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要正名，子学科也要正名

学科要正名，子学科也要正名

问：“新闻学”和“传播学”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国内仍然不太清晰，导致一些科目一会儿被划入新闻学，一会儿又被划入传播学。在一些学者的意识里，新闻与传播有时候是相互对立的。在美国，这两个概念是如何演变的？

答：探讨“是如何”与分析“应如何”应遵循两种不同的逻辑。“新闻”或“传播”这两个词“应该代表什么”的问题，可以在写文章时，通过下定义的方式解决，说明本文是根据什么样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讨论的，比如你在文章中可以详细解释，本文所说的“新闻”指什么、本文所说的“传播”指什么。这两个词客观上“是如何”的问题，即各色人等认为它们代表了什么，则需要通过研究这两个词的实际的历史发展过程来回答。

“新闻”与“传播”这两个概念在发展进程中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Journalism”一词源自“journal”，而“journal”最早指定期出版物，既包括报纸也包括期刊等印刷媒体。在今天，“journalism”有时仍然特指印刷媒体的实务，但更多的时候也包括了电视新闻、无线电广播新闻、网络等非印刷媒体的新闻实务。媒体的发展向教育界提出了培养新闻人才的要求。于是，在上个世纪的一二十年代，美国的一些大学的英语系开始开设新闻写作课，可以说是美国的新闻教育的先行者。后来，新闻采访从新闻写作中独立出来，新闻写作也逐渐更加细分。当课程越来越多的时候，人们认为有必要成立专门的新闻系，在命名的时候就用了“journalism department”。“Journalism”在当时已经是被广为接受的概念，指印刷媒体的实务。

美国和中国在新闻学的起源以及最初几十年的发展中基本是同步的，也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同步的是传播学的发展。美国学者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提出“传播研究”(communication research)的概念，并且着手用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人们的传播行为，探讨传播模式，尤其是政治传播、战争传播。因此，“传播”这个概念在新闻传播领域使用之初就有很重的理论研究的成分。

最近20年来，新闻媒体对年轻新闻人才的需求减少，而各种企业和机构对广告、公关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愿意学习广告、公关的人也越来越多，这刺激了广告、公关教育的发展，而广告、公关也被公认为是传播实务的重要内容。因此，传播学的内涵从四五十年代诞生之初只有理论研究发展到现在的既包括理论研究也包括实务的学科。在许多美国学者眼里，今天的传播学既可以是传播理论研究，也可以是传播实务研究，虽然后者也常常用更为具体的“新闻实务研究”、“公关实务研究”、“广告实务研究”等来指称。

但是，有一段时间，虽然广播新闻、广告、公关等专业的教师学生人数已经大大超过报纸新闻专业的教师学生，但大学院系、行业学会和专业学术期刊仍然沿用传统的“journalism”的名称。这样，就客观上形成了两个同名的概念，一个是新出现的广义的“journalism”，主要用于院、系、学会和学刊的名称，这个概念里既包含了传统的印刷媒体的新闻业务与研究，又包含了新兴的广播新闻、广告、公关等的业务与研究，甚至还包括了传播基础理论研究。另一个是较为传统的狭义的“journalism”，它包含了最早的印刷媒体的新闻业务与实务研究，也包含了较新的广播新闻的业务与实务研究，但不包含广告、公关以及传播基础理论研究等。

这种二意同名的状况造成了许多困惑和不便。广告、公关的教授总觉得把自己放在印刷新闻传统的“journalism”这个招牌下面有点张冠李戴，不伦不类。注重传播理论和学术(而非业务)研究的教授也觉得“journalism”这个词的意义太窄，使得他们的许多研究显得不务正业。在这些力量的推动下，美国大学的新闻院系以及全国和地区的学会学刊一度出现改名浪潮。有的改为“communication”或“mass communication”，更多的则为了保持传统，特别是为了照顾系友院友和读者们怀旧的情怀，而保留了“journalism”这个词，加上“mass communication”，变成“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今天，美国已经很少以“journalism”冠名而包含广告公关或传播学术研究的院、系、学会或学刊了(何舟、祝建华教授的母校，印第安那大学的“School of Journalism”是少数例外之一)。这样一来，一度存在的一名二意的状况基本结束，广义的“journalism”概念已经基本消失， “journalism”现在基本上单指各类媒体的新闻实务及实务研究。

