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最高理念是人是世界主体观念

政治是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人是政治性存在物。政治对人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什么是政治，定义极其浩繁。《论语·颜渊》载：“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古代中国政治多指政权、政令、政柄、政事、为政等。列宁说：“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2]“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3]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物，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毛泽东说：“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4]等等。这些都是关于政治的著名的界定和说明。可见，所谓政治，就是关于社会、国家、权力、制度、阶级、革命、军队等社会公共领域中政治关系、组织、设施和行为，或简言之，所谓政治就是社会公共领域中的政治事物。

政治事物也包括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也是一种政治事物。不过，我们把政治事物中精神政治事物分离出来叫政治文化。政治文化是关于政治事物的感情和态度、观点和理论。

政治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而多数影响本文则不能企及。列入本文议题的主要是政治文化对建构政治制度的影响进而对人的影响。

政治制度是人们进行政治活动的规范体系，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基本准则。政治制度是人构建的，政治文化引导、影响和制约着政治制度的建构。不同的政治文化建构不同性质的政治制度，不同性质政治制度下有不同的人生。因而，制约政治制度建构的政治文化的本身的诸问题，比如应该不应该坚持科学理性原则，应该不应该坚持人文原则，理性原则和人文原则有什么关系，建构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的最根本的最高的理念是什么等。这些都关乎政治制度建构的方向、立场问题，都关乎所建构的政治制度的性质问题，进而也关乎对人影响的重大问题。

建构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必须坚持科学理性原则，这是大家的共识。

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制度是为人类设计的、构造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相互关系的一系列约束，是人类设计出来的形塑人们互相行动的一系列约束。政治制度是人构建的，但不是人随意构建出来的。政治制度的建构是一种理性活动。它需要论证，制度建构既是可论证的，又是可反驳的。政治制度的建构必须遵从科学理性的原则，既要以时代基本特征和现实生活实际为客观依据，从实际出发，符合时代特征，符合现实生活实际情况，又要遵照制度这一事物自身的客观要求，按照政治制度本身存在和发展的逻辑，符合制度的规范，符合制度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可实现性等。这些都是政治制度建构中的科学理性表现。政治制度建构要符合科学理性精神，坚持科学理性原则，这一点大概是没有歧义的。问题是政治制度的建构是否要贯彻人文精神，坚持人文原则。

从古到今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反对政治文化中的人文原则，主张“政治中立”、“政治无价值”、“政治无立场”以及对“意义、价值、统一性”的解构等。马基雅弗利就是一个典型。他是主张政治制度建构不要人文精神的。他虽然也说过政治需要道德之类的话，如他说，一位君主应当十分注意，千万不要从自己的口中溜出一言半语不是洋溢着慈悲、忠实、仁爱、公正和笃信宗教五种美德的话，并且注意使那些看见君主和听到君主谈话的人都觉得君主是位非常慈悲为怀、笃守信义、讲究人道、虔诚信神的人。这话确实表明马基雅弗利有时主张政治和道德相连。但是他更多地方而且更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政治可以不顾及道德，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马基雅弗利不仅这样主张，而且还身体力行。他抛开了政治的人文道德精神，而以社会历史史实和个人对政治的观察与体验为研究基础，从而创立了他的政治学说，把政治变成了科学性的经验学问。无怪乎，马基雅弗利被称为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学彻底分家的人。

