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反复强调“和为贵”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希望和平建国。然而，蒋介石一面调兵遣将，积极准备内战，同时又迫于各方压力，玩弄“和谈”阴谋，欺骗全国人民和世界舆论。1945年8月14日、20日、23 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举行谈判，“共同商讨国家大计”。

中国共产党为了尽一切可能地争取实现国内和平，也为了在争取和平的过程中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真面目，以利于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在蒋介石的再三邀请下，党中央决定派遣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去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在张治中、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据刘伯承在《二野在解放战争中》一文回忆：

“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下飞机第一句话就是‘和为贵’。”（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164页）

所谓“和为贵”，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是在解决两党矛盾时，不采取战争形式，而是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毛泽东在儒家哲学的基础上，将“和为贵”纳入现实政治体系，用以处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但这里强调的“和”与孔子的“和”又有不尽相同之意。是指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两党共存，两党联合，相成相济。然而更多体现在我党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基础上，通过谈判，和平共处，以达到祖国的和平统一。

毛泽东到重庆是带着诚意来的，是肩负着国家、民族的希望来的。他明知蒋介石此次谈判缺乏诚意，明知此次来重庆存在着极大的风险，但是，毛泽东来了。毛泽东置个人生死安危于不顾，从民族利益出发，亲赴重庆，进行国共和谈。他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中国共产党是为了真正谋求和平、谋求国家的统一而来的。

来到重庆后，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和国民党政府谈判不会有什么十分乐观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来重庆谈判是为了向各界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人热爱和平的强烈愿望，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

因此，毛泽东在与蒋介石代表谈判之暇，抓紧一切时间尽可能地会见各界社会名流。向他们介绍形势并交换意见，宣传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介绍谈判情况，说明谈判尚未达成协议的症结所在，等等，以便团结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界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爱国民主人士，联系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发展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得到各方的支持、理解和关注。在重庆谈判的40多天中，毛泽东、周恩来广泛会见了各方面人士，多次举行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座谈会。

到重庆的第三天，即8月30日下午，毛泽东由周恩来陪同，拜会了宋庆龄女士。

毛泽东在沙发上坐下来，用亲切而尊敬的语气对宋庆龄说：“孙夫人，延安人民让我转达他们对你的问候和敬意。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是你排除种种阻碍，为我们提供了最急需的药品和书籍。我无法告诉你，这些东西对我们的帮助有多大!”

“不要这样说。”宋庆龄摆摆手，“比起在前方英勇抗战流血牺牲的将士，我做的这点工作又算得了什么呢？”

“不，你送来的药物挽救了成千上万抗日将士的生命，功不可没。”毛泽东以一种真挚的口吻说。

接着宋庆龄和毛泽东谈了很多：关于三民主义，关于两次国共合作，谈得最多的，还是即将展开的国共谈判。

毛泽东说：“和为贵。现在要争取和平建国，我对此是有信心的。”

“如果你有信心，那么我们也有了信心。”宋庆龄说。（陈景彪，彭锦华：《黑雾红尘——国共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页）

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民主之家”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民盟中央领导人沈钧儒、黄炎培、冷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作陪。

特园是鲜英家的一所房子，各民主党派人士大约每隔一两周在这里聚会一次，商谈民主、团结等问题。因此大家给它取了个“民主之家”的名号。

毛泽东一进特园，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一句话说得满园春色。在客厅里，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席间，毛泽东反复强调“和为贵”。恳切表达了对和谈的冀望。（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3页）

张澜（1872—1955年），字表方，四川南充人，清末秀才，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教育工作。抗战初期即与中国共产党有过合作。1941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自1941年10月继黄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逝世。1944年10月，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毛泽东与张澜相知甚早，这次渝都相识，都有“神交已久”之感。在渝期间，毛泽东三访特园，与张澜交换意见。

这次宴毕，毛泽东应特园主人鲜英之请，题写“光明在望”四个大字，启迪诸公。

毛泽东认为：国内政治军事所存在的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他相信只要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人士，团结起来，就一定能实现上述任务。毛泽东对争取和平建国充满信心，他的一言一行也深深影响着他身边的人。

