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中的数据分权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蒋介石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建议之下，连发三封电报往延安，以“共商国是”的名义邀请19年未碰面的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国共和谈，毛泽东将计就计飞往重庆进行谈判。

1945年8月28日下午3点36分，一架飞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在赫尔利和国民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陪同下来到了重庆。这一消息震撼重庆全城，柳亚子写诗称赞毛泽东是“弥天大勇”。

国共进行了长达半年的和平谈判。国共两党都用很大的精力来组织这次谈判，双方都派出得力人员组成谈判代表团。国民党方面除了蒋介石之外，主要有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而中共代表团以毛泽东为首，辅以了解全局、富有谈判经验、机智灵活、刚柔相济的周恩来、王若飞。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案。谈判的核心主要围绕两个问题，一个是军队的问题；一个是国府委员的名额问题。

蒋介石对于中共提出的将军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的建议持否决态度，并表示“最多只能允许12个师，这是中央所能允许的最高限度”。后来，赫尔利在回美国述职之前，提出可以按1︰5来确定国共双方军队的编制，中共谈判代表表示共产党不但可以接受赫尔利的建议，而且甚至愿意让步到1︰7。在临回国的前一天晚上，他分别到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寓所希望都能接受中共20个师的方案。周恩来提出：“关于军队数目，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例数为五分之一，我方以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七分之一，即中央现有262个师，我方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中央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同时，周恩来也提出中共愿意从广东、海南岛、浙江、苏南等8个地区撤防，仅驻防在山东、河北、察哈尔等北方地区。

当时，人民军队的人数已过百万，国民党军队为263个师，与国民党的军队比例是1︰3。尽管中共做了很大让步，赫尔利也为了等和谈结果而推迟了回国的行程，但国民党方面仍然不为所动，仅把允许中共军队整编的数目从原来的12个师增加到16个师。赫尔利又找到蒋介石，软磨硬泡，终于迫使蒋介石，同意将国民党军队编制压缩140个师，中共可相应改编20个师，双方军队的比例仍为1︰7。

另外，国民党为确保执政党的地位，提出在国府委员40个席位中占据20席。

毛泽东和延安党中央为了不打内战，维护民族大义和来之不易的和平做了最大的让步，以确保政协会议的召开和民主联合政府的成立，同意按国民党提出裁减军队的方案，同时也满足了国民党在国民政府中20个席位的要求。

那么，为什么毛泽东同意国民党在国民政府中20个席位的要求呢？这里也是有一个数据分权中的“妥协”问题。

基于政协的规定，在重大事项上，国府委员超过三分之一反对，即可行使否决权。虽然国民党占20席，但只要共产党与民盟加起来能够有14席，超过三分之一，就能够在关键问题上能够行使否决权，不让联合政府变成国民党的一言堂。因此毛泽东基于这个数据分析，满足了蒋介石的要求。

这里，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他们在军队和国府委员席位的控制权上的“谈判”，实质上就是“数”的较量，这与美国建国之初立宪会议上数据分权没有什么两样。

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重庆谈判及达成的《双十协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顺利闭幕。在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各方民主人士的共同努力下会议通过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决议案，否定了旧有的国民党一党专制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得到了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

可是，1946年3月，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仅仅一个多月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悍然推翻已经签订的政治决议案，宣布继续一党独裁。虽然，国民党统治集团违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的意愿，悍然撕毁《双十协定》，但“重庆谈判”的历史意义和启示仍是非常重大的。

从重庆谈判我们可以看出，数据政治必须有民主素质的环境和条件下才能进行，否则数据民主也是实现不了的。但是，在中国，数据意识仅仅是反映在少数上层管理者的层面。比如，早在周朝，就有人口调查的记录。秦国著名的宰相商鞅曾经提出“强国知十三数”的理念，即一个强大的国家，必须掌握13种数据：全国人口中的壮男、壮女、老人、少年、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的数量以及全国的粮仓、金库、马、牛、饲料的数量。到明朝，朱元璋曾经动员全国的力量，对人口进行清点，通过对家庭成员的姓名、籍贯、性别、年龄、住址、职业、经济状况等情况进行登记，建立了严密的“户帖”制度，并且每10年更新一次，以此作为纳税、服役的依据。但这些都是原始的、并非现代意义上的人口普查，也始终没有形成全民的意识。因此，专制主义、独裁政治仍是古代社会和旧中国的一个主要政治生态。

民主政治依据的是数据文化。公共决策重要的依据是系统的数据，要在全社会形成“用数据说话、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用数据创新”的文化氛围和时代特点，正是提升全民素质文化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