但是，与此同时，“communication”这个词却形成了一名二意。早期的狭义的“communication”单指关于传播效果的基础研究，学术、理论和实证的色彩很浓，一般不包含应用色彩强烈的新闻研究、广告研究和公关研究，也基本不涉及教学。新兴的广义的“communication”常用于大学院系和学会学刊的名称，其含义既包括教育也包括研究，既包括理论学术也包括实务技术，既包括新闻也包括广告、公关，既包括印刷媒体也包括广播媒体和新兴的网络媒体，等等。国内和香港的一些学者对这个一词二义的情况似乎不是特别敏感或注意。你还记得，几年前清华大学的李希光教授曾对美国大学里传播学(communication)与新闻学(journalism)的关系做过一段评论，当时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潘忠党教授曾在网上强烈批评李的评论。其实两位教授所说的传播学(communication)不是一个概念，至少不完全是。李教授说的更多的是广义的传播学(communication)，因为他把广告教育和公关教育说成是传播学的一部分;而潘教授说的更多的是狭义的传播学(communication)，因为他把罗杰斯的《传播学史》作为一个主要依据，而这本书完全忽略了同一时期的广告学研究(同一时期还没有公关学研究)。学者的生命在于他的学术，一个学科的一些关键语词和关键概念中，往往储存了学人几十年的心血与感情。于是，当两个关键概念被同一个符号来表达的时候，在外人看来只不过是“同名同姓不同人”的误会，而作为当事人的学者就容易情绪激动。

关键概念同名异意的弊病，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 1923年北京的平民大学出现报学系。以后各地一些大学出现新闻系，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复旦大学新闻系和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教学和研究内容主要是报业实务。但在50年代成立的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下的课程以及冠名“新闻”的其他课程理所当然地侧重广播新闻实务，于是“新闻学”的意义中又加入了广播新闻。这同美国“journalism department”早年专注于报业实务，以后包容广播实务的历史非常相象。80年代以后，复旦、人大的新闻系中的老师们开始进行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开设相关课程。90年代以后，两系与其他各个大学的新闻系新闻学院中纷纷出现广告、公关的课程、专业，甚至系。1990年11月5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一级学科“社会学”和“中国语言文学”下分别设立二级学科“新闻学”。在教学和研究实践中，公关、广告和传播基础理论被归入二级学科“新闻学”下。以“新闻”命名的刊物，例如复旦大学的《新闻大学》，也大量刊登关于广告、公关和基础传播理论的文章。

但是，与此同时，大量以“新闻”、“新闻学”冠名的课程、书籍继续循传统专注于报业或广播新闻业务而不涉及广告公关或传播基础理论。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同名的“新闻学”，一个广义，一个狭义。

这与英文中一度出现的广义与狭义的“journalism”并存的状况非常相象。所不同的是，今天，“journalism”同名二意的状况已经基本结束，而“新闻学”同名二意的状况还没有结束，譬如复旦和人大这两个有影响的学院继续以“新闻学院”冠名，而学院中包含了公关、广告和传播基础理论的课程、专业、系和研究活动。这是广义“新闻学”的两个例子。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引进传播学，最初介绍的主要是西方在40～60年代之间进行的基础传播学研究。因此，在很多中国学者眼里，“传播学”这个概念仅限于理论和学术研究，而且主要是西方风格的研究，这个概念基本上与美国的狭义的“communication”重合。但是，“传播”这个词本来已经存在，作为日常用词的“传播”的原有词意影响着作为学术术语的“传播学”的词意。而且，汉语词的基本组件是象形字，字有字意，“传”、“播”和“学”这些字的字意也影响着中国人对“传播学”概念的理解。于是，在许多中国人眼中，“传播学”似乎也应当包括新闻学、广告学、公关学，应当既包括理论的学问，也应当包括实务的学问。于是，许多大学的有关院系的名称中出现了“传播”这个词，而在冠名“传播”的院系中也包含了广告、公关、新闻(狭义的)等方面的课程、专业和研究活动。有的学刊以“传播”冠名，而刊物的内容也包含了广告、公关和新闻实务的内容。1997 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二次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设立了一级学科“新闻传播学”，下设两个二级学科新闻学和传播学。由于这一官定分类中没有设“广告”、“公关”、“网络”等学科，于是它们有时被放在“新闻学”下，有时被放在“传播学”下，有时又被故意模糊地放在“新闻传播学”之下。这样，就出现了广义的“传播学”，其含义与英文中广义的“communication”基本对应。于是“传播学”也像“communication”一样形成一名二意。

其实，细想一下，广义的“新闻学”与广义的“传播学”基本上是一个意思。这样，中文中就出现了“两个名词交叉代表三个概念”的状况，其中又包含着两个“一词二意”(即“传播学”和“新闻学”各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和一个“二词一意”(即广义的“传播学”和广义的“新闻学”代表着同一个概念)。

