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文公上第五

题　解：

篇名“滕文公”取于《孟子》第五篇第一章首句“滕文公为世子”的前三字。原《孟子》“滕文公”篇分为上、下两部分，后来则明确分为上、下两篇，即滕文公上、滕文公下。该篇为滕文公上，是《孟子》的第五篇，共5章，所选用的2节，主要论述了两个问题：一、孟子为使人民有恒定长久的产业，保证国泰民安，而设计了一幅经济变革的蓝图；“井田制”是孟子的创想，是为落实仁政治国思想而创造的土地制度主张。根本不是旧事重提，而是托古改制。二、孟子强调了社会要进步必须有社会分工，从中强调了管理者作用的重要性，其管理地位的合理性。

5.1原　文：

使毕战问井地。

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原5.3）

译　文：

滕文公派毕战向孟子请教井田问题。

孟子说：“您的国君将要推行仁政，选择官员而重用您，您一定要努力啊！仁政一定要从明确份田的地界开始。地界不明确，井田不均衡，不能按实际的亩数纳税就不公平。所以，贪暴的君主、污浊的官吏一定要模糊地界。地界明确，依每份田地上交地税之法就会自然畅通了。滕国土地狭小，但也有管理者，也有被管理者。没有管理者就没有人去管理劳动者，没有劳动者就没有人去奉养管理者。乡野之中八家种九份田，一份交公，八家各剩一份。近郊地区拿出收获的十分之一作赋税。卿以下一定有祭祀用田，祭田一般是五十亩。每户除壮年男子外的子弟既成年而未独立门户者，给二十五亩田。使人民一生不迁往外地，死后葬于本乡。同在一井田地的八家，出入互相友爱，守护锜望，互相帮助，得了病互相照顾，那么，百姓就容易亲和。一平方里的土地是一井，一井有九百亩，其中间那块是公田。八家都各有一百亩，共同种好公田。公田的事做好了，再做私田的事。这是劳力者与劳心者的区别。这只不过是大概的治国方略。如具体事宜的有效处理，那就在滕文公与您了。”

评　论：

圭田，是禄外之田。余夫，每户主要劳动者的尚未独立成家的弟弟。

孟子为使人民有恒定长久的产业，保证国泰民安，而设计了一幅经济变革的蓝图。《孟子·尽心上》：“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使每家每户要有五亩房宅地，盖了房屋后，剩下的土地作为院落与菜地。周围的墙下要栽桑树，女子要养蚕织布。养五只母鸡、两口母猪，要适时繁殖，这样老年人就不会缺衣少肉了。老人有衣有肉就不会冻饿而死了。“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此之谓也”（《孟子·尽心上》）。

在此基础上，引导人民很好地耕耘土地，尽量多打粮，而统治者又减轻税收，使劳动人民心中喜悦，感到富裕有望。然后要教诲人民按时进餐，计划用粮，一切按规范行事，花费审慎；“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孟子·梁惠王上》）。养生丧死无憾，粮谷、鱼鳖、材木丰足，财用充裕，天下民众归之，若水之走下。国家岂有不安定的道理？这样的民众才能与君同乐。国君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因为人民通过事实相信国君的一切指向都是为保民、富民、乐民，所以一旦有战争，如同《诗经·秦风·无衣》所言：“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这样的军队就会战无不胜。

孟子所提出的井田制完全是他经济变革的创想，是为落实仁政治国思想而创造的新经济主张。根本不是旧事重提，而是托古改制。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周代彝铭中无井田制的痕迹》说：“井田制是中国古代史上一个最大的疑问。”“周代自始至终并无所谓井田制的施行。”这是指《孟子·滕文公上》倡导的“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此井田是孟子创想的一种互助组式的新经济制度。这当然没有实行过。正如郭沫若先生考证的结论。也正因为此，可以说：“井田制”是孟子的发明创想。

那么，《战国策·秦策三》所载的“商君决裂阡陌”；《史记·商君列传》所载的“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汉书·食货志》所载董仲舒说：“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汉书·地理志》所载“孝公用商君，制辕田，开阡陌”等说，又是什么意思呢？周代把大片土地划分为若干近于相等的小方块田地，以利耕作，同时便于计算劳动者的劳动量和单位面积产量。由若干小方块土地连在一起的大片田地，其形状如同多个“井”字、“田”字。于是，把这样的田地叫做井田。这样的田地与田地之间有山、有水、有荒地。商鞅“决裂阡陌”、“开阡陌”、“废井田”等等就是开垦荒地，使新开垦的荒地可以私有、可以买卖。此类论说所涉及的“井田制”是周代长期存在的大片田畴，大帮农奴共为贵族生产的土地制度，而绝不是孟子所创想的“井田制”。商鞅的土地制度改革，主要在于扩大耕地面积。而孟子土地制度改革，主要在尽地利和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因为孟子创想的“井田制”实质是责任到户的包田制。八家包种九等分田地，中间一分是贡赋田，在保证种好公家贡赋田的前提下，各自种好自己的一分田地。这既照顾了“公”的利益，又照顾了“私”的利益。自然会使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提高。所以孟子所倡“井田制”的主张，实质是解放生产力的经济改革。此章所谓“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即真正的爱人亲民的政治就一定要明确各自名分所应得的田地。地界不明确，田地不能按名分落实份额，俸禄不能按职务兑现，含混不清，权势者就容易侵吞弱者的利益。所以不认真对待田地的名分界限者，一定是暴虐的君主与贪官污吏。其实“漫其经界者”，就是还想继续维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土地制度。天下的土地都是王的，国家的土地都是诸侯的，其域内的人民都是他们的劳动奴隶，人民只是牛马工具一样为统治者所使用，当然不会有生产的积极性。而孟子倡导的“井田制”是解放生产力、调动人民内在能动性、使人民拥护国家政治等的最好改革方案。使每一户都有一分田地，都有了“恒产”，都有了生产的积极性，同时维护统治者和国家的利益，种好“公田”。