9月5日，毛泽东、王若飞等在红岩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邀见了王芸生等人。这天下午三时许，《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主任孔昭恺、采访主任王文彬三人应邀前往。当他们刚进入客厅，毛泽东很快就迈着大步出来了，满面笑容地与他们一一握手，互致问候。

宾主入座以后，王芸生等与毛泽东的谈话就拉开了。王芸生等三人开始还有些拘谨，但见毛泽东谈吐诚恳，神情慈和，平易近人，紧张的心情也就消除了。

当时，双方谈话以毛泽东与王芸生为主，俩人谈得最多，孔昭恺与王文彬很少插话。

“你对目前的国事是如何看的呢？”毛泽东望着王芸生，诚恳地询问。

“我们的思想认识……”王芸生停顿了一下说，“是希望在抗战胜利以后，国共两党能够合作，只要和平，不打内战就好。”

“对，”毛泽东点点头，“我们也深知大后方人民热望和平，反对内战，也深知和为贵。”（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611页）

王芸生1901年生于天津，是我国报界的老前辈，在当时很有影响。

毛泽东这次来重庆谈判，王芸生正在重庆主持《大公报》。他在该报曾专就毛泽东赴渝写了一篇《毛泽东先生来了》的文章，文中说：“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民听了高兴，世界人民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由于王芸生主持的《大公报》对中共代表团到重庆谈判作了重点报道，所以其间王芸生与毛泽东等有过几次接触。第一次见面时，毛泽东曾亲切地对王芸生说：希望你们新闻界的朋友，多为和平宣传。

“和为贵”，这是毛泽东向王芸生等人反复强调的。这次邀见，毛泽东还向王芸生等人讲解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和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和平，如何实现民主宪政；反对独裁，才能保护人民利益，也才能达到团结建国的目的等问题。

9月13日，毛泽东接见了《新民报》的部分工作人员，著名小说家张恨水（1895—1967年）当时任《新民报》副刊编辑，经周恩来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张恨水。张恨水在30年代所写的长篇小说《啼笑姻缘》风靡一时，成为国内第一畅销书。抗战爆发后，他将很大精力放在写作抗战小说中，其中最受后人重视的是长篇小说《八十一梦》和《魍魉世界》。

毛泽东对张恨水在抗战时期，以小说诗文为武器，为抗战所起的积极作用很欣赏，特别喜爱他的抗战小说《八十一梦》那种嬉笑怒骂痛快淋漓地揭露国民党达官贵人腐败现象和黑暗面的文章笔调。

时隔不久，毛泽东单独会见了张恨水，长谈了两个多小时。毛泽东问张恨水：

“张先生生活一向可好？”

张恨水答道：“还可以，谢谢!主席大智大勇，以民族大业为重。不计前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临重庆，国人无不感佩。和平有望，国家有望啊!”

毛泽东说：“不敢当。我们共产党一向是主张和平的。正如先生小说所描写的那样，现实的中国社会魑魅魍魉太多了。多少年来，华夏大地，战火频仍，弹痕累累，哀鸿遍野，黎民菜色。尽罹倒悬之苦的人民无有一日不期望和平哇！”

说到此，毛泽东使劲将手中的烟蒂摁灭，接着说：

“过去，我们和蒋先生打了几年仗，蒋先生把我们从江西送到了陕西。后来，日本人的枪炮，又帮助我们握了手，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嘛。现在日本投降了，我们不想，也不能再打下去了，这是大家的意愿，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孔夫子说，和为贵，我们就是为了和平而来。我们愿以自己诚心诚意的行动，为实现和平建国的光明前程，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武在平：《巨人的情怀——毛泽东与中国作家》，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张恨水频频点头。毛泽东微微一笑，又接着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但事物的发展并非那么简单。和平的实现，不仅需要国共双方的一致努力，也需要各党派、各界人士，共同携手，为反对战争、争取和平而做出不懈的奋斗。”