马基雅弗利彻底抛弃了人文伦理原则，只把政治学变成科学理性的学问，对此，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一书中指出，政治已没有任何指导的原则，而变成为赤裸裸的争夺权力了；至于怎样才能把这种赌博玩得很成功，《君王论》一书也提出了很精明的意见。把政治变成仅仅为权力，而它又脱离了人文精神，不顾及道德准则，政治就成了玩弄权力。这不是对马基雅弗利政治学说的歪解，他本人也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这一点。马基雅弗利公开主张政治就是夺取权力、掌握权力的必要方法的总和。他主张君主要像狮子一样的凶残、狐狸一样的狡猾：君主既然必须懂得善于运用野兽的方法，他就应当同时效法狐狸和狮子。由于狮子不能够防止自己落入陷阱，而狐狸则不能够抵御豺狼。因此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又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他认为政治就是夺取权力，保持政权，一位君主如果能够夺取政权，保持政权，不仅是狮子的凶残方法、狐狸的狡猾方法，而且什么残酷的、卑劣的、暗险的、非法的等手段和方法，比如贿赂、杀人、谋害、欺骗、谎言、背信弃义、出尔反尔等手段和方法都可以采用，“他所采取的手段总是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且将受到每一个人的赞扬。”他甚而提出与其受人爱戴，不如使人恐惧的荒唐主张。

政治制度建构，如果脱离人文精神，违背道德之类的人文原则，那必将是反人性的，后果是十分严重的。马基雅弗利的政治理论与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的暧昧关系可以看出其政治本质；这种政治学说下政治社会中无尽无穷的无原则的争斗和斗争，“人与人是豺狼”、“强权即公理”等局面，就是这种学说生活的表白和带来的恶果。

另外相当一部分人则主张，政治文化既要有科学理性精神同时还要有人文精神，对于政治制度的建构既要坚持科学理性原则又要坚持人文原则。而且几乎一致地在人文精神中突出了伦理道德，主张在政治制度建构中既要坚持科学理性原则，又要坚持伦理道德原则。亚里士多德、卢梭、康德、黑格尔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而尤以现代政治学家罗尔斯最为典型。

罗尔斯主张建立政治正义社会。在《正义论》中他对政治正义的基本解释是：通过社会或国家的基本制度安排和调节，达到全体公民之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公平正义分配，从而在现代民主国家的政治框架内，实现社会普遍的公平的正义。

他认为公平的正义应该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决定由社会合作产生的利益之划分的方式。而社会基本结构之所以是正义的主要问题，是因为它的影响十分深刻并自始至终。政治正义追求社会的“公共的善”，在本质上体现为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

罗尔斯还提出了两个基本原则，作为实现社会基本制度之正义安排的基础。他指出，正义的社会制度应按照两个基本原则安排。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其他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个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1)被合理地期望适合于每一个人的利益；并且(2)依系于地位和职务向所有人开放。这两个原则有时也称为三个原则，因为第二个原则中包括两个原则。三个原则中第一个原则即平等自由原则，主要指保障所有的公民都具有平等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第二个原则即差别原则，主要指要有利于那些处于社会最不利地位的人，也就是社会弱势群体；第三个原则即机会公正平等原则，主要指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职位和机会应对所有人开放。

这就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不消说，罗尔斯的政治正义论，充满了人文精神，具有浓厚的伦理色彩。这是不容置疑的。因为罗尔斯本人在《正义论》一书中就把其正义理论之核心理念的“公平之正义”，确定为一个伦理学概念。

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罗尔斯的政治正义论也充满着科学理性精神。他为了强调他的思想体系的理性原则，特别说明，一个直觉主义的正义观只是半个正义观。以示自己的正义观不同于直觉主义正义观而具有理性特性。他主张，我们应当向一种有几何学全部严密性的道德几何学努力。他对他的正义原则作了大量科学理性理论证明，使他的思想体系具备了理性主义的基本特征。

在罗尔斯的政治正义思想体系中科学理性原则和人文伦理原则是同时具备的，但两者的地位却是不相同的。

德勒兹在《尼采与哲学》一书中谈到价值与权力的关系时说过，从黑格尔到霍布斯，对权力意志的解释从未离开过战争，原因很简单，因为战争决定哪些人将从主流价值中获取利益。既定价值的特点在于它总在斗争中发挥作用；而斗争的特点，无论是为权力而战，为名声而战，还是为生命而战，在于它往往求助于既定价值——这些解释总是摆脱不了类似的套路。可见价值对于权力的重要意义。我们可以把它引申作为政治文化人文原则与政治存在关系的说明。政治文化人文原则是凸显价值问题的。罗尔斯在伦理道德价值层面提出并回答了正义问题。正义作为政治事物的伦理道德标准，成为政治制度安排的价值依据，成为权利义务分配的根本原则，成为规范评价政治事物的尺度，并且作为更加完美意义上的政治理念，折射出政治社会的理想追求。因而政治正义成为了政治文化的极为重要的范畴。罗尔斯也一再强调：“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政治正义不仅是政治文化的最基本的核心理念，也是政治文化的全部主题。

