存的根基。正如马克思曾有过的经典表述:“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1]又在哪里?在避雷针面前,丘比特[2]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梅斯[3]又在哪里?……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4]还成什么?……阿喀琉斯[5]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是要消失吗?”

的确如此,在电视电影时代,鲁迅在《朝花夕拾》里充满温情回忆过的、传统“围炉夜话”式的讲神话、故事、传说还有“市场”吗?在网络搜索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时代,说谚语、猜谜语、唱盘歌、演史诗、说唱长篇叙事诗就不再会是唯一的传播知识、历史、思想、经验的手段,当机械化、程序化、批量化、智能化、模式化、精密化的物质产品横扫人类物质生活中的一切物化产品时,手工技艺、手工技能、慢工出细活的手工品又该如何安身立命?古人视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每一首诗、词,每一部作品,都需要反复思考、仔细推敲,吟安一个字,双眼泪长流,所以才有了唐诗宋词元曲,才有了中华传统文明的经典与辉煌,而今天,电脑码字,复制与粘贴,动辄几十上百万字的“皇皇巨著”,很快就能出炉。而批评的广告化,广告行为对文艺、文化批评的渗透,一方面批评受到金钱的控制,政法丧失了客观公正的立场和批评品格,扭曲了文艺鉴赏的美学原则,另一方面,则造成了虚假的文化繁荣景象。但凡被这种评论“广而告之”,遥相呼应者,诸媒体一片叫好声,一时间仿佛佳作倍出。图书销售市场的表象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作者的名气、图书的装帧设计以及商业广告式的宣传等因素对某些书籍的销售业绩起到了催化剂作用。在一段时间内,在一定程度上能左右、改变、引导人们的购买选择和阅读意愿,但图书市场是否依照其潜规则来合理运行值得商榷。同时,这种做法时间长了,无异于饮鸩止渴。于是,我们经常可以听到“遍览书架无书可读”的普遍抱怨,也可以看到曾经的热卖图书论斤卖的难堪。经典就是经典,非经典再怎么吆喝、打扮得再怎么花枝招展,麻雀也变不了凤凰。长此以往,实则会让读者和观众大失所望之余,进而对我们的文艺、文化失却了以往的热情和信赖。

王:确实,随着我们的社会进入后传播时代或“无纸工业文明”时代,人们的阅读将通过网络进行。今天,很多电子阅读器只要插进小硬盘或者一个软件,在手掌大的一本阅读器上就可以设定阅读界面、阅读色彩、阅读方式、字体大小,里面储存的书相当于整整一书架。这种后传播时代的资讯保存和提取方式,使阅读变得随意方便,可以使思想网络般的传播,并可以轻易传播到海外。但是,这种网络阅读也带来了几个问题。

首先,作家写作的未终结性。人们写一篇文章,可以随时随地地根据不同的心境添加,文章成为永远都不可能完成的一个文本。同时,网络上储存的文本可以被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空间加以理解,并可以不断地提出反问、批评、修正。因此,批判也变成了一个永远没有完结的过程。

其次,由于BBS的帖子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发声,所以文本的“经”的地位、文本“阐释”的知识精英地位和权威性正在消失。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言,每一个人都可以对任何解释加以怀疑,没有任何解释是终极的,每一种解释都要接受其他解释的挑战,使得意义变成一种散漫性的,而终难归于唯一的“吾道一言以蔽之”的所谓终极结论。

再次,传播时代每一个人都可以写出几百万、上千万的文字,其中除了有部分呕心沥血的精品外,相当多的是情绪化的语病迭出的胡写乱涂的文化垃圾。文化垃圾的泛滥使得今天产生优秀的思想,或者使优秀思想文本浮出这类文化垃圾的水面变得非常艰难。这表明,后传播时代是文化垃圾和精英思想并存,它在消解了“经典”地位的同时已经宣布:一切都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一切都要化进人类阅读的心灵当中,由一个人的思想变成千万人的思想,这种思想才会不断地传播并且存在下去。