9月22日，毛泽东在重庆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还邀请了在重庆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宗白华等人。

当时毛泽东一见到宗白华，便亲切地问道：“你近来诗兴如何？”因为他早就知道他是一位诗人。

“现在写得少了。”宗白华握着毛泽东的手，谦虚地说。

在座谈会上，宗白华对毛泽东说：“对于毛润之先生的‘和为贵’的主张，我个人是完全表示赞成的。”（孙琴安，李师贞：《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3—524页）

宗白华先生是中国现代著名美学家、翻译家和诗人。

早在“五四”时期，宗白华就加入“少年中国学会”，而毛泽东也是当时的会员，所以当时两人就已见面认识。

抗战爆发后，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的宗白华便随校一起内迁重庆，一边教学，一边仍从事美学研究，发表不少美学力作。

这次毛泽东赴渝谈判。由于毛泽东曾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该学会有不少人后来都成为社会名流，因此他忽而灵机一动，与过去的会友谈谈，也可扩大一点统一战线队伍，扩大一点共产党的影响。

于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便在重庆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上时，也邀请了在重庆的“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宗白华自然也在邀请之列。

毛泽东来重庆已经一个多月了，看来在某些问题上国共是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的。所以，周恩来建议让毛泽东先返回延安。

1945年10月8日，为欢送毛泽东回延安，国民党谈判代表张治中在军委会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被邀请者均为国民参政员和重庆文化界、新闻界、党政军各方要员。赴会人数达五百之众，可谓规模宏大，盛况空前。

毛泽东在张治中致辞后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近三十年间，世界经历了两次大战，第二次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不同，在这次战争中，世界与中国都有了迅速的进步。现在的商谈的目的，是要实现和平建国。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商谈是在友好空气中进行；没有得到协议的问题，相约继续由商量来解决，而不用其他的方法解决。（《毛泽东文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1页）

毛泽东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中国今天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其他的一切打算都是错的。因为，抗日战争刚刚结束，只有走和平建国之路，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统一，这个方针才符合于全国人民的要求。但就战后形势而言，毛泽东认为，目前形势还存在困难，但经过全国人民和国共两党及各党各派团结努力，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彻底实现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经过长达40多天的反复斗争，国共双方终于10月10日签订了《双十协定》。签订协定的仪式就是在张治中家桂园的客厅里举行。这是个四周摆着沙发，能坐十来个人的二十平方米的长方形房子，随着国共两党在此举行的《双十协定》签字仪式，这座普普通通的住所，即将写入千古史册，成为供后人凭吊的“驻马坡”。

《双十协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基本方针，双方协议“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国共重庆谈判取得的主要成就。

《双十协定》签字两个多小时后，蒋介石身穿军装，亲到桂园拜会毛泽东。一则算是为中共谈判代表团送行；二则邀请毛泽东同赴国民政府今晚的“双十”节国庆招待宴会。

10月10日晚，在国府举行的“双十”节招待宴会上，毛泽东、蒋介石举杯换盏，共同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席间，毛蒋双方都大谈“和为贵”。（李清华：《雾都较量》，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226页）

国共两党重庆谈判历时43天。在这期间，毛泽东无论是会见各界民主人士，还是在民主同盟张澜的特园，或是在国民党官员张治中举行的大型晚宴上，以及赴国民政府的“双十”节国庆招待会上，都反复强调“和为贵”。“和为贵”三字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和平统一思想。在处理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中，毛泽东成功地运用了“和为贵”，促成了重庆谈判的成功，使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建国的政治主张为全国人民所了解。

重庆谈判期间，孔子师徒“和为贵”三字真言，成了毛泽东手中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这项带有儒家“中和”思想的政治主张，受到国统区民众和各界的拥护，作用巨大。这表明经过战争的创伤，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普遍厌恶战争的心情。人们期待过安稳的日子，有和平的生存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人们渴望和平，期望和平下的统一。说明毛泽东“和为贵”政治主张深得人心，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符合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和”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中国最终走向和平统一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必将势不可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