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跟台湾“和为贵”

全国解放后，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这始终是毛泽东所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毛泽东从祖国统一大义着眼，不失时机地发起和平攻势。

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亚非问题的报告时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

这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首次公开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采取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的政策。这无疑是毛泽东和平统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1956年初春，毛泽东、周恩来先后发出“国共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合作”的信息。

4月，毛泽东更清楚地说：我们跟台湾“和为贵”，爱国一家。（王凡:《知情者说——与历史关键人物的对话》，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同年7月，经毛泽东首肯，周恩来在接见原“中央通讯社”记者曹聚仁时，进一步提出：“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在中共中央通过当时住在香港的章士钊转蒋介石信中，还出现了“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一类寓意丰富的文字。希望蒋介石能回故乡看看。

蒋介石迟疑良久，本无合作诚意，致使和平统一谈判再度无疾而终。

1957年6月28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也代表毛泽东和中央政府表示：为了早日实现祖国统一，爱国不分先后，不管过去犯过多大的罪过，都本着“爱国一家”的原则，采取既往不咎的态度。欢迎国民党军政人员为和平解放台湾发挥重要作用，希望他们回大陆省亲、探友、通信，准备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

1958年10月6日，毛泽东亲自执笔撰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以时任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其书开头就说：

“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完结，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38页）

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党就把主要精力用在争取和平统一祖国上来。1956年4月，针对台湾问题，毛泽东提出的“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等政策主张；1958年毛泽东又建议台湾当局“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祖国统一问题。毛泽东为我党确立的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是一个带根本性的方针，这个方针反映了祖国统一的根本出路。随着国际形势不断走向缓和，两岸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要求不断增大，我党一直在创造各种条件，用各种努力，寻求和平统一祖国的有效途径。

从毛泽东的临终遗言看，他对生前未能实现中国的最后统一表示遗憾。不过，他仍不赞同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显然，毛泽东讲“和”，讲“和为贵”，不仅是出于政治斗争策略的一种宣传，而是出于对国家、民族根本利益的高度负责的态度，是中国共产党采取的真诚的政治方针。当然，这种“和”是有原则的，是包含着必要的斗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