你说的“新闻与传播对立”的现象，我也常听其他朋友说起，我注意到这个说法含有至少两个不同的意思。一是指狭义的新闻学与狭义的传播学几乎毫不相关，老死不相往来，甚至有时互相贬低。二是指有些狭义新闻学传统的教授们希望用“新闻学”作为整个学科的名称，而有些狭义传播学传统的教授们希望用“传播学”作为整个学科的名称。实际上，一旦成为整个学科的名称，它就成为广义了，双方所要指称的实际上是同一个对象。争论的焦点是用哪个名称来代表这个对象，名称的后面有实际利益。如果“新闻学”被用做一级学科的名称，那么“新闻学”的教授们似乎就成了“一级”教授了，“新闻学研究中心”似乎就成了“一级”中心了。许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些“新闻学”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前一个是广义，后两个是狭义。

我们是研究传播，教授传播的，但在自己的学科范围和学科名称上却出现这么复杂的传播歧义和传播障碍，这蛮有讽刺意味的。不过，细究其原因，我不觉得这是因为我们集体无能，而是因为我们这个领域这百年来的变化得太快、太大、太复杂。

从减少歧义，方便沟通，明确分工，帮助后学的目标出发，可以考虑把“传播学”用作总的学科名称，给它做广义的定义，下含新闻学(内含报刊新闻学，广播新闻学和网络新闻学等)、广告学、公关学、基础传播学(或称理论传播学，也就是现行的狭义传播学)，等等。其他可以考虑作为研究方向或系列课程的还有媒介管理学、传播法律学、传播伦理学，等等。有三件事必须同步进行：

1.把整个学科命名为传播学;

2.把传播学(狭义)更名为基础传播学;

3.把基础传播学、新闻学、公关学、广告学等明确并列为传播学下的各个子学科。然后，在社会需要和条件成熟的时候可以加列网络传播、传播法、传播伦理以及其他应用传播的子学科、专项或课程。

要形成这样一种尽可能广泛的共识，即把“传播学”用做整个学科的名称并不意味着“传播学(狭义)”地位上升，不意味着这个分支将统领整个学科，更不意味着“新闻学(狭义)”地位下降。当然，“基础传播学”不是“初级传播学”或“传播学入门”，这儿的“基础”与“应用”相对，而不是与“高级”相对。好比丁肇中、杨振宁、陈景润研究的是“基础科学”，但绝不是“科学入门”或“初级科学”。

如果国内的学者不喜欢“基础”这个词，也可以考虑用“理论传播学”来代表这个子学科。这儿的“理论”还是与“应用”相对，而不是同“实证”相对。换言之，用实证的办法研究传播，是“理论传播学”名下的一个主要活动。

这样一来，“新闻学(广义)”自然消亡，于是形成三个符号(“传播学”、“新闻学”和“基础传播学”)分别代表三个不同概念这样一种比较清晰明了的状况。

这样，不管你的专业是新闻、广告、公关、基础传播、传播法律、传播伦理，还是其他与传播有关的领域，你都是“传播学家”。但若我追问“你的专业是什么”你就不能再答以“传播”，你的回答必须是新闻、广告、公关、基础传播、国际传播，或是其他下属学科或专业。这实际上是把我们这个学科大致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教研这样两大块，前者主要由基础传播学这一个子学科负责，后者则由新闻学、公关学、广告学、网络传播学等多个子学科分担。应用这一块的教师、学生和研究人员比基础理论这一块多得多，分工也细得多，于是子学科也多许多，这是因为社会对我们这个学科在应用方面的要求更为迫切、更为经常。

我要强调，应用这一块既包括“教学”也包括“研究”，而这个研究中无疑包括理论，例如新闻学理论、广告学理论、公关学理论，等等，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其中有些理论还可以是纯学术的，未必有立竿见影的应用。我们把这些子学科划入应用类，是说这些学科的整体功能的应用色彩更强烈一些，而不是说这些学科中的每一个具体的研究，每一个具体的理论都必须能直接应用。恰恰相反，为了使一个应用学科更好地完成它的任务，它名下的具体研究项目应该各有侧重，有的侧重直接应用，有的强调应用理论，有的专注于纯理论。