政治制度的构建必须同时坚持科学理性原则和人文原则，但是两者相比较有不同的地位，政治文化的人文原则制约着政治制度建构的价值取向，关乎政治制度的性质本质、目标定位，因而是政治文化中更为根本的首要的原则。政治文化的人文原则对政治事物的影响进而对人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必须坚持和突出政治文化中的人文原则。但是政治文化中的人文原则不应该仅是伦理道德价值，更不应该止于伦理道德层面，而应该是基于人性的，更应该是形而上学的，要跃升到哲学人学人的本质理念层面，提升到对人类的终极关怀的高度。

人性、人的本质理念是政治事物的理论依据。

人以及人的社会性是一切政治事物的前提，政治人性是政治事物的逻辑基础，逻辑起点。如同霍布斯所说的，政治人性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经典命题，或是如休谟所说的，“对人性中恒常的普遍的原则”的理解是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人类之所以要组成社会，创造社会政治，过政治化的组织生活，是出于人的本性的，是出于人对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考虑的，因为人认为社会生活要比个人生活更美好，更幸福；社会的生活方式才能使个人更好生存和发展。人性要求组成社会，创建政治。政治人性是政治事物的基础，对人性的理解、态度和理论必然影响到政治事物。政治文化的人文精神必须坚持对人性的正确把握，必须坚持符合人类本性、符合人类追求优良生活的价值原则。

对人本质的形上理念更是政治事物的依据和基础。

哲学人学本体论认为，人是世界主体，世界是人为的，人为的世界是为人的。人是世界包括政治事物的主体、主人、主角，政治事物是人为的，是人创造的，而人创造的政治事物，是为了人的，为了世界主体人的，为了人的生活和活动，为了人的生存和发展，为了人对世界主体本质的充分占有和完全实现。这是哲学人学的形上理念，是对人的终极关怀，也是政治事物的最为深刻的理伦依据，最为根本的理论基础，最高的指导原则。政治文化的人文原则必须以这一原则为原则。

人性、人的本质理念也是政治事物的评判标准。

对政治事物的合理性、得当性等评判，确实有很多标准，而其中不少标准也是正确的。但最正确的最高的评判标准则是人性、人的本质。人们以极大的热情赞许“人民的统治”的民主制，理由千条万条，最根本的理由就是这种制度是符合人性的，是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是利于人对人世界主体本质充分实现和完全占有的；人们咬牙切齿谴责少数人专制的法西斯制，理由千条万条，最根本的理由就是这种制度是反人性的，是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是有悖于人对人世界主体本质充分实现和完全占有的。卢梭的理论荣毁两半，赞扬者赞扬他主权在民、公意、自由、平等等人民主权思想，抨击者抨击他的主权者可以对它的成员为所欲为、天才的立法者立法等人民主权论中的专制主义主张。赞许者之赞许、抨击者之抨击，运用的都是一个标准，那就是人性、人的本质。因为人民主权是符合人性的，是符合人是世界主体人的本质的，是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因而受到赞许；因为专制主义是不符合人性的，是不符合人是世界主体人的本质的，是不利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因而受到抨击。人性、人的本质是评判政治事物当否的最根本最高的标准。政治文化的人文精神最高层面应该是人性的，应是人世界主体形而上学本体论的。

政治文化必须同时坚持理性原则和人文原则，而理性原则和人文原则相比较人文原则是较理性原则更为基础的原则，而在政治文化的人文原则中，最为根本的最高的范畴则是人是世界主体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