在网络传播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使得口语写作超过了书面语写作的价值,日常生活感成为这个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从“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的。从珍惜语言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从人的神话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比矮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合理化,世俗生活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主义到感觉中心主义,整个世界和知识分子心态发生了整体倾斜。人的片面发展成为时代的标识。我想问的是,人们是永远需要一大堆无聊的碎片的鳞屑的东西呢,还是说人们最终需要某种高屋建瓴的东西?我想,应该还是后者,否则根本就不会有“伟大时代”与“伟大作品”之争议了。

向:这个时代需要精品,需要好的精神食粮,尤其在这样一个浮躁的时代,要不然媒体报端怎么会隔段时间又在讨论“伟大作品”、“伟大时代”之类的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我正在文化部主办的《中国文化报》任理论部主任。因为是一张文化报纸,又做着理论评论工作,我当时是大力提倡并努力践行用文化的眼光来审视社会、经济、艺术、文学等等一切社会问题。记得还主张和开设过《从文化看》这样的栏目,也曾经用文化角度与著名科学家、经济学家、艺术家、文学家谈他们各自领域的深度话题。平日里读书买书,也是见了“文化”字样就有占有和阅读的欲望。但今天,我虽然还保留着逛书店的老习惯,也有购买的欲望,但在眼花缭乱的“文化”书籍面前,还是会踌躇三思。

我的疑问之二是,当前中国的图书出版市场空前活跃,但逛书店时,为什么我们往往会有一种“遍览书架无书可读”的无奈?至少从我个人经常逛书店的经验来说是这样。

面对琳琅满目、城墙般高耸的书墙,几圈转下来,值得花钱去买的书没有几本,经常是兴冲冲地去,扫兴地回。按理说,每天都有数以百计、涉及各种形式内容的图书上架,图书品种极大丰富,读者选择的余地更大,但书的质量却不容乐观。我们经常可以在一些书市发现,曾经红火热卖的图书,隔不了多久居然在某些书市上论斤来卖。中国是出版大国,出版图书的种类数量都是世界第一,但库存量也冠绝全球。

2012年,中国出版的图书达到了414005种,册数为79.25亿册,位居世界第一。与此同时,中国也是图书库存量最大的国家,以售价计算,目前有884.05亿元的图书积压在仓库之中。看似红火的图书市场上,各类图书的命运截然不同:一些成为畅销书,一些则只能被束之高阁,落满灰尘。但实际上,图书销量只是一些冷冰冰的数据,并不能作为图书文字质量好坏的评价标准,销量排行榜上的佼佼者未必是经得起再读,而不被读者注意的书也不全是不值一看的文字垃圾。据相关的调查统计,世界图书市场上的畅销书种类中,美国40%是虚构类的小说,法国、德国、英国的35%到38%都是小说类,而中国的畅销书大部分都是教辅材料、养生指南、食谱、育儿手册、惊悚及言情小说。被束之高阁的书往往是需要人静下心来边读边思考的严肃书籍,而在浮躁的社会氛围下,国人的读书日趋功利化。“时间那么少,读书自然要读实用的书,没用的书不要读”,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的于友先认为,“一种新的‘读书有用论’正在悄然流行,而‘有用’的定义在这里又变得非常狭窄”。可以说,当前中国人的阅读出现了一种矛盾状态,一方面是有书不看,另一方面却是对自身的阅读状况不满,究竟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矛盾心态?

记得有一位学者说过: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应该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一个社会到底是向上提升还是向下沉沦,就看阅读能植根多深,一个国家谁在看书,看哪些书,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未来。中国人一直信奉“读书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但我们却有些无奈地发现,虽然今天中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相当普及,当今社会识文断字的人多了,但真正的读书人却少了,有知识的人多了,有文化的人却少了。而读书,不仅事关个体的命运,还影响到整个民族、社会、国家的命运与前途。要知道,阅读始终是知识的源泉,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可怕的民族;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人们究竟在读什么书?又是什么人在读书?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

王: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精力也是有限的。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在精芜杂陈的文化产品面前,如果没有精神导师去指导,能不误入歧途已经很不错,更不用说成才成家了。所以,中国一直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也是这个道理。所以,在新的语境中,读书和思考当然就是要学会拒绝、否定、怀疑,并以此去发现当代话语矛盾,敞开多种冲突中的新阐释空间。