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一是种好“公田”，实际上相当于农民上缴劳动所得的十分之一。孟子认为这个比例是最为恰当妥善的，是公允的均衡。比例再大，伤害农民的利益；比例再小，伤害国家整体利益。过大过小都对社会整体利益有损伤。《孟子·告子下》：“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飧，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於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

二是改革政治、改革经济，要从全局出发，既要照顾到人民的切身利益，又要考虑国君代表的全局利益。税收太少了，不能适当数量地供养管理者、文化人，社会就不会进步，那就成了胡貉蛮貊之地了。《孟子·滕文公上》说：社会总是有分工的：“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所以正常进步的文明国家，税收太少是不可以正常运行的，而太重则会损丧民心。孟子认为十取一之税最为允妥，各方面的利益相对均衡。

孟子认为政治改革也好，经济改革也好，必须兼顾统治者与劳动者的利益。任何只顾一方面利益的改革都不会成功的。

5.2原　文：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音拥孙yōn g sūn）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

曰：“然。”

“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

曰：“否，许子衣褐。”

“许子冠乎？”

曰：“冠。”

曰：“奚冠？”

曰：“冠素。”

曰：“自织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曰：“许子奚为不自织？”

曰：“害于耕。”

曰：“许子以釜甑爨（音增窜zēng cuàn），以铁耕乎？”

曰：“然。”

“自为之与？”

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原5.4）

译　文：

陈相去拜见孟子，宣讲许行的主张说：“滕文公，真是贤明君主啊！即使这样，还没懂得真正的治国之道。贤明之君与民同耕而获食，早晚自己做饭而治理国家。现在滕国有粮仓钱库，就是盘剥人民用来奉养自己的啊！怎能称得上贤明？”

孟子说：“许先生一定要亲自种粮而后才吃饭吗？”

陈相说：“是。”

孟子说：“许先生一定要亲自织布而后才穿衣吗？”

陈相说：“不是，许先生穿粗麻布衣服。”

孟子说：“许先生戴帽子吗？”

陈相说：“戴。”

孟子说：“戴什么帽子？”

陈相说：“戴白丝帽子。”

孟子说：“是自己织的吗？”

陈相说：“用粮食换的。”

孟子说：“许先生为什么不自己织绢绸做帽子？”

陈相说：“怕影响耕地。”

孟子说：“许先生做饭菜是不是要用锅、甑，是不是要用铁犁铁锄耕地？”

陈相说：“是。”

孟子说：“这些器具是许子自己做的吗？”

陈相说：“不是。用粮食换来的。”

孟子说：“用粮食换器皿、工具的人，不是盘剥制器皿、工具的人。制器皿、工具的人用器皿、工具换粮食，难道那是盘剥农民吗？况且许先生为什么不去亲自制器皿、工具，舍弃所用之物都可取于家中的做法呢？为什么频繁的与各种工匠交换物质，为什么许先生不厌其烦？”

陈相说：“各种工匠的技能本不是耕地人样样所能做到的。”

孟子说：“那么治理国家就可以是耕地人所能做到的吗？有管理者的事，有劳动者的事。而每个人生活所需，集聚了多少工匠的制品，如果一定都要自己制造而后才用，这种主张是率领天下人奔波忙碌于道路之中了。所以说：有的劳心，有的劳力；劳心的人管理劳力的人，劳力的人被劳心的人管理；被人管理的人供养管理人的人，管理人的人要靠被管理的人供养；这是天下通行的道理。

评　论：

许行，农家学派代表人物，其与《老子》小国寡民思想相类似。褐，粗麻布。陈良，楚国儒士。爨（cuàn），烧火煮饭。蓰（xǐ），五倍。

此章系在前章倡行予民“恒产”、“井田制”、“什一税”制等美好的社会改革蓝图基础上，孟子针对许行提出君、民同劳动而自食其力方可谓贤君治国的主张，详细阐述了社会分工与供养管理者的必要性、重要性。

原始社会生产力低下，组织者、管理者与劳动者同样劳动，生产所得仅能糊口，没有剩余物资。《韩非子·五蠹》记载：“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臿以为民先，股无完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尧舜禹三圣与民同劳，一是他们道德高尚，二是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尚处于原始状态，当初没有社会分工的基础与条件。当然，由于三圣的艰苦奋斗，调遣人力，分门类专一工作，使人类社会快速发展。这样，人类社会的分工也就产生了。

