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名是观念论

孔子的学生子路（前542—前480年）只小孔子九岁，且办事鲁莽，言语爽直。孔子在卫国时，子路与老师讨论为政中的“正名”问题，就直言老师观点“迂腐”，这在别的学生中是不可想象的。《论语·子路篇》第三章记载：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大约公元前489—前484年，孔子第二次来到卫国。时卫国父子君位之争已平静下来。孔子的许多学生都在卫国做官。他一回到卫国，已在卫国做官的子路就问孔子：“如果卫出公要先生您出来为他辅政，您先要做什么？”孔子回答说：“一定要先规范各种名分。”这里反映两个问题，一是孔子已决心接受卫出公的邀请，所以毫不犹豫地正面回答了子路提出的问题，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动向是决定“仕卫”（在卫国做官）；二是明确提出了他将实施的政治纲领是“正名”。

子路听了不解地说，您太迂腐了，为什么先要正名呢？　听了子路反对的话，孔子对子路严加批评说：“你言辞真粗野啊，仲由!君子对于自己不了解的事是保持沉默，不知不要乱说啊。”于是，引发了孔子讲了一番君子为政必须首先正名的道理：“如果名分不规范，说话就不通顺；说话不通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则礼乐之制就难兴起；礼乐之制难兴起，则刑罚就难以恰当；刑罚不恰当，则民众无所遵循。所以，君子规范的名分必能讲得通，讲得通的就必然行得通。君子对于所说的话，是严谨而不可草率马虎的。”

应当说孔子这番议论确实言之有理，子路也一定听得懂。可他为什么说孔子先正名是“迂”呢？准确地说，这是师生之间的误会。就是说子路误以为孔子说“必也正名乎”，是和五年前一样，要将卫出公与父亲争君位的事又翻出来进行一番辨析，所以他认定这是“迂”，表示反对，而孔子又错以为子路竟然不懂得正名的重要性，于是发了这番议论。

孔子并不是要辩正父子中哪一个继承君位才合乎礼制，而是要向世人申明，卫出公继承君位是合乎礼制的，即可以名正言顺地为政施治，同时也就使自己出来为他辅政有了道义上的支撑。孔子这时提出正名，把“正名”看成为政的第一件事。其正名的第一含义是：正自己的名，以此取得去正别人的名的合法性和权威性。由此可知，人们多只在纠正不合名分的行为，也即“去正别人的名”，这个意义上讲孔子的正名理论，那是片面的。正名，首先是正己，而目的是取得正人的资格、威望、权力。

所谓“正名”就是要求不去做不合自己名分（今天叫身份）的事。这在当时，在孔子，当然实际上就是要求不僭礼，因为礼的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别贵贱、定名分。“正名”作为“为政”的措施，乃是一个政治概念，不是针对为官者的道德自律而发，而是重在“名不正”就会说话没人听，政策、号令得不到执行这个施政效果的方面。换言之，是为官者通过正自己的名的途径，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所以是必须严肃对待的。孔子提出正名理论来，直接要求是让他“有职有权”，以求上任后说话“底气足”，发布的政令能够畅通，能够有力地遏止其他人的越位越权的僭礼行径。

正名就是辩正社会等级、人伦关系的名称、名分，目的就是要符合周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孔子的观点是“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一番话。

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孔子“正名”说从哲学的高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和评论。1939年2月20日，毛泽东就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的阅读修改意见，写信给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就陈伯达的这篇文章发表自己的看法。信中说：

“伯达同志的《孔子哲学》我曾经看过一次（没有细看），觉得是好的，今因你的嘱咐再看一遍，仍觉大体上是好的，唯有几点可商榷之处开在下面，请加斟酌，并与伯达同志商量一番。我对孔子的东西毫无研究，下列意见是从伯达文章望文生义地说出来的，不敢自信为正确的意见。”

信中第一条说：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的理论就没有正确的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上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毛泽东在信中第六条说：

没有明白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0—161页和第163页）

为了响应毛泽东的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的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详细谈了对《论语》中所反映的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看法。

陈伯达从哲学的名实关系上去分析孔子的“正名”说。他说：“在孔子看来，名是第一，‘事’（事物）是被名所决定的，而不是名被‘事’所决定。名实的关系在这里是被倒置的。孔子把真实的世界变成概念的世界，而且把概念的世界看成不变的世界。”陈伯达认为，孔子哲学是唯心论。

毛泽东肯定了陈伯达的这一观点，同意陈伯达将孔子的哲学定为观念论。观念论就是认为思想、观念的东西是第一位的。但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仅仅指出孔子哲学的观念论错误。在毛泽东看来，孔子的“正名”中有着合理的、积极的因素。他对“正名”的评论主要是讲其中的合理因素。他说：“正名”，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观念虽然从根本上来讲，是现实的反映，现实是第一位的，但观念的东西，理论的东西，反过来又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现实。“正名”不是不能做，问题是不能脱离实，要以实为主。

毛泽东说：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毛泽东要给孔子加的“实不明则名不正”这一点很关键，名是实的反映，如果不注重实，而一味地看重名，以为规范了名分，名清楚了，名正了，一切就都会顺理成章了，其实未必。现实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古今皆是。

毛泽东又指出，“正名”有其合理性：“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也就是要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孔子对齐景公之语）的封建伦理关系。“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这就是汲取了孔子“正名”思想的合理因素，同时又明确指出二者的区别在于：“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 就是在今天乃至以后，正名的问题都会存在。人们要注意正好名，要注意正名的时候别忘记了实，更要注意正什么名。实践，做，行，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即是把观念、理论、方案等“名”经过实践对象转化为“事”的过程。所以孔子的“正名”作为实践论来讲是对的。

“正名”思想反映出孔子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从孔子的“正名”进一步论析了观念论的优点和机械唯物论的缺点。他说：“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

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 人们对待外在的世界，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为人有理性、能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是世界的主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但人也能改造环境。

毛泽东还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有它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关系的说明。这一点陈伯达文章没有明白指出。如孔子的文与质，文是外表，指形式；质是质朴，指内容。内容和形式相当，相匹配，相得益彰。这大概便是毛泽东所说的孔子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