“读、思、写”尽可能统一起来,因为读得愈多,歧路愈多,思路愈险。十多年前,我曾经主编过一套圆园卷的《一生的读书计划》丛书,对应该读什么书做过一些简单的梳理。我认为,自从有人类以来,已经有约九百亿人逝去了,几百万册书在九百亿人这个分母中,渺小得几不可言。而个人经年累月又能看几摞书?写几许文章?在知识的海洋前,一滴水是易被忽略不计的。我想,凡事有道,读书亦有道。于是慢慢摸索读书门径:泛读,精读,读经典,读对经典的阐释和论战,读善本,读善本提要,补“小学” ——文字训诂,补史 ——史识、史料、正史、野史;从疑处疑,也从不疑处疑,从跟着说到自己说,力求说点新东西,并不惮于不成熟。在生命和学术的凝聚含藏的几年苦读中,我意识到有一种新的质素超越了个我视域,而关注人类问题的眼光慢慢地从生命中升起来。

对于读什么书,就中国国内而言,主要是加强对本国文化经典的学习。因为我所在的北京大学,差不多一百年来都强调西化甚至全盘西化,对中国文化本身重视很不够。至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大约三分之一看不懂古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最近出了一本书《大学中庸讲演录》,有些教授还觉得很吃惊,觉得这么深奥的东西怎么能去研究呢?可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把西方看作一个追逐、学习、崇拜的对象,而对本国的哲学、艺术和宗教等却有很多的忽略,这就导致了今天的大学生几乎都看不懂古文,解释古汉语也有很多的问题。

向:应该说,全球化的最大特征并不是语言巴贝塔[6]大功告成的结果,它是超越语言的全球化。技术语言、信息编码、规则与法则、图像与事实、可视和可见的灾难,这些就是人类的“共同的语言”。视觉信息,包括了文字的有限作用,也包括着非文字的可视信息,超越和突破了语言的隔阂和障碍。那么,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学在这个时代何所作为、如何而在呢?当我们的文学经过翻译并因此进入全球传播时,既不能抵达人性的深刻,又不能触动情感的波澜,我们的文学意义何在?我们的文字在视觉艺术、影视艺术等形象美学、活形象美学竞争中,既无后者的视听震撼和视听奇观,又无艺术美学的创造力度,我们凭什么去跨越语言的樊篱呢?这个全球化背景中的信息化、视觉化、网络化、图像化、形象化的时代,正是超越、跨越了文字阻碍和障碍而实现全球化的时代,文字与文学如何融入其中?如何以自己的与时俱进或全新的时代创造创新而立于不败之地?为什么“最美的图书”只能或只要徒有其表就万事大吉?是什么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读图的时代?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低头读屏而不再心仪文学经典?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学之困。中国的当代文学还面临着独遇的悖论:它从集体意识走向个体表达,正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性之路途中,然而,全球化已然带来了“人类性”和“后现代性”。两种转型、转变叠加一身,向前与向后的时代驱动同时向我们挤压过来。文学能走出这样巨大的时代悖论吗?

我们进入了一个全球化时代、信息化时代,首先是交通运输全球网络体系的联通,并且形成全面抵达、快速抵达、便捷抵达的航空、铁路、公路、海运的全球化体系。与此同时,网络联通联网,信息的即时、全球通畅,以及广播、电视、电信的全球联通,共同构成了物质传输传递全球化和信息传递传播全球化。我们的确来到了一个“地球人”的时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革和转型形式。但是,我们的文化艺术对此做好了相应的准备和应对了吗?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表述: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全球化时代是高度物质化的时代,也是充分虚拟化的时代。物质化让人类的童心、童趣、童稚没有立足之地,物化和物欲使人类逐渐钝化对浪漫的憧憬和梦幻。物质的满足代替了精神的需求和向往。虚拟空间和虚拟世界是想象力的乐园,是人类想象世界的实现、实体、实施,它是想象力的产物,也是想象力的桎梏和囚牢,它使想象沦落为虚幻,虚拟世界解构和消解了人类的虚构能力,虚拟世界替代了虚构世界。