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最大的动力就是生产发展了，生产如何才能发展，靠的就是社会分工。如果每家每户所用的生产与生活的必须品都靠自家生产，那就要严重的影响生产效率，滞碍社会的发展。孟子在2300多年前就能提出社会分工的必要性，真是难能可贵，见解高明。这一问题西方资本主义萌生阶段，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传入时，都又重新提起。当然分工的程度不同了。但无论如何在2300多年前孟子能清晰地论证了社会分工的必要真是了不起。这一思想在2300多年里一直在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孟子不只是中华传统思想意义的亚圣，也确实是伟大的政治思想家。

孟子所论社会要有分工：首先有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分工。被管理者之中又分为：农民、工匠；工匠包括多种艺能的匠人。而管理者之中又分为管行政的、管教化的、管治水的、管农耕的等等，这样做的必要性，主要是提高效率，专一于一业，易于熟练，易于掌握规律与技巧。《管子·小匡》：“桓公曰：‘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奈何’管子对曰：‘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闭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不仅强调了社会分工，而且强调了同类人需要一起居处在利于发挥作用的方位，一起居处，有利切磋相关识见。可见，春秋、战国之际，有识之士对于社会分工问题的认识多为一致。只不过尤以孟子旗帜最为鲜明而已。但孟子于该章末尾所论，则更为独到。孟子明确反对，各种产品不论质量定价，“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孟子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有的价值相差一倍，有的五倍，有的十倍、百倍，甚至相差千、万倍，怎么能同等价格呢？如都同价格，又有谁去生产价值高的物品呢？这岂不是惑乱天下的做法吗？在此，孟子道出了一定的经济学道理来。

当然，此章孟子宗旨在于论证统治阶级专事社会管理，劳动者应拿出生产所得的一定份额去供养统治者的必要性。如果像许行那样认为管理者与劳动者一同劳动，同等获得生产所得以饱腹，那是社会的倒退。但孟子在不同社会角色享有生活资料的比例中有一定的严格规定，不准打破这种分配格局，不能无节制地夺取劳动人民的劳动所得。而应该由衷地关爱劳动者，重视劳动者。

《孟子·尽心下》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要以民为重，没有民作为本，国家就将倾颓，国君就无以为君。正如《尚书·无逸》所论：“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樯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不知稼樯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徽柔懿恭，怀保小民。”要了解民间的疾苦，稼樯的艰辛，要以善良的德性恭谨地待人，真正关怀保护自己的人民。只有如此，人民才能与统治者生死与共。这就是得民心，这就是得道。《孟子·公孙丑下》：“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各正其名而已，无需乎绝对平均。所谓的“均”是相对的均衡，不是不分等级名分地去平分。《孟子·万章下》：“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禄以是为差。”庶人当差者的俸禄与农民能养活几口人的收获相当。而“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就是下士所得俸禄顶多相当于能养九口人的农民。如果把下士所得作为“一”，那么中士是“二”，上士是“四”，大夫是“八”，卿是“三十二”，而君是“三百二十”。也就是说，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待遇是普通农民的320倍，最大官的待遇是普通农民的32倍。中层官员的待遇是普通农民的8倍、4倍。基层官吏的待遇是农民的2倍或相当。等级明确，按职做事，按职尽心力，按职得俸禄，谁也不得越权奢望多取利禄。只有把本职工作做好了，才能使国家的全局搞好，只有国家全局搞好了，自己的待遇才能长久持续下去，且能有升迁的希望和可能。只要不扰民，不加重剥削，农民就能甘其食，美其居，乐其业。统治者所谋所举都要尊重这个相对均衡，一般说，人民不要求绝对平均，但反对差距愈大。孟子认为始终保持人民与统治者的相对均衡，和谐相事，这就是与民同乐，普天同庆。这就是仁政。这一思想也是对孔子所追求的社会“均、和、安”思想的发展与具体化。而仁政的切实实施，必须体现在合乎君民各自名分的经济利益相对均衡上。

此章实际上是讲了在基本国策确定之后，如何管理的问题：一是社会分工，劳动者必须供养管理者；二是管理者必须体谅劳动者；三是人民闲居无事易生乱，必须教育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解决了基本生活条件后，就要办好教育，稍一松弛，人民的善性就会散佚，恶性就会滋长，所以要抓紧教育。只有教育的努力才能真正地去建立社会新秩序。而新秩序的基础是“父子有亲”即“孝”，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君臣有义”即“君礼臣忠”，“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社会新秩序，还要通过教育去维护它。孟子还说：“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孟子的教育主张完全是配合仁政主张的，教育人民存养与生俱来的善性，节制、减少欲望，用以涵养善性；要礼让谦和，尊长敬上，与人为善。这当然是“教人以善”，所以孟子的教育思想是忠于仁政的，是尽心中善性去助人弘扬善性的，是帮助仁政得人心、帮助君主受拥护的，当然是为建立、维护相对均衡的社会新秩序服务的。

显然，貌似为劳动人民着想的许行是违背历史发展潮流的，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孟子思想比之高明得多，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大得多。