同时，我们也应该明确，学科没有国界，西方人或美国人并不拥有基础传播学的专利，虽然今日中国基础传播学的理论与方法曾大量鉴于西方特别是美国。要看到，其他民族的文化传统中也有许多涉及基础传播学的理论或思想火花，还有待于今人去发掘、发展、发扬。例如，最近这些年我重读孔子、孟子、荀子以及其他中国典籍，发现我们的老祖宗对于基础传播的一些感悟和理解远远超过了我原来的印象。作为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的马克思的思想中，有许多涉及基础传播理论，其中的一部分被西方批判学者所接受，在经过取舍和演变后，已经作为一个流派而进入了欧美大学的课堂和会堂，从而变成了今日西方基础传播学的一部分，虽然是很不谐调的一部分。革命战争和计划经济时代的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关于宣传和艺术的思想理论，有很强的应用取向;在今日和平环境下的市场经济中，这些思想理论中的一部分不再有直接的应用性。但是，基础传播科学家要了解今天的传播生态和今人的传播行为，过去的思想理论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参照体系或历史源头。于是，对儒道佛和共产主义典籍的研究，也是基础传播学的一部分。更进一步，所有新闻史、传播史的研究都可以被划入基础传播学。总之，一个子学科是属于基础类还是应用类，不是看其国界、语言或传统，而是看其是偏重应用还是基础理论。

若能这样做，我们在学科范围划定和学科命名上就跨了两步，比美国同行还超前一步，因为美国人还没有能解决“communication”一词二意的困扰。

当然，我没有办法预测这两步能不能跨出，何时跨出。在美国，政府完全不介入关于学科设置和名称的决定，各校的院系名称和专业设置完全由各专业的教授自己投票决定;事涉全国性的学会和学刊，则由学会会员投票决定。在中国，此类决策由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特别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作出。两种不同的决策方式会如何影响我们这个学科的范围划定和名称选择，值得我们关注。

问：您在美国从事新闻传播学习、教育和研究已经20多年了。据您观察，美国新闻传播教育20年来的显著变化是什么？

答：最显著的变化表现为两个方面，一个是新闻和传播这两个词的内涵和外延在不断扩展，公关、广告和网络成为新闻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这三大领域的教育规模也有长足发展;另一个显著变化就是对职业道德、职业伦理的重视。两种变化都是由于媒体生态的变化。

为什么对公关人员的需求增加？这是美国近10年来的一个显著变化，但国内关注比较少。大背景是，在企业兼并、重组的浪潮中，管理非媒体企业的方法被运用于媒体的管理，其中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裁员降低成本增加利润。这样，媒体的新闻采编人员在减少，自采力量减弱，媒体很多时候需要依赖被报道机构的公关部门提供的新闻稿件来做报道。而被报道的企业、政府机关或其他团体个人也愿意或需要向媒体提供新闻稿和其他信息，这当然是有利于自己的稿件和信息，这就是公关人员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一方面，媒体的新闻采编队伍在缩小，而另一方面，各机构大量增加公关人员。

问：这会潜在地影响新闻的质量。

答：对。这也是研究人员关注的一个问题。随着公关队伍日益庞大，研究者也越来越关注这个领域。当然，研究者更关注的是民主的健康和社会的利益，因此，最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传播道德。记者、编辑直接对社会负责。公关人员在对雇主负责的同时不能逾越传播道德界限。记者、编辑和公关人员都对社会负责但实现途径不同。传媒生态的变化在改变着传播行为，我们的传播规范也应该更新。从全社会范围看，旧的规范不适合了，但新的规范还在形成中。大家不知所措，更多地采取利己的行为。媒体生态是社会生态的一部分。媒体生态的理想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我们首先需要建构的。这是传播哲学家研究的问题，解决的是“应然”问题，是建构价值判断标准。作为大学的研究者(而不是公司、媒体或政党的研究者)我们应当主要关注的不是某些个人或群体的当前的利益，也不是媒体工业、政府的当前利益，而更要考虑50年或者100年后我们留给子孙后代什么样的传媒生态。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学者努力的主要目标。

我曾经提出过新闻传播受制于10种宏观因素，如行政、市场、法律、道德等。我们要研究，应该如何配置这些宏观力量，在哪一点上实现相对平衡，能最有利于传播和社会的健康发展。为此，我们迫切需要研究媒体哲学和媒体伦理的课题。100个学者中，可以让90个甚至99个去做某个方面的具体的细化研究，但这个社会需要有一个、两个或一小部分学者研究宏观的问题，研究各个方面之间的联系，告诉人们，他们在社会环境和传播环境中各自处于哪个位置，正在发挥怎样的作用，他们应当处于怎样的位置，应当发挥何种作用，应当往哪个方向走以及如何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