王:在信息化时代、在后现代时期,当地基和深度消失以后,在平面化的时代,有人想立出坐标,一些原来的批评家想重新定位谁是经典,而后现代主义在摧毁了经典以后,也想塑造后现代经典。双方互动的结果就是,在经典这个问题上形成巨大的差异。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出现了关于评价谁是经典的问题。有一些朋友把茅盾取下去了,把金庸给排上去了,这一排位显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过去一直认为茅盾是中国现代文学中非常重要的人物,突然到了八九十年代失重了,已经离开经典的位置。而过去武侠小说是上不了台面的,居然被抬到那么高的程度。到了现在,王朔们不断批评、评价包括鲁迅在内的一大批作家,这说明今天的经典已经变得非常可疑了。我觉得这场讨论最后的经典就是,所有的经典都土崩瓦解,全部被夷为平地。因为当我们还在经典这个“中原”逐鹿的时候,“中原”本身就已经被蹂躏不堪了。我估计21世纪就是一个没有经典而又不断呼唤经典的时代。现在还是有一批艺术家想做出那种带有权威性的作品,比如有些作家写出超长篇的小说,其目的不外乎重建经典,所以经典问题也成了信息化时代、全球化时代的一个附带话题。

我认为,除了传统的文化典籍以外,堪称经典的,中国实用文化中的饮食文化和民俗文化同样值得关注,它们已然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对礼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民间文化、服饰文化等看得很重,就强调在日常用度中抵达中国文化的深处。

向:对,虽然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但常言道,“礼失求诸野”,传统文化命脉和精华并没有真正中断,它仍然传在民间、留在民间,还藏在民间,藏在人们心中。各种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经典的另一种呈现,我们应该站在这样一个高度,动用国家的力量,系统编纂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典读本和优秀作品集,形成从幼儿教材 ——儿歌、神话、童话、寓言、笑话、玩具等,到小学、中学、大学的系统的系列的教材或辅导读物、课外读物,使之成为人生知识必备的内容,以培养民族情感、民族审美、民族精神。其次,现代教育在教材的丰富上,应加强对传统知识结构体系化的整合。如工艺美术专业,所掌握的多是现代结构体系的素描、构图、设计原理等,而古代的造型、造像、造物思想等在教育中并没有体系化的知识架构,所以在教材的丰富上有很多工作值得我们去做。

总而言之,我们的语文教材中以古典诗词、散文为代表的传统经典,蕴含着丰富的传统文史哲知识和人生智慧,凝聚了先贤数千年传承下来的人生态度、自然观念、政治理想、生活原则和道德理念,其精华部分更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生活方式、道德规范、审美情操的集中反映,并非简单的书本知识。这些经典作品构筑的道德标准和价值体系,是维系中华民族始终向前发展的凝聚力,也是奠定中国文化强国的坚实基础。我们敞开胸怀与世界接轨,首先应有文化自信,既要吸纳先进的其他国家的优秀文明,又要重视我们自己优秀的文化传统。传统经典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是民族的精神家园,我们的教育理应给传统经典以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下一代在潜移默化中澡雪精神、完善人格境界。这样,才能让传统文化真正植根于民族的血脉中,生生不息。删除教材中的古文诗词的方式,其初衷似乎是好的,但删改者却并没有意识到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深意。因此,这种方式引发争议,恰恰反映了公众对传统文化经典传承的担忧,也是理所当然的。在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际,我们尤其应该注重传统经典的传承问题,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主动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夯实大国崛起的文化基

础,而不是一味地“为了创新而创新”,最后数典忘祖,连别人也看不起你。也唯有如此,才能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让传统文化承担起厚重的历史使命,成为民族复兴的推动力。

王:思想创新离不开对经典的重读。举个例子,李敖最初对胡适全盘西化的思想全部采纳,后来却写过不少对中国古籍文献方面阐述的著作。他不认为他是外黄里白的“香蕉人”,而是真正具有“中国根”的中国学人。在我看来,现代性是人类必须要走的一步,但是那不是人类的归宿,人类将超越现代性而走向更高的境界,对东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在几个世纪甚至是人类未来的岁月中于人类有贡献的东西都应该保留。我们对文物都爱护有加,对文化思想经典更应发扬光大。我们要以更大的气度来看待中国文化,进而思考东方文化能够为世界文化做些什么。未来的世界没有中国文化的加入将是不可思议的,中国文化的世界化表明了中国文化身份的重要性。

在我看来,进行文化创新时,中国立场非常重要,需要每个中国学者自己去思考。立场定位不同于往时,任何“无立场”或“滑动的立场”都是难以成立的。要进行创新,就必须尊重本土的原创性经典。在我看来,历代伟大的诗人和学者都是原创者,所以不可超越。原创性是跨时代的首创,其新异性影响后世千百年。“原创”有四条原则:(1)它直接成为了经典,只要是原创的就必然是经典;(2)它会历久弥新,人们总是能从中找到新的和符合当下的文化精神资源;(3)文化软实力能量巨大,不仅在一个狭小的专业领域有影响,而是在整个人类历史领域有重大影响;(4)按照中国古代说法它是“神品”,神来之笔,不可多得,不可端倪。

王羲之微醺书写《兰亭序》,等他酒醒了再写一次却达不到那样的高度,这就是“原创性”的不可复制性!总之,原创会直接成为永恒经典,对后世影响深远;原创横跨多种领域,产生爆发性的能量,不可端倪不可超越。而“创新性”,是一时一地或是一个流派,就是说它可以“半创”、“四分之一创”、甚至是“微创”都可以,都叫“创新”,它与成为史载成为经典的原创不同,它会被历史记一笔 ——创意新颖,人们会为它的新奇而感动;具有一定的当代影响,大抵只能红三两年,其影响超越不了这个时代。“标新性”的标志是成为“事件”,发现什么吃香,什么成潮流成气候就去标新立异,只满足于各领风骚三五天。如果有的学者在电视作秀上再往前迈半步,也会成为一个“事件”;唯新是求,结果是被更新的超越 ——很快就会被另一种比它更标新立异的东西所取代,所以它是短暂的。用周星驰的话来说,“原创性”如果给一个时间是一万年,“创新性”给一个时间是几十年,那么“标新性”就是各领风骚三五天。当代中国人是否能创生带有中国新世纪文明特色的新东方文化,对人类文明的未来发展能做出怎样的解答?研究中国文化必须研究经典而不是流行文化,必须对中国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哲人加以重新阐释还其本来面目。文化人的学问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从事学术需要怀有生命的价值关怀,要对民族文化有传承和创生新意义的激情和生命担当。

希望更多的媒体能唤醒更多有良知的国人,唤醒更多的有文化的高端人才,将中国文化正本清源、守正创新地输出,坚持在海外树立起具有正大气象的中国文化。我想,只要我们生在中国,就要坚守东方文化输出,坚持文化创新回归经典,坚定地走守正创新正大气象的中国文化与世界交流的“丝绸之路”。中国的文化形象与文化软实力,与这个国家民众正确对待传统与现代、正确对待自己的经典,树立正确的创新观念,外濡内化,将自己的经典文本向海外推出紧密相关。

向: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和经典形式是我们举世无双、特立独行的汉字承载的哲学、文学和典籍文献,它们始于甲骨文,历经金石书写、碑刻竹简、雕版印刷,集合了中国书法历史的嬗变和造纸术、印刷术两大发明的形式变革和发展。这样的文明史,具有无穷、无边、无尽的思想的广度、深度和力度,然而,也是最不易传承和传播的文化文明样式。近代以来一个世纪的百年文化发展史,是我们摆脱古文的僵死文字束缚,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文化的现代性和文明的世界性的历史,是我们确立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的文化立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建构起海纳百川、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文化姿态和面貌的历史。中国崛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必然是一个走向文化强国的历史新进程。建设伟大的文化强国的目标,必然要求我们对伟大的中华文明进行新的检视、新的继承、新的传承和新的弘扬。弥合古今断裂、接续过去与未来、打通古今中外,这就是我们在新世纪的新的文化观和价值观。

[1]①古罗马神话中的火神、冶炼神。

[2]②古罗马神话中的雷神。

[3]③古希腊神话中的传达使者和商业之神。

[4]④罗马神话中的传闻女神。

[5]⑤古希腊神话中刀枪不入的人物。

[6]①又称为巴比伦塔、通天塔。《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1章记载,人类曾讲一样的语言,都有一样的口音,上帝为了阻止人类联合起来兴建能通往天堂的高塔的计划而让人类说不同的语言,使人类相互之间不能沟通,计划因此失败,人类自此各散东西。巴贝塔的故事试图为世界上出现不同的语言和